唐太宗的高利贷业务及褚遂良、捉钱令史

稿源:当代金融家 | 作者: 日期:2014-06-24 13:05:43

为了得到实缺官职,“捉钱令史”们借贷情趣盎然,争先恐后。唐太宗的高利贷业务,也就做得风生水起,有声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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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626年,秦王李世民发动了玄武门之变,杀害了他的哥哥太子李建成和弟弟齐王李元吉,吓得他的老爸唐高祖李渊退居二线让出了皇位,躲进大安宫当了太上皇。图为《玄武门之变》画作
 
  为了得到实缺官职,“捉钱令史”们借贷情趣盎然,争先恐后。唐太宗的高利贷业务,也就做得风生水起,有声有色。
 
  当代人们对于褚遂良的熟识,并不是因为他做过唐太宗李世民的谏议大夫、中书令,而是因为他临摹的王羲之的《兰亭序》,是当代最著名的书法教材。除了这些,更加鲜为人知的是,褚遂良还曾反对唐太宗发放高利贷及组织官员下海经商,因而对大唐初期货币借贷活动产生过相当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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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鲜为人知的是,褚遂良还曾反对唐太宗发放高利贷及组织官员下海经商,因而对大唐初期货币借贷活动产生过相当重大的影响。图为褚遂良
 
唐太宗贞观之治
  公元626年,秦王李世民发动了玄武门之变,杀害了他的哥哥太子李建成和弟弟齐王李元吉,吓得他的老爸唐高祖李渊退居二线让出了皇位,躲进大安宫当了太上皇。于是,李世民登基称帝,是为唐太宗,改年号为贞观,开始了著名的贞观之治。
  在贞观年间共计二十三年中,天下战事频繁,大唐军队东征西杀,所向无敌:贞观三年,大唐军队打败了东突厥;贞观九年,大唐军队击降吐谷浑;贞观十四年,大唐军队消灭了高昌政权,将高昌的统治地区改编为西州;贞观十八年,大唐军队消灭焉耆;贞观十九年,唐太宗亲征高丽无功而返;贞观二十年,大唐军队击灭漠北的薛延陀,招降原属薛延陀的铁勒诸部;贞观二十一年、二十二年,大唐军队两次攻打高丽;贞观二十二年,大唐军队攻破龟兹。
  军事上的节节胜利使大唐军队威震天下,一时之间四夷宾服、外邦来朝,百官奏请唐太宗封禅泰山祭告天地。唐太宗好是高兴,不料一盆冷水泼下来,魏征出来告诉他,泰山已经去不得了:
  “今自伊、洛以东,暨乎海岱,灌莽巨泽,苍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阻。”
  由于战争造成人烟断绝,即便是黄河流域的广大富饶地区,也已经变为荒野,路途艰阻,供给匮乏,无法行走了。唐太宗无奈打消了封禅泰山的想法。
  战争的损耗相当巨大,青壮年百姓都上了战场,正常的生产早已停滞,即便能够从遥远的边境或异国掠夺到生活物资,限于长途跋涉的运输成本,这些物资也不可能运到国内使用了。当时社会物资大多已经投入军事用途,全国上下一贫如洗,百姓夜不闭户,小偷们都歇了工,犯罪率下降至几乎为零。
  除了全国上下共同贫穷,百姓大量死于侵略异族的战争之外,唐太宗的王朝似乎是个完美的王朝:政治方面宽容大度、任贤纳谏;文化方面开明进取、制乐修史;艺术方面推陈出新,诗歌、书法、舞蹈、绘画等方面皆有极高的建树;至于舆论宣传工作,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唐太宗君臣们的英名,传播四海,至今留下无数脍炙人口的故事。
  在中国历史上,贞观年间最为贫穷,这个看法似乎成为后世人们的共识。直到北宋年间,人们要举例说明一个时代的贫穷状况,还要以贞观年间为典范。北宋年间,王安石要在京师流通折二钱,宋神宗担心让外国人知道,使外国人认为宋朝贫穷,瞧不起宋朝。王安石解释说,贫穷并不丢人:
  “自古兴王如唐太宗、周太宗时极贫,然何足为耻?”
 
朝廷发放高利贷
  从隋朝末年李渊起兵,至贞观时期的对外战争,战争持续了三十多年,大唐王朝开支战争经费无数,财税枯竭,只好赚一点儿小钱补偿一下。贞观十五年,唐太宗带领朝廷发放高利贷,赚了一点儿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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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太宗发放高利贷的方法不是组织放贷公司,而是任命借钱主体。图为唐太宗
 
  唐太宗发放高利贷的方法不是组织放贷公司,而是任命借钱主体。先确定借钱主体,然后对其贷款,真可谓扩大金融业务的奇招妙术。老百姓是借不起钱的,或者说借了钱也是还不起的。唐太宗就组织各级官府衙门来借钱,每个衙门里任命九名工作人员作为自然人借钱主体,官方职称叫作“捉钱令史”。每个“捉钱令史”要从朝廷借取五万文钱,每年向朝廷缴纳利息四万八千文钱,年利率为百分之九十六。这个利率水平恰好没有突破前朝祖宗们关于取息不应超过本钱的道德标准,所以唐太宗的高利贷业务做得冠冕堂皇,心安理得。
  为了鼓励“捉钱令史”们还款付息的积极性,唐太宗将他们纳入吏部候补,缴满一年的利息,就可以任命实缺官职。为了得到实缺官职,“捉钱令史”们借贷情趣盎然,争先恐后。唐太宗的高利贷业务,也就做得风生水起,有声有色。
  唐太宗发放高利贷的目的,不仅是赚点儿小钱,更重要的是当时文武百官没有工资,各级官府衙门行政开支不足,朝廷发放高利贷所得的利息,就用于给百官发放工资,以及各级官府衙门的日常行政开支。
 
捉钱令史下海经商
  “捉钱令史”们从朝廷借到高利贷资金,就用来下海经商,追求利润。这种经营方式,并非唐太宗所首创,而是兴起于隋朝,被称为“公廨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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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全国上下共同贫穷,百姓大量死于侵略异族的战争之外,唐太宗的王朝似乎是个完美的王朝。图为阎立本《步辇图》,描绘唐太宗接见吐蕃使者的场景
 
  “廨”是古代官署的总称,“公廨钱”就是官员们从朝廷借来的本钱。官员们用公廨钱进行经营,所获利润用来解决生计问题,并补充官府衙门行政费用的不足,就形成了公廨钱经营方式。然而,公廨钱经营方式一经产生,就成为一个充满争议的事情。
  隋文帝开皇十四年(公元594年),工部尚书苏孝慈批评有些官员使用公廨钱放贷,唯利是图、烦扰百姓、败损风俗,因此奏请朝廷限制公廨钱的用途。出于农本主义思想,苏孝慈主张将公廨钱的用途限制在经营农业方面。开皇十七年,隋文帝诏令允许京师及各地衙署使用公廨钱在市场上交易买卖,以及在各处经营生意,唯不准使用公廨钱出借放贷收取利息。
  到了唐朝,官员们的俸禄远少于隋朝,京司和各地州县都设置了公廨田,供应公私的花费。以后,各级官府衙门用度仍然不足,京城各司的衙署就设置了公廨本钱,交给番官们去做买卖,收取利息,充作衙门官员们的俸钱。
  贞观十二年,唐太宗取消了公廨本钱。贞观十五年,唐太宗又恢复了公廨本钱,并将其规范化,加设了“捉钱令史”。
  有了本钱和朝廷的指令,“捉钱令史”们就开始打着朝廷的旗号下海经商,与百姓交易。官员与百姓交易,各自代表的利益不同,各自的法律地位也不相同。用一句现代的法律语言来说,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关系。百姓与官员交易,不能平等,百姓自然很不情愿,无奈官方势大权重,百姓只得勉强顺从。而且,“捉钱令史”们背负着朝廷的高利贷,不赚钱是不行的,必须交易,必须赚钱,有条件要做,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做。于是,强买强卖之风兴起,商品经济随之愈加衰败。
  凶残的“捉钱令史”借助朝廷政令的东风,可以从民间弄到许多钱;善良的“捉钱令史”不愿从民间弄钱,就自掏腰包,缴足高利贷的利息,也可以补授实缺官职。于是,“捉钱令史”就成为做官的捷径,引起知识分子官员们的强烈不满。
 
褚遂良谏废公廨钱
  作为高级知识分子官员的褚遂良坐不住了,上书皇帝,反对关于“捉钱令史”的设置。褚遂良指出,京师有七十多个官府衙门,现在设置六百多位“捉钱令史”,一年以后都可以实授官职。如此下去,用不了多久,官员的位置都要被“捉钱令史”占满。朝廷学府培养的知识分子,地方挑选的知识分子,优中选优地择出品德高尚者来做官,还免不了有些人营私舞弊。现在使用“捉钱令史”,培养出这些逐利之徒,个个都给官职,利用职权盘剥百姓,此后如何得了。
  唐太宗正在标榜任贤纳谏、广开言路、兼听则明的开明政治,得到褚遂良的奏章之后,立刻批准同意,“太宗乃罢捉钱令史, 诏给百官俸。”
  “捉钱令史”们停止下海经商,返回原岗位工作。唐太宗百官们的工资,也不再依靠官员们下海经商所得,唐太宗命令朝廷给百官发放俸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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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高级知识分子官员的褚遂良坐不住了,上书皇帝,反对关于“捉钱令史”的设置。褚遂良是书法大家,图为他临摹的王羲之《兰亭序》
 
  中国历代皇帝中,唐太宗是最开明的,他鼓励大臣们给他提意见。隋炀帝时期有一位著名的佞臣名叫裴矩,对隋炀帝从来不提反对意见,一味阿谀奉承,做尽了坏事。唐太宗任命裴矩为民部尚书。裴矩听说唐太宗喜欢听反对意见,就一个劲儿地给唐太宗提反对意见,搞得唐太宗非常开心。宋代著名的史学家司马光评价说:
  “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动则景随矣。”
  司马光说得明白,裴矩还是那个裴矩,其性格并没有变化。隋炀帝不喜欢听意见,他就不提意见;唐太宗喜欢听意见,他就提意见,皇帝喜欢什么他就干什么。皇帝就是个标杆,大臣就是个影子,标杆是什么样子,影子就是什么样子,标杆动影子也动。
  唐太宗喜欢有人提意见,大臣们就纷纷给他提意见。仅仅喜欢听还是不够的,重点在于能够接受。为了鼓励大臣们提意见,唐太宗闻过则喜,广泛纳谏,大部分意见都能够接受。褚遂良反对设置“捉钱令史”,唐太宗就取消了“捉钱令史”。过了一些时日,到了贞观二十二年,又有人提意见,说公廨钱经营是个好办法。唐太宗知错能改,纳谏如流,又恢复了公廨钱,并且恢复了“捉钱令史”的设置。
 
  本文部分内容参考:
  《旧唐书》卷七一《魏征》,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560页。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六《神宗熙宁九年》,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6745页。
  《新唐书》卷五五《食货五》,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395页。
  《新唐书》卷五五《食货五》,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395页。
 
  (石俊志,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北京法学会民商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华南理工大学货币法制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史学博士、法学博士、经济学博士、精算统计专业博士,研究领域横跨金融、法律、历史。对中国货币法制史有深入研究和独立观点,著有《中国货币法制史话》、《半两钱制度研究》、《五铢钱制度研究》、《中国货币法制史概论》等;在国际金融、金融资产运作、债权保护等方面亦深有造诣,著有《国际保理》、《现代精算数学原理》、《金融危机生成机理与防范》、《商业性债权转股权法律研究》等。本文原标题为《褚遂良与捉钱令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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