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改交子为钱引——北宋纸币交子流通制度的终结

稿源:当代金融家 | 作者: 日期:2014-12-28 14:13:12

宋徽宗在位的25年,是战争频繁的时代。由于军费浩大,宋徽宗滥发交子,致使交子流通制度衰败。所以,宋徽宗诏令改交子为钱引。

宋徽宗在艺术上具有非凡才华,琴棋书画、蹴鞠骑射无所不通。左图为其画作《腊梅山禽图》,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右图为其画作《听琴图》题头及花押,其花押(左)意为“天下一人”

 

宋徽宗在位的25年,是战争频繁的时代。由于军费浩大,宋徽宗滥发交子,致使交子流通制度衰败。所以,宋徽宗诏令改交子为钱引。

 

历史上,宋徽宗非常有名:一是他在艺术上的非凡才华,尤其琴棋书画、蹴鞠骑射,无所不精,他的“瘦金体”书法,冠绝天下;二是他玩物丧志,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亡国皇帝。鲜为人知的是:宋徽宗也曾整军讲武,击败西夏、镇压方腊起义、联金灭辽。但因军费浩繁,财税难支,宋徽宗不得已大量增发纸币交子,结果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只好诏令改交子务为钱引务,改交子为钱引,从而结束了北宋纸币交子流通制度。

 

交子是最早的官方纸币

交子是中国古代官方最早发行的纸币。西汉的白鹿皮币,是贵族使用的礼品。唐代的飞钱,是民间使用的商业汇票。只有交子系由官方发行,可多次流转使用,是真正意义上的官方发行纸币。

北宋时期,商品经济空前繁盛,成为继东汉、中唐之后,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又一高峰。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北宋是铸造铜钱最多的朝代,但相对于高速增长的商品经济而言,货币总量仍严重不足。因此,北宋的货币立法,摒弃了过去延续千年的基本方向,开始走向反面,即从千年以来各王朝限制百姓盗铸铜钱、抑制铜钱过多引发的通货膨胀,转向限制百姓毁钱铸器、限制铜钱流出境外,抑制铜钱过少引发的经济萧条。这一变化,标志着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已经从初级阶段,步入前所未有的高级阶段。货币总量严重不足的另一个后果是出现了纸币的流通。北宋初期,四川民间出现了纸币——交子,用来代表铁钱流通。

早在五代十国时期,割据四川的后蜀政权盛行铁钱。宋太祖乾德三年(公元965年),宋军攻入四川,后蜀后主孟昶投降,宋王朝允许四川继续流通铁钱。铁钱沉重,不便携带,所以在北宋初期,四川百姓便创造了纸币交子,代替铁钱流通。四川的交子,经过益州知州张的整顿,官方指定由16户富民联合办理发行及兑付,逐步形成气候。后来,富民们产业渐败,无力偿付债务,出现了诉讼。宋真宗大中祥符末年(公元1016年),益州转运使薛田奏请设置交子务,将交子收归官营,但是未能获得朝廷的批准。朝廷论证许久,直到宋仁宗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朝廷才正式设置了益州交子务,统一经营和管理交子的发行和兑换。

自发行交子初始,北宋朝廷便设置了类似于现代纸币管理的基本规则,规定有发行界兑制度、发行限额制度、发行准备制度和流通区域限定制度。交子的发行,每两年发行一界。每界交子流通使用满两年时,持币人可以用旧币换取下一界新币。界满的交子,有一年的兑换期,即自第二年界满后一年之内,可以兑换新币,满三年方才作废。交子每界发行限额一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每一千文钱,一界总额十二亿五千六百三十四万文钱。应对该发行金额,官方设置发行准备三十六万,即三点六亿文钱,用于备付交子的兑现,发行准备率约为百分之二十八。当时的制度规定,各界发行交子数额不变,发行准备也保持不变。这种制度维持了80多年,对北宋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四川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支持作用。初期,交子的流通区域被限制在四川,后来多次扩展到陕西,又多次被收缩回四川。宋徽宗时,交子的流通区域从四川扩展到陕西、京西北、淮南等路。

 

战争造成交子通货膨胀

北宋时期,宋仁宗、宋神宗和宋徽宗三个皇帝,先后发动了对西夏的大规模战争。几十年中,战争时断时续,对宋夏双方社会政治和社会经济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西夏位于大宋国境的西北,是由党项民族建立的政权。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党项民族首领李元昊建立西夏王朝,派使者通告宋朝。对于李元昊的分庭抗礼,宋仁宗出兵讨伐。宋军三战三败于三川口、好水川及定川砦。战争进行到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西夏虽然屡战屡胜,但军费开支过大,财用不给,物价暴涨,人民无法生活,只好与宋朝议和。到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变法,富国强兵,为攻打西夏准备了充足的军事物资和兵源。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宋神宗发动对西夏的大规模战争,双方投入士卒、民夫以百万计,先战于灵州,后战于永乐城,宋军连战连败,死亡士卒、民夫60多万。宋神宗欲立盖世功业的梦想破灭,不久便忧郁病死。宋神宗的儿子赵煦即皇帝位,是为宋哲宗。十几年后,宋哲宗英年早逝,没有儿子,皇位就传给了异母弟宋徽宗。

 

因军费浩繁,财税难支,宋徽宗不得已大量增发纸币交子。图为交子

 

宋徽宗不仅能诗会画,打起仗来也远胜于他的列位先辈。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宋徽宗即位后两年,便发动了对西夏的战争。在宋徽宗的战略部署下,宋军连战连捷。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童贯、王厚攻克湟州(今青海乐都);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王厚接连攻下鄯州(今青海西宁)、廊州(今青海贵德)。为攻打西夏,宋徽宗增发交子以助军费,交子发行量达到每界发行限额的20倍之多,结果形成严重的通货膨胀。交子界满,以旧更新时,新交子收兑旧交子以一兑四,即旧交子贬值百分之七十五,只剩下百分之二十五的价值。但是,新交子发行之后,仍不能兑换足量的现钱,所以继续贬值下去。

 

宋徽宗诏令改用钱引

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攻打西夏战后不久,宋徽宗诏令改交子务为钱引务,改交子为钱引。这样做是为了提高纸币的信用等级。“交子”的意思是用于交换的凭证,而“钱引”的意思则是可以用来提取现钱的凭证。当时市场上还有盐引和茶引,分别是提取食盐的物权凭证和提取茶叶的物权凭证。朝廷发行钱引,意为可提取现钱的凭证,有利于人们增强对其流通价值的信心。

改交子为钱引之后,纸币继续贬值。大观年间,法定兑换一千枚现钱的一钱引,只能兑换十余枚现钱。《宋史•食货下三》云:

“大观中,不蓄本钱而增造无艺,至引一而当钱十数。”

大观四年(公元1110年),张商英代替蔡京为相,宋徽宗诏令恢复纸币的发行限额,经过长期的努力,直到宣和年间(公元1119~1125年),钱引的价值才逐渐得到了恢复。

政和四年(公元1114年),童贯被任命为陕西经略使,总领六路军事,再次讨伐西夏。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童贯的部将刘法在古骨龙斩首西夏军三千人;种师道攻克臧底城。长期的战争,使社会生产遭受重大打击,同时又消耗了大量的生命和社会财富,人民生活日益贫困,朝廷财税枯竭。宋徽宗只好在盐和茶的交易上增加税钱,与私盐贩、私茶贩夺利。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宋朝与金国订立“宋金宣和海上之盟”,约定联合灭辽。不料,方腊发动了摩尼教起义,私盐贩、私茶贩纷纷响应。起义军攻占城池、劫富户、杀官吏,很快就聚集了数十万之众。宋徽宗派童贯率军围剿,与起义军先后战于秀州、杭州、清溪等地。童贯三战三捷,大规模屠杀起义军将士。战争进行了大约一年,方腊起义终于被镇压下去。

 

图为宋徽宗赵佶

 

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宋徽宗派童贯率军攻打辽国燕京。童贯久攻不下,便派使者至金朝请兵协助。金军到来,辽国不战而降。金军进入燕京,大肆抢掠之后,便将燕京移交给宋朝管理。根据双方约定,宋朝将往年交付辽国的每年银绢五十万两匹转向金国交纳,并付金国燕京代税钱一百万贯,犒军费银绢二十万两匹。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金太祖阿骨打去世,他的弟弟吴乞买即位,立刻整兵备战,南下攻宋。面对强敌,宋徽宗无奈下诏罪己,取消花石纲,不再收藏奇花异石,但仍挡不住金军的南下,只好禅位给他的儿子宋钦宗。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金兵攻入开封,虏宋徽宗、宋钦宗北去,北宋灭亡。

宋徽宗在位的25年,是战争频繁的时代。由于军费浩大,宋徽宗滥发交子,致使交子流通制度衰败。所以,宋徽宗诏令改交子为钱引。

 

钱引的流通及其终结

继承交子流通制度,钱引的流通区域仍然限制在四川。金军南下击灭北宋,宋朝退避江南转为南宋。南宋的统治地区包括四川,所以钱引继续在四川流通。但是,随着战争规模的进一步扩大,钱引的发行也就突破了原定的限额。南宋高宗建炎年间(公元1127~1130年),张浚以知枢密院宣抚川蜀,命赵开为随军转运使,在秦州设钱引务,在州鼓铸铜钱。此后,赵开大量制造钱引,使钱引数量达到四千一百九十万,超过限额大约三十三倍。赵开大量发行纸币,却没有引发通货膨胀,而是引发了百姓对纸币的盗制。

宋徽宗增发交子,并没有增加发行准备,交子数量增多却不能兑现,所以迅速贬值,结果法定兑换一千枚现钱的一钱引,只能兑换十余枚现钱。宋徽宗改交子为钱引,并没有能够改变这种局面。赵开在四川发行钱引,增设银绢作为钱引的发行准备。官卖银绢,允许百姓用钱引购买银绢。百姓需要向官府缴纳各种税赋,赵开允许百姓采用钱引缴纳。因此,赵开采取的措施保证了钱引价值的稳定。

南宋宁宗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韩胄指挥宋军大规模出击,北伐金国,结果宋军大败。为了军备和战争的消费,南宋王朝大量发行纸币,纸币进入恶性通货膨胀时期。当时南宋统治地区流通的纸币,主要是东南地区流通的会子,以及四川地区流通的钱引,两者都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

宋理宗端平元年(公元1234年),南宋王朝再演宋徽宗联金灭辽故事,但这次是联蒙灭金,金国果然被宋蒙联合击灭。第二年,宋蒙战争全面爆发,此后数十年战火不息,纸币的问题也就愈加严重。宋理宗宝四年(公元1256年),四川宣抚使李伯曾上《救蜀楮密奏》,指出四川钱引存在的问题,建议将四川发行纸币的权力上缴朝廷。当年,朝廷下令使用封椿库新造的四川会子,收兑钱引。自北宋徽宗更交子为钱引,至南宋理宗诏令使用会子收兑钱引,钱引共流通约150年,至此终于完成了历史使命,退出了流通领域。

 

(石俊志,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北京法学会民商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华南理工大学货币法制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史学博士、法学博士、经济学博士、精算统计专业博士,研究领域横跨金融、法律、历史。对中国货币法制史有深入研究和独立观点,著有《中国货币法制史话》、《半两钱制度研究》、《五铢钱制度研究》、《中国货币法制史概论》等;在国际金融、金融资产运作、债权保护等方面亦深有造诣,著有《国际保理》、《现代精算数学原理》、《金融危机生成机理与防范》、《商业性债权转股权法律研究》等。本文刊载于《当代金融家杂志2014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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