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琦与虚钱——大唐王朝创建的虚钱概念

作者: 日期:2014-07-31 19:13:54

第五琦确实是个理财高手,善会收敛民财,“乾元重宝”切实解决了朝廷缺钱的困境,使朝廷最终赢得了平叛战争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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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元元年(公元760年),朝廷下令改变“重轮钱”、“乾元重宝”钱及“开元通宝”钱之间的法定兑换率,实现了名目货币与金属货币在概念上的分离,从此,中国古代钱币出现了“虚钱”与“实钱”概念的区别。左图为“乾元重宝”,右图为“开元通宝”

  第五琦确实是个理财高手,善会收敛民财,“乾元重宝”切实解决了朝廷缺钱的困境,使朝廷最终赢得了平叛战争的胜利。
 
  第五琦是长安人,善于理财,做过唐肃宗时期的宰相。
  早在安禄山起兵造反时,第五琦在北海郡太守贺兰进明手下做录事参军。安禄山的军队摧枯拉朽般杀将过来,贺兰进明不敢与之抵抗,迅速丢失了防地。唐玄宗大怒,派人送刀给贺兰进明,军法胁迫,强督作战。第五琦劝贺兰进明多用财帛,厚赏勇士,出奇力战。听从第五琦的建议,贺兰进明果然收复了失地。此后,太子李亨在灵武即位,是为唐肃宗,贺兰进明派第五琦去蜀中向唐肃宗报告战况。第五琦对唐肃宗说,现在最要紧的事情就是打仗,打仗的胜负取决于有没有足够的钱。第五琦请求唐肃宗给他一个名正言顺的职务,让他去筹钱来支持军用。唐肃宗接受了第五琦的建议,给他任命了好几个官衔。第五琦就打着朝廷的旗号,着手整顿盐铁专营,虽然名义上不增加百姓的税赋,但在实际上却从百姓手里收来许多钱,用来支持唐王朝的平叛战争。此后,第五琦建议朝廷铸行虚币大钱,用来以一换多地从民间掠取资财。虚币大钱政策达到了显著的效果,该政策为朝廷平叛战争赢得了经济实力上的优势。此外,虚币大钱政策引发了大唐王朝君臣们更为丰富的想象,由此产生了更加奇妙的“虚钱”概念。

战争致使财税枯竭
  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北方边镇胡人将领安禄山以诛杀奸臣杨国忠为名,在范阳起兵南下。安禄山的军队所向披靡,迅速攻占了洛阳。战争进行到第二年,唐玄宗放弃长安,率禁军仓皇西逃。在逃亡的道路上,禁军哗变,杀死权臣杨国忠,逼迫唐玄宗縊杀杨贵妃,之后簇拥唐玄宗继续西逃。紧接着太子李亨在灵武即位,遥尊唐玄宗为太上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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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史之乱中,民间穷苦,百姓流离失所。图为李昭道《明皇幸蜀图》,描绘唐玄宗李隆基为避安史之乱,行于蜀中的情景
 
  此时战乱严峻,河北被叛军割据,河南、山东、荆襄和剑南都驻有各路平叛军队,这些地区的赋税都不上缴朝廷。因此,朝廷用于战争的费用全部由淮南和江南百姓承担。各路军队时常叛乱,叛军和朝廷军队各自纵兵抢掠百姓,江淮人民饱受劫难。战争致使田地荒芜,江淮地区饥荒严重,饿殍遍野。朝廷为战争募资,加紧搜括民财,设立的苛捐杂税名目繁多。
  连年不断的战争,耗费了朝廷和民间大量物资。各地节度使乘机扩大地方军事割据力量,藩镇与朝廷对峙的局面逐步形成。民间穷苦,百姓流离失所,卖儿卖女,大量死亡。朝廷穷苦,就想办法从民间掠取钱财。然而,战争使朝廷财税枯竭。税既枯竭,朝廷从民间掠取物资的办法,就只有铸行大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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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号称“天下第二行书”的颜鲁公的《祭侄文稿》,其中描述了颜氏一门在平叛战争中的悲惨遭遇
 
第五琦请铸虚币大钱
  唐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正值朝廷组织军队围剿叛军时,担任铸钱使的第五琦奏请朝廷铸行“乾元重宝”大钱。“乾元重宝”钱是典型的虚币大钱,法定直径一寸,每千枚法重十斤,一枚“乾元重宝”钱法定兑换十枚流通中的“开元通宝”钱。“开元通宝”钱法定直径八分,每千枚法重六斤四两。在直径和重量两方面,“乾元重宝”钱比“开元通宝”钱都要大一些。但是,一枚“乾元重宝”钱法定兑换十枚“开元通宝”钱,按含铜量计算,朝廷用十斤铜就可以从民间兑换六十四斤铜。所以,反复兑换更铸,铸行“乾元重宝”钱就成为朝廷发财的捷径,成为朝廷为了支持战争而从民间掠取钱财的有效措施。
  战争需要钱财,从民间掠财,需要有冠冕堂皇的理由。唐肃宗颁诏批准了第五琦的建议,他不仅命令铸行“乾元重宝”大钱,以一当十,并且详细阐述了铸行“乾元重宝”大钱的理由:一是改革币制有先例可循,只要有利于朝廷,也有利于百姓,就可以做;二是国家有难,朝廷缺钱,需要大家出力。汉武帝时也有过类似的措施;三是朝廷改铸新钱,但不废旧钱,大家日子照常过,这也是效法古人。
  于是,货币改制顺利进行,“乾元重宝”钱与“开元通宝”钱二品并行流通。朝廷以少换多,收敛了大量的钱财。

虚币大钱政策运用过度
  铸行“乾元重宝”钱,朝廷敛财的目的达到,得偿所愿。朝廷所得的价值,被用来有效地支持了“保卫国家”的战争。出主意的第五琦不久之后便被升任宰相。
  铸行虚币大钱的办法真好使,好得出乎意料。第二年,第五琦乘胜扩大战果,下令铸行法定兑换五十枚“开元通宝”钱的虚币大钱,仍然铭文“乾元重宝”,只是加大了重量,加厚了外郭。这种虚币大钱,法定直径一寸二分,每千钱重量十二斤,由于外郭厚重,所以被人们称之为“重棱钱”或“重轮钱”。
  于是,“重轮钱”、“乾元重宝”钱及“开元通宝”钱三品并行流通。朝廷仅用十二斤铜铸造一千枚“重轮钱”,就可以从民间兑换含铜总量高达三百二十斤的五万枚“开元通宝”钱,朝廷从中获利数十倍。因此,朝廷只要不断地销毁旧钱更铸“重轮钱”,很快就可以将民间资财大部分划为己有。同时,市场上虚币大钱泛滥,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每斗米的价格居然涨到七千钱。百姓平生积蓄的“开元通宝”钱,瞬间缩水,几乎化为乌有。市场上的粮食物资,被官兵用大钱洗劫一空。许多百姓饿死,尸体布满道路。为了活下去,百姓们不得不开始盗铸大钱。
  这种情形与汉武帝铸行白金三品及王莽铸行大泉五十时的情形相似。但是,汉武帝和王莽都是帝王,权威无上,错了也无人敢来问责,第五琦却只是宰相,难辞其咎。第五琦搞乱了币制,不久就丢掉了宰相的职务,被贬到忠州去做长史。然而,第五琦没有能够走到忠州,半路上被截住改判发配,流放到夷州去了。不可否认的是,第五琦确实是个理财高手,善会收敛民财,“乾元重宝”切实解决了朝廷缺钱的困境,使朝廷最终赢得了平叛战争的胜利。唐肃宗晚期,第五琦又被重新起用,后来做过朗州刺史、御史大夫、京兆尹、判度支、铸钱使、盐铁使、转运使、常平使、户部侍郎、太子宾客、东都留守等许许多多官职,死后还追赠了太子少保。

虚钱概念的产生
  唐肃宗将第五琦赶出朝廷,并不意味着朝廷不缺钱了。相反,唐肃宗立刻要求百官研究钱币改制的问题。经过讨论,百官认为新钱不宜销毁更铸,但可以改变兑换率。上元元年(公元760年),朝廷下令改变“重轮钱”、“乾元重宝”钱及“开元通宝”钱之间的法定兑换率,一枚“重轮钱”法定兑换三十枚“开元通宝”钱;一枚“乾元重宝”钱法定兑换十枚“开元通宝”钱;一枚“开元通宝”旧钱法定也兑换十枚“开元通宝”钱。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安排,它实现了名目货币与金属货币在概念上的分离,一枚金属货币的名目价值被法定为十枚它本身的价值。从此,中国古代钱币出现了“虚钱”与“实钱”概念的区别。
  上元元年,减重轮钱以一当三十,开元旧钱与乾元十当钱,皆以一当十,碾磑鬻受,得为实钱,虚钱交易皆用十当钱,由是钱有虚实之名。
  在商品买卖计价时,需要用名目货币即虚钱来计价,实际交割时,还要用金属货币即实钱本身来交割。此时出现的虚钱,不同于过去朝代的虚币大钱。过去朝代的虚币大钱,是朝廷铸行比流通中旧钱略大略重的钱,法定其与流通中旧钱的兑换比率,以一当多地兑换流通中的旧钱,从而实现掠取民财的目的。而此时出现的虚钱,则是朝廷直接对流通中的旧钱宣布法定价值,以一当多地代表旧钱本身行使虚币大钱职能。这种奇怪的货币制度,是在唐肃宗时宰相第五琦连续铸行虚币大钱之后产生的,其目的也是掠取民财,支持战争。
  但是,这种货币制度安排很不容易被大家理解,唐肃宗不得不颁布诏书予以说明。在诏书中,唐肃宗讲了一番大道理之后说,目前的钱币流通确实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物价上涨,人心不安。为了化解矛盾,我们可以采用折中的办法。那个当五十的钱,当得太多啦!我们给它减一减,当三十好啦!新钱还是当十好啦,旧钱也当十好啦,大家都当十,应该没有什么矛盾了吧?但是,这办法是不是好使,咱们心里也没有底,先在京城和京城附近的地区试行一下,各州地方等着朝廷的指示吧。
  唐肃宗在京城和京城附近地区搞的实验,不久就有了下文。在实验开始后的第二个月,朝廷就宣布将“重轮钱”的价格从每枚五十枚虚钱降低到每枚三十枚虚钱,并且通告全国执行。宝庆元年(公元762年),唐玄宗和唐肃宗先后去世,朝廷对钱币流通又进行了全面的改制:“乾元重宝”钱从一枚法定兑换十枚虚钱改为法定兑换两枚“开元通宝”实钱;“重轮钱”则被分为大小两种,分别可以兑换两枚和三枚“开元通宝”实钱。不久,朝廷又将所有钱币的价格统一起来,全部以一兑一地进入流通,虚钱的概念终于被停止使用。
  
  本文部分内容参考:
  《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四》,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387页。
 
  (石俊志,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北京法学会民商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华南理工大学货币法制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史学博士、法学博士、经济学博士、精算统计专业博士,研究领域横跨金融、法律、历史。对中国货币法制史有深入研究和独立观点,著有《中国货币法制史话》、《半两钱制度研究》、《五铢钱制度研究》、《中国货币法制史概论》等;在国际金融、金融资产运作、债权保护等方面亦深有造诣,著有《国际保理》、《现代精算数学原理》、《金融危机生成机理与防范》、《商业性债权转股权法律研究》等。)
 
  本文刊载于《当代金融家》杂志2014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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