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本着适度分散和差异化原则，根据不同国家的需求差异，调整人民币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结构，有重点、有步骤地提高人民币在沿线国家投资中的参与程度。
正文
全球性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使得原本深陷探底危机的国际经济再度面临严峻挑战，同时对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产生冲击。面对这种新形势，我国率先控制疫情有序复工复产，提出“扩大对外开放，努力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公信力大大提升，为我国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了新的机遇。
尽管现有文献为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对人民币国际化影响效应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现有文献并未对人民币对外直接投资进入的行业、地区流向、防范投资企业风险等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人民币国际化互动机制的实证分析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笔者选取2013年1月至2018年12月的月度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对外直接投资与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效应。笔者选取三个变量（见表1），考虑到指标之间具有较大的差异性，所有指标均进行对数化处理，以消除量纲影响，数据分析使用Stata 11.0软件完成。
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由于时间序列可能会存在序列相关问题，因此，在进行模型分析前，要对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以避免出现“伪回归”的情况。笔者选用ADF检验进行数据的平稳性检验，具体结果如表2所示，DGRI和DODI、DCPI为平稳序列，记为I（1）。
VAR模型的建立
1.最优滞后阶数的确定
VAR模型是估计联合内生变量动态关系的计量模型，此模型中最重要的是滞后阶数的确定，在滞后阶数与自由度之间寻求均衡，因为滞后阶数的选择会影响到模型参数的解释力。笔者采用AIC和LR准则确定最优滞后阶数，如表3所示。
通过比照各种信息准则值，确定滞后1期为最优滞后阶数，并以此建立VAR
2. VAR模型相关检验
（1）协整检验
Johansen协整检验方法认为，虽然一些经济变量本身是非平稳序列，但它们的线性组合却有可能是平稳序列，并且可以解释变量之间的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表明，人民币国际化（RGI）、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DI）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之间具有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如表4所示。
（2）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Granger因果检验表明，ODI和RGI之间互为因果关系，CPI是引起RGI、ODI变化的因。如表5所示。
促进对外投资驱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选择
提高人民币对外投资比例，驱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
积极发挥对外直接投资的催化作用，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商务部发布的《2018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显示，中国在全球国外直接投资中影响力不断扩大，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逆势上扬。现阶段全球经济受疫情影响持续下行情况下，中国公信力不断强化，经济结构改革形式向好，将使人民币成为理想的投资货币。因此，应鼓励跨国企业对外使用人民币进行投资，积极使用人民币进行资本输出。其次，在境外企业对东道国合作过程中，使用人民币可以在国内获得更加充沛的资金供给，有利于外企在海外经营时加大对人民币的投资使用。
分层推进人民币跨境投资，提升企业海外投资风险意识
一是制定对外投资国别产业规划，有序推进重点行业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带动我国技术和服务输出与对外贸易有效衔接，充分利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宏观经济发展战略布局。二是要充分借鉴发达国家企业对外投资的经验教训，加强“走出去”企业合规合法经营意识，以防范企业对外投资风险。三是推动我国同重点国家发展战略对接，共同签署高标准双边投资协定、司法协助协定等，完善对外投资风险防控机制，构建企业海外利益保护体系。
发挥人民币基础设施融资作用，夯实人民币投资使用基础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面临着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和资金缺口，中国开展“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拥有独特基建优势。因此，应积极构建包括以人民币资本为主导的“一带一路”的投融资框架和金融合作体系，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以人民币计价贷款、股权融资、人民币债券融资和发展援助融资。
调整对外直接投资空间流向，提高人民币国际参与程度
重塑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格局，不仅是我国步入“新常态”的必然选择，也是在世界经济中更好地发挥负责任大国的现实要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众多，不仅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等经济金融水平较高的发达国家，也包括老挝、越南和中亚国家等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本着适度分散和差异化原则，根据不同国家的需求差异，调整人民币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结构，有重点、有步骤地提高人民币在沿线国家投资中的参与程度。
（陈丽婷单位为中国人民银行白银市中心支行，王琪单位为中国人民银行兰州中心支行）
上一篇：蒙图现钞调运业务发展及趋势考量——以二连口岸为例
下一篇：基于主体诉求的跨境资金池本外币一体化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