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信用社省联社是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的重要标志和成果，在推动改革、规范经营、强化管理、化解风险等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我国内外部环境的变化，特别是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持续推进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我国农信社的发展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农村信用社省联社体制也已逐渐难以适应形势发展需要，深化省联社改革迫在眉睫、势在必行。
农村信用社是我国农村金融的主力军，特别是自2003年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农村信用社改革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为服务“三农”和支持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截至2020年末，全国农合机构（包括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共有法人机构2185家，占全国银行业的近1/2；资产总额39.6万亿元，贷款余额21.3万亿元，分别占全国银行业的12.4%和11.9%；涉农贷款余额11.2万亿元，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0.1万亿元，分别占全国银行业的28.8%和23.7%。深化改革以来，农合机构始终坚持支农支小的定位，在助力脱贫攻坚、服务乡村振兴、支持小微企业、发展普惠金融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党委书记、理事长孔发龙说：“农村信用社省联社是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的重要标志和成果，在推动改革、规范经营、强化管理、化解风险等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他同时指出，随着我国内外部环境的变化，特别是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持续推进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我国农信社的发展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农村信用社省联社体制也已逐渐难以适应形势发展需要，深化省联社改革迫在眉睫、势在必行。
深化农村信用社省联社改革迫在眉睫
其实，早在2016～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就已连续三年提及省联社改革：2016年提出“开展省联社改革试点”；2017年提出“抓紧研究制定省联社改革方案”；2018年提出“推动农村信用社省联社改革”。从农合机构改革进程来看，截至2020年末，全国已改制组建农商银行1529家，占农合机构法人总数的70%；安徽、湖北、江苏、山东、江西、湖南、广东、青海等8个省份已全部完成农村信用社改制为农商银行的工作。但孔发龙认为，在当前形势下，应进一步加快推进农村信用社省联社改革，以进一步推进行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切实提升农合机构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能力和水平。他认为，深化农村信用社省联改革社可以进一步理顺管理体制、凝聚发展合力，更好地发挥农合机构农村金融主力军作用，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更有力的金融支持。
第一，允许各省自定改革模式。国务院《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国发〔2003〕15号）明确，农村信用社的管理交由省级人民政府负责。为此，孔发龙提出，深化省联社改革的过程中，在模式上不能搞“一刀切”，应由各省级人民政府主导，允许各省级人民政府根据本省的经济发展水平、农业产业结构特点、金融发展环境、农村信用社改革发展现状等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省情实际的省联社改革模式。
第二，坚持银行化改革方向。为进一步提升农村金融的专业化服务水平，提高省域服务乡村振兴的能力，孔发龙创新性地提出：“在保持县域农村金融机构法人地位和数量总体稳定的前提下，按照银行化改革方向，将省联社改革为具有银行经营牌照的省级农商银行。”不仅如此，还应允许其拓展为乡村振兴服务的多元化金融业务，支持符合条件的省级农商银行获得金融租赁、消费金融、基金、保险、证券、信托等经营牌照，允许以省为单位设立金融资产投资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和理财子公司。
第三，实施差异化金融监管体制。鉴于农合机构法人机构多、单个规模小、发展不平衡的实际情况，应建立对省联社（省级农商银行）及农合机构实行有别于其他金融机构的差异化金融监管体制，根据其所处经营环境、资产规模、风险状况等因素，在公司治理、监管标准、监管方式等方面实行分类指导、区别对待，特别是对经营规模较小的机构给予一定的监管弹性和容忍度。
第四，出台改革配套政策支持。省联社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面的政策支持和协调联动。应出台省联社改革相关配套政策，在国有资本入股、不良资产处置、相关税费减免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和支持，以有效降低改革成本，推动改革工作顺利开展。
第五，尽快启动改革试点。 “先试点、后推广”是我国推进改革的成功做法。孔发龙认为，应优先选择在已经全面完成农商银行改制、更加具备改革条件的省份率先开展省联社改革试点，待取得成熟经验后，再在全国全面铺开，以有效规避改革风险，避免改革走弯路。
适时制定《农村中小银行法》
农村中小银行主要包括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等，在我国金融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支持“三农”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孔发龙说：“农村中小银行已成为支持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的普惠金融主力军，它们长期扎根农村、贴近农业、服务农民，承担了大量的普惠性、民生性、准政策性金融任务。”据统计，截至2020年末，全国共有农村中小银行法人机构3800多家，占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80%以上；总资产41.5万亿元，占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13.3%，是我国机构网点最多、服务覆盖最广、业务规模最大的金融机构。农村中小银行发放了全国30%左右的涉农和小微企业贷款、60%左右的农户贷款、90%左右的扶贫贷款。
值得注意的是，农村中小银行的改革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引领和保障。但是，当前我国农村中小银行法律制度建设仍然相对滞后，不利于推进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和服务乡村振兴大局。为此，孔发龙建议国家制定《农村中小银行法》，主要明确以下四点。
首先是通过立法明确农村中小银行的法律主体地位。以法律形式，确立农村中小银行的企业性质和主体地位，规定其法律权利和义务，优化其发展环境，取消对其不合理的开户限制，保障其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其次是通过立法明确农村中小银行支农支小职责。以法律形式，明确农村中小银行的主要业务范围为支农支小，支持其开展金融创新、拓宽业务领域，不断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
再次是通过立法明确对农村中小银行实施差异化监管。以法律形式，明确对农村中小银行的监管区别于国有大行、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建立适合农村中小银行小法人特点，主要服务“三农”、小微企业等弱势群体实际的监管标准、监管方式以及监管指标体系。
最后是通过立法明确对农村中小银行的政策扶持。以法律形式，明确央行、财政、税务等部门对农村中小银行的政策扶持，将存款准备金率、再贷款再贴现、风险补偿、税收优惠等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各类支持政策上升为法律，切实增强农村中小银行支农支小能力，更好地服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
帮助城镇困难群体脱困解困
经过8年的持续奋斗，我国如期完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近1亿贫困人口实现脱贫，令全世界刮目相看。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的脱贫攻坚战。
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突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任务依然艰巨。打赢脱贫攻坚战后，我国扶贫工作进入了从消除绝对贫困转向解决相对贫困的新阶段。孔发龙认为，帮助城镇困难群体脱困解困，是解决相对贫困的重要方面。在我国加快推进城镇化建设的进程中，一些生活在城镇的低保对象、孤寡老人、孤儿、因灾因病因残致贫家庭等困难群体，他们既无田无地、很多也无职无业，面临着生活难、就业难、就医难、就学难、居住难等生存困境。同农村贫困人口一样，他们理应受到社会的关注和重视，理应得到政府的扶持和帮助。为此，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同时，还应聚焦城镇困难群体，进一步加大脱困解困帮扶力度，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他提出了以下帮扶举措。
第一，精准识别帮扶对象。在全国推动城镇困难群体智能化、精准化管理，运用大数据平台建立城镇困难群体电子档案，对其家庭构成、收入来源、致困原因等信息，实行“一次采集、动态调整、资源共享”。
第二，稳步提高低保标准。充分发挥社会救助兜底保障作用，优化低收入群体认定标准，分类提高城乡低保补贴标准，减轻城镇困难人群生活负担。对身患重大疾病、遭遇重大灾害，在享受保险、赔偿和救助后基本生活仍陷入困境的，给予一次性临时帮扶金。
第三，加大扶智扶志力度。加强城镇困难群体生产帮扶和就业帮扶，开辟就业绿色通道，开展就业免费培训指导，促进城镇困难人员就业脱困。对招用城镇困难人员的用人单位，在给予社会保险补贴的基础上，配套出台相应税收优惠政策，强化政策引导与激励。加强教育帮扶，贯穿学前教育到大学教育，通过减免学杂费、补助生活费、发放助学金等方式，让城镇困难家庭子女能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有效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第四，建立长效救助机制。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建立健全基层社会救助服务工作站，加强对城镇困难群体的人文关怀、物质帮扶、精神慰藉和心理健康服务，切实增强困难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加强对社会工作者、志愿者的政策扶持，建立完善社会工作积分机制，促进社会组织在提供社会救助服务中发挥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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