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在后新冠肺炎疫情时期，我国发展面临的风险挑战前所未有，大国之间的金融摩擦值得高度关注，要时刻为可能会出现的“国际金融摩擦”或“金融战”做好充分准备。
正文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安全事关国家安全全局。在后新冠肺炎疫情时期，我国发展面临的风险挑战前所未有，大国之间的金融摩擦值得高度关注，要时刻为可能会出现的“国际金融摩擦”或“金融战”做好充分准备。
要高度重视“国际金融摩擦”
当今世界是一个被美元霸权彻底颠覆和严重扭曲的世界，有人认为金融业是中国经济的“阿喀琉斯之踵”（Achilles' Heel）。体量巨大而创新能力又相对不足的中国金融业能否在高度复杂的全面开放环境下，有效应对各种挑战，能否抵御金融超级大国发起的“金融摩擦”，事关中国改革开放大局。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金融业在国际经济金融和贸易体系互动过程中的主导权力仍然较为薄弱，有待加强和提升。
一是美国的既定方针是不允许亚太地区再出现超级强国。美国在21世纪的国家安全战略目标就是维护其唯一超级大国地位，美国认为恐怖主义无法挑战其世界霸主地位，真正挑战来自一些新兴大国的崛起。2019年6月1日出炉的《美国印太战略报告》声称印太是美国国防部的“优先战区”，美国试图塑造新东方。在亚太地区，从罗纳德•里根政府开始，美国将任何新兴大国的迅速崛起都会看作对其在该区域霸权利益的一种巨大威胁。从过去100多年美国对英国、德国、苏联、军事同盟日本等处于第二位的大国遏制历史看，无论中国意识形态如何，只要中国政治发展带来中华民族复兴，被美国看作对其构成所谓的“严重威胁”，美国就将推行敌视的对华安全战略。
二是金融武器是美国称霸世界的重要权杖。美国推行其经济霸权主义战略的主要工具就是作为“准国际货币”的美元。美元霸权切断了货币向所有非美元经济体的再流通，迫使贸易盈余不断增加的出口国虽然收获大量外汇，但却根本不能用于国内发展，陷入古代水手的困境地位： “水，水，到处是水，可一滴都不能喝”！《金融国策论》作者时吴华等学者认为，近年来美国已相继启动对中国金融制裁“四大战术”，即以“金融信息垄断权”发动针对中国金融机构的“信息战”，以“唱衰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发动针对中国金融机构的声誉“舆论战”，以“金融监管模式调整”发动针对中国金融机构的游戏“规则战”，以“炮制合法程序”发动针对中国金融机构的“法律战”。随着中美两大经济体战略博弈的深化，中国将渐进美国金融制裁靶心，我们更应该从底线思维去考虑这种可能性。
三是美国维护金融霸权地位的手段将无所不用其极。2020年5月21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外国公司问责法案》（Holding Foreign Companies Accountable Act）。根据该法案，如果一家公司不能证明其未受到外国政府拥有或控制，或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连续三年无法对该公司进行审计核查以确定其不受外国政府控制，那么该公司的证券将被禁止在美国的交易所上市。这意味着中国在美国的上市企业面临更大的退市风险，国内国有企业赴美融资将更加面临重重障碍。美国还宣布正式启动所谓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取消香港作为中国一个单独的海关和旅游地区所享有的优惠待遇”，将对所谓“有损香港自治”的官员制裁，取消香港特殊贸易待遇，指示金融工作小组审查中国公司在美国的上市行为，暂停被认为有损美国国家安全的中国学生入境等。后新冠肺炎疫情时期，不仅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升温存在巨大不确定性，而且美国可能在其他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领域强势出击。比如，通过金融资本扶持头部网络科技企业，发起新型网络战争，启动互联网秘密监控计划，布局网络安全战略。多元化的金融战争是美国“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重要步骤，中国必须做好万全准备，防止美国当局凭借其美元国际货币地位、主要国际金融市场运行和管理的霸主地位，以及金融工程和金融科技领域的领先优势，升级“金融摩擦”，攻击中国的金融业。
“国际金融摩擦”的主要形式
金融制裁是一种联合作战和系统战
美国发动的金融摩擦有多种形式，任泽平等学者将其概括为攻击金融制度、制裁金融主体和攻击金融工具（资产）三大层次，具体包括九大手段，即要求东道国过快、过急推动金融自由化；借金融大开放收购东道国金融机构；直接制裁东道国金融机构、实体企业和个人；阻断东道国企业海外融资和技术渠道；发起汇率战；下调东道国主权和企业信用评级；配合做空工具恶意做空东道国股市；通过衍生品等金融创新工具重创东道国金融市场；打击东道国对资本流动的监管等。
“美元武器”是美国发动金融摩擦的核心工具
一是美元汇率贬值战略。美元贬值是美国开展金融摩擦的重要手段之一。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通过美元贬值强制日币升值，借助美元贬值增加产品的出口，改善国际收支失衡状况。“广场协议”（ Plaza Accord）达成后，日元开始进入大幅升值渠道，从开始时的1美元兑360日元升值一度到最高1美元兑79.70日元。1987年10月，向日本发动第2场金融摩擦，要求日本银行的资金借贷利率必须降到历史低点2.5%，大量日本制造业企业向银行借款炒作房地产和股票，日经指数一度上涨至39000点，整个日本陶醉在GDP全球第二、东京地价翻了几番、“日本收购美国”的一片“日本可以说不”的虚假繁荣之中。1990年1月，美国对日本发动第3次金融摩擦，挤爆了日本资产泡沫，导致日本经济陷入20多年的萧条。
二是金融投机资本攻击。1992年，英镑对马克的汇率不断下跌，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认为英镑可能要退出欧洲汇率体系，随后以索罗斯量子基金为主的对冲基金、国际银行以及大型跨国公司的财务部门共同发动进攻。索罗斯用20亿美元基金资本，5倍杠杆撬动100亿美元英镑空头头寸，最终获得10亿美元利润，索罗斯量子基金当年增长了67.5%，“投资大鳄”索罗斯一战成名，此战役最终导致英国央行亏损40亿美元和英镑大幅贬值。1997年7月2日，以乔治•索罗斯量子基金为首的国际投机集团故伎重演，再次疯狂狙击泰国货币泰铢，触发了严重的亚洲金融风暴，风暴所到之处不仅导致东亚各国货币大幅贬值，许多国家和地区还陷入经济金融和社会的全面危机。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许多金融机构相继破产倒闭。1997年11月，金融风暴刮至韩国，导致其外汇储备几乎丧失殆尽，韩国货币韩元大幅贬值。韩元危机和资本热钱出逃导致韩国经济几十年发展成果一夜之间被打回原形，许多著名大企业和商业银行相继倒闭，使不久之前还沉醉在美妙泡沫经济中的韩国国民坠入危机深渊。
三是挥舞金融制裁大棒。金融制裁属于最为严厉的经济制裁形态，与一般经济和贸易制裁相比更是“刀刀见血”的制裁形式，是具有金融强势的一方为捍卫其核心利益和推行其外交政策的重要工具。到目前为止，由于美元仍占据全球金融霸主地位，因此，全球大多数和主要的金融制裁行动主要是由美国发起的，具有非常浓重的单边主义色彩。除了美国之外，欧盟、英国、澳大利亚、日本、加拿大、韩国等国家对金融制裁也都有相应的立法。比如，欧盟对于资产冻结的金融制裁措施，则由欧盟理事会依照《欧洲共同体条约》第60条和第301条的规定颁布条例予以实施，日本在《外汇与外贸法》规定了金融制裁的实施原则，为日本基于国家利益实施金融制裁提供了法律依据。金融制裁对象分为对个人、企业、金融机构和国家（地区）的制裁，主要内容是通过阻碍受制裁方的资金流动来对迫使其改变行为的一种强制性行为，属于“高烈度”的经济制裁。金融制裁的实施需要国际经济金融组织及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金融机构密切合作。同时，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等世界级金融电文网络也是实施精准金融制裁的重要武器。
四是反复利用美元利率武器。美国人认为“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但却是你们的难题”。美元是世界货币，美联储利用提高和降低美元利率直接和间接影响国际资金流向，反复割取包括盟友在内的国家和地区的“韭菜”，获取巨大的政治经济和金融利益。在美国经济增长态势良好时期，美联储往往通过提高利率使更多资金从世界各地流向美国，提升美元价值，支持美国经济和金融市场持续繁荣。美国经济一旦放缓、遭受危机冲击或借债积累到一定程度时，美联储就会开动美元印钞机印制美元，并通过大幅降息甚至零利率向市场释放大量美元，使全球债权人遭受实际损失，从而让美国以最少的金额还清以前的借款和负债。从历史上看，大量美元通过金融市场、贸易、银行间网络、投资等渠道流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必然会导致东道国货币大幅贬值，各类资产市场价格非理性上涨，各类信贷市场畸形发展，积累起巨大的风险。比如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日本、韩国、泰国、马来西亚等国的国内信贷额与GDP比例一度高达1倍到2倍。
五是全面金融遏制战略。美国中央情报局前雇员、曾参与策划美国瓦解别国秘密战略的彼得•施魏策尔（Peter Schweitzer）在其《里根政府是怎样搞垮苏联的》提出了美国的主要遏制策略：第一是推出“星球大战计划”，诱导苏联进入军备竞赛怪圈，用庞大军费开支拖垮苏联，同时，促使华约组织解体，使苏联丧失稳定和庞大的军火市场。第二是极限压低国际石油价格，断绝苏联财路。苏联是能源特别是石油输出大国，油价暴跌必然使其国家收入大幅缩水。第三是严格禁止西方各国向苏联进行融资，使苏联脆弱的计划经济体制丧失资金血液，美国不战而胜。第四是支持波兰等苏联担保的国家的反对派给政府捣乱，迫使苏联耗费巨资扶持这些政府。第五是支持包括本•拉登在内的阿富汗武装抵抗苏联入侵。第六是美国金融机构的“割韭菜”掏心战。美国一些头部跨国金融集团和投资基金在苏联境内设立了大量“独立核算”的皮包银行，这些机构甚至向苏联中央银行、国有银行和金融机构大肆套取、借贷到巨额的卢布款项。苏联银行的资金很快被全部被掏空，苏联也就没有了经济基础。
应对“国际金融摩擦”的策略
未来不排除美国同时在贸易、高科技、金融三个领域加大与主要经济大国摩擦力度。要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策略，做好各种迎战准备。
一是坚定发展“一带一路”和人民币国际化。“一带一路”倡议尽管受到部分西方国家怀疑、污蔑、阻挠，但仍然受到广大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欢迎。未来十年是“一带一路”建设关键时期，我们要在有效控制各种风险的同时，通过开诚布公、公平合理、互利双赢的合作，使“一带一路”成为一条繁荣之带、兴旺之路。同时，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也是合情合理的选择。人民币国际化不是说与美元争夺金融霸权，而是通过与美元、欧元、日元等国际主要货币的合作，共同构建更为安全、高效运行的全球经济金融和贸易投资体系，促进全球经济金融长期可持续发展。
二是坚定推进国际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要以更长远的眼光，审视大变局中的全球金融和贸易体系。要坚定不移地支持亚投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发展，加快研究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金融服务体系建设，加快探索在海南岛自由贸易港和河北雄安新区设立“一带一路”金融交易所，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大量优质企业和优质项目来上市融资，降低中国包括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在内的各类金融机构的间接融资风险，让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带一路”沿线的广大投资者分享优质企业和项目的市场价值。要加快推进人民币跨境结算体系建设，增加与相关国家贸易结算过程中人民币使用的比重，支持各国和各类国际金融机构增加人民币储备，保持人民币币值基本稳定，在相关国家贸易结算中以人民币为基准结算货币。
三是深化金融改革开放。开放是实现中国金融现代化和建立现代金融体系必由之路，也是应对各种形式的金融摩擦的必要手段。在金融业开放过程中要掌握好节奏，不要不惜一切代价地开放，开放的目的是促进国内金融机构提升竞争力，促进国内金融市场发展成为国际化的金融市场。因此，要根据国家对系统性金融风险防控能力、全方位金融监管能力和国内金融业实际承受能力、核心竞争能力进行开放，对于投机性金融机构和对国家经济金融主权和安全具有重大威胁的事项绝不能让步。同时，金融机构在对特殊行业、项目的金融服务方面要切实做好全方位保密工作，在涉及受到美国制裁或其敌对经济体的金融业务方面，要更加审慎决策，遵守联合国宪章和国际通行规范。
四是做好应对各种金融冲击的准备。首先，要激活、深挖与打造国内市场的大循环。拆除国内各地区有形和无形的内部贸易、投资、移民、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壁垒，真正建立全球人口最多的经济体内部大市场，提升全国市场的一体化水平，提升国内市场大循环效率，平衡不确定性日益增加的对外贸易。通过提高城镇职工工资、乡村振兴战略、发展“地摊经济”，支持大学生和有志向的年轻人进行创新创业，深化国有企业与银行改革、推动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升级、基础设施建设升级、改革社会保障体系、强化环境保护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等促进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其次，要逐步摆脱美元霸权的桎梏。逐步将经济从美元霸权支配中解放出来，脱离过度依赖出口换取美元的战略，发挥主权货币信贷的优势，使人民币成为贸易的优先选择货币。最后，要适度加大资本管控，防范国内资本流失的“羊群效应”，保持全球产业链大局基本稳定，促进国内特别是沿海地区的就业稳定增长。要加大对国内金融系统的风险进行排查和管控力度，对于外债过多的企业和金融机构要制定相应的风险处置预案。稳定发展资本市场，提升投资者信心。保持房地产市场基本稳定，防止大起大落，保持社会和银行体系稳定。
五是打造应战国际金融摩擦的法律和工具体系。要把握好开放金融的深度与保障国家金融安全之间的度。对于不具备实施严格的科学监管，并来自一些金融超级强国的投机性机构和金融产品，要审慎和严格地准入。加强对来自欧美的金融做空产业链特别是对冲基金等国际金融投机机构的资金来源、人员、操控市场手法的深入研究，建立相应的预警与风险控制机制。宏观金融审慎监管部门、行业监管机构、国内重要金融投资机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等要定期举办金融攻防模拟演习，提升金融战攻防能力。金融战是一种隐形战、高科技战、信息战、心理战、外交战、电磁战，超出传统作战兵器对垒的战争领域，是未来主要竞争大国“混合战争”的重要内容和前奏，因此要动员来自政府、监管机构、金融机构和各类智库高精人才，强化对包括“金融战”在内的“混合战争”手段的研究，铸造中国金融安全的“高边疆”和“金刚不破之身”，分析金融安全与国家军事安全之间的可能转换规律，尽快建立应对金融战的制度、机制。要借助最先进的金融科技和信息科技手段建立7×24小时的国际金融风险监控体系，为防范和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发挥超前预警雷达的重要作用。
（马丹为中关村金融科技产业发展联盟副秘书长； 张春子为中国国际金融学会理事、湾区国际金融科技实验室特聘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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