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金融高水平开放，是突破人民币国际化在新阶段发展制约的关键。需要上海发展成为全球金融中心，协同建设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航运中心、贸易中心和科创中心，发挥中心城市的聚集效应、规模效应和溢出效应。
正文
人民币国际化启程十年，国际认可度逐步提升，经历了全周期考验，取得重大发展成就。随着新冠肺炎疫情使得国内外形势更加复杂，人民币国际化面临新的挑战，需要不断发掘新机遇、新动力，完善要素市场，经济、金融、科技、贸易、航运共同发力，将上海打造成为重要的全球金融中心，突破金融市场网络效应弱的瓶颈约束，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人民币国际化十年来的巨大成就
在世界经济出现百年未有之变局形势下，依托中国综合实力的不断提升，十年来人民币国际化曲折前进，成为主要的国际货币，国际使用范围进一步扩大。
人民币国际化指数重回上升通道
综合反映人民币国际货币功能的人民币国际化指数（RII）从2010年四季度的0.02升至2019年三季度的3.70，经历了2015年前快速上升、继而回调、2017年再度上升的全周期考验。2019年RII同比增长超过20%，处于趋势上升通道，呈现出更多波动、更大调整特点。
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夯实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的基础
人民币国际化起步于跨境贸易，2015年3月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占比达到峰值31.2%。受8•11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影响，人民币由单边升值转为双向波动，挤出了跨境贸易结算中的投机水分，2016年、2017年该比例降至13%左右，2018年稳步回升，2019年回升至20%。2019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增长10.8%，东盟成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外贸布局优化，为人民币使用创造了条件。2019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金额累计突破40万亿元，全球占比约为2.5%，人民币贸易计价结算职能走出调整期开始巩固回升。
金融开放增强人民币金融交易功能
一是国际金融计价交易的长足发展成为驱动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力量。在加强国际产能合作中，中国一方面营造良好环境吸引外资、鼓励对外投资，另一方面开启促进人民币ODI和人民币FDI。2019年，人民币直接投资规模为2.78万亿元，同比增长8.6%，累计规模达13.8万亿元。直接投资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阵地。
二是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按下“加速键”。继QFII、QDII制度打开资本市场大门后，沪深港通、债市通、沪伦通、中日ETF互通等制度创新进一步提高了我国资本市场开放度。2018年以来，明晟（MSCI）、富时罗素、标普道琼斯三大国际主流指数都分阶段将我国A股纳入其旗下的全球新兴市场指数，带动外资跑步进场。截至2019年末，境外机构和个人持有人民币股票与债券达4.4万亿元，同比增长52.4%。
三是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稳步发展。2019年，点心债发行1988.2亿元，较去年增加159.34%。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欧洲地区的纯境外发行人熊猫债券发行量明显增加。2019年5月，葡萄牙政府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20亿元国债，开启了欧元区国家发行“熊猫债”的先例，熊猫债逐渐成为国外政府新的融资渠道。
越来越多国家将人民币纳入官方储备
截至2019年底，人民币全球外汇储备规模增至2176.7亿美元，在外汇储备中的占比为1.96%。自2013年起，中国金融机构已在非洲设立了10多家分行，非洲境内包括南非、尼日利亚、肯尼亚、坦桑尼亚和卢旺达等主要经济体在内的8个国家通过互换协议、购买人民币债券等方式，已经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自2014年起，英国、俄罗斯、新加坡、澳大利亚、欧洲央行、瑞士、比利时和斯洛伐克等货币当局相继将人民币纳入官方外汇储备；2018年，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纷纷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2019年，捷克央行将人民币列为储备货币，伊朗、俄罗斯央行外汇储备中人民币的份额均接近15%。
人民币国际化发展主要驱动力
人民币国际化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长期工程，需要源源不断的推动力。十年来，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离不开五大动力的强劲支撑。
第一大动力是中国经济稳中有进，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坚实后盾。
我国坚定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向高质量发展迈进，GDP增长一直位居全球主要国家前列，贡献了全球经济增长的近三成。居民消费不断升级，连续6年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第一拉动力。2019年高技术制造业和战略新兴产业增速均超过8%，战略性新兴服务业、科技服务业和高技术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均超过12%，新旧动能正在加速转换。
第二大动力是中国金融体系加速开放并与国际接轨，为人民币国际化开闸放水。
我国坚持有序稳妥原则推进金融开放，为满足高质量发展需要，党的十九大以来加速金融业双向开放和资本项目可兑换，支持人民币国际化深化发展。2019年我国发布“新11条”，金融业细化领域提速开放，取消QFII、RQFII额度限制，进一步便利境外投资者参与境内金融交易。我国资本市场加速与国际接轨，A股相继纳入国际主流指数，标普获准进入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开展全部类别信用评级业务，更多境外机构增加人民币资产配置，强化了人民币的国际金融计价交易职能。
第三大动力是人民币跨境及国际使用政策与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优化，为人民币国际化发展减除障碍。
一是国际合作不断深化，降低人民币海外使用障碍。2008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已经与39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协议总规模达3.69万亿元人民币。二是政策与系统升级优化，允许更多外资机构进入外汇、债券市场，简化手续，提供英文信息平台渠道，建设CIPS系统并不断提高效率，CIPS参与者达949家，覆盖六大洲95个国家和地区，人民币清算行遍布25个国家和地区，超过2214家金融机构以人民币进行国际支付。三是区域性政策探索与创新，为人民币国际使用增添新活力。全国自贸区增至18个，加强跨境人民币业务试点，自贸区建设与人民币国际化正在成为“黄金搭档”。
第四大动力是全球新一轮降息潮为人民币国际投资增添吸引力。
2019年下半年以来，全球经济增长面临着较大下行压力，美联储三次降息，欧洲央行重启量化宽松政策（QE），负利率探底至-0.5%历史水平，40余家央行投入再宽松浪潮。在全球“低利率+量化宽松”环境下，我国货币政策处于正常区间，利率、汇率相对坚挺，人民币成为国际资金的更高收益、更加安全的金融资产选项。特别是在全球金融动荡中，中国经济平稳增长，人民币资产开始呈现一定的避险特征，境外主体与资金加速进入中国金融市场。根据国际金融协会 （IIF）统计，2019年流入中国股市债市外资规模约为1344.1亿美元，约占新兴经济体资本市场外资流入总量的58%。
第五大动力是大宗商品人民币计价取得突破性进展。
上海黄金交易所推出基于COMEX黄金期货亚洲现货价格的全新T+N合约及上海银集中定价合约，强化人民币黄金与白银基准价。原油出口国“去美元化”为人民币计价使用提供了机遇，伊朗、俄罗斯、委内瑞拉、尼日利亚、安哥拉、卡塔尔、阿联酋、伊拉克、沙特等国均考虑或已经加入人民币原油交易。巴西淡水河谷、澳大利亚力拓公司都开始接受部分进口铁矿石人民币结算。2019年8月，人民币计价的20号胶期货作为特定品种上市，向国际投资者开放交易，进一步丰富了人民币计价大宗商品体系。
当前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的主要挑战
随着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此起彼伏，国际货币竞争更加激烈，增加了人民币国际使用突破网络效应的难度。2020年1月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人民币国际化面临新的挑战。
一是外部环境更加严峻，稳增长的压力更大。
20世纪以来各国积累的丰富的反经济危机、反金融危机的政策措施，核心都在于刺激市场主体的行为。面对传染性极强的新冠肺炎疫情导致人们暂停经济活动的市场情况，这些措施基本难以施展拳脚。IMF预测，2020年世界经济将出现负增长，衰退幅度很可能超过2008年。由于各国应对疫情的措施和成效不同，经济下滑程度各不相同，为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提供了温床。如果发生较大的出口下滑、国际产能合作延缓、直接投资下降、国际产业链中断等，将使金融风险增加，中国经济难以实现预期增长，国际收支顺差可能逆转，进而威胁到人民币币值稳定。
二是国际货币竞争更加激烈。
合作与竞争是国际经济发展的主旋律，货币竞争也不例外。2019年末，人民币在SDR的相对份额降至10.54%，低于2015年入篮时的10.92%权重。主要货币凭借低利率乃至负利率，巩固全球流动性供给垄断地位。根据BIS数据，2019年全球外汇市场日均交易额6.6万亿美元，比2016年增长30%，美元、欧元地位进一步加强。在新冠肺炎疫情下，美元再次成为避险货币，美元指数上涨，人民币汇率再次“破7”， 投资者持有人民币的信心受到打击。未来，如何突破美元等主要货币的使用惯性，建立人民币的网络效应，成为人民币国际化深化发展的关键。
三是人民币国际循环路径尚未健全。
近年来，人民币国际化由贸易结算为主转向贸易、金融双轮驱动，但通过贸易与直接投资流出的人民币并未沉淀、转化，而是大量兑换为美元等主要货币使用，境外人民币缺乏保值增值渠道。由于中国资本项目尚未完全开放，且存在准入难、通道窄、碎片化、不完善等问题，单向开放进一步加大了投资者疑虑，降低了人民币持有与投资动机。离岸市场本可以为全球人民币使用提供资金池与投融资平台，但截至2019年末，我国香港地区人民币存款规模6322.07亿元，较2015年初减少了35.6%，中国台湾、新加坡、韩国等市场也出现不同程度下降，致使境外人民币“干涸”。
四是提升金融管理能力至关重要。
通过RII走势可以发现，金融交易驱动力强劲但波动大、潜在风险高。在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下，中国加速金融业开放，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需要加强金融风险防范与化解。在人民币国际使用中，真实交易与投机动机并存，在岸与离岸市场共振，价格直接影响各类主体币种选择、资金流向，恐慌情绪将不时出现，要求我国具备与之匹配的风险评估与处置能力、完善的金融监管体系以及与国际接轨的预期引导能力。
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或是突破瓶颈关键
越是外部条件不利的情况下，越是要查缺补漏，集中精力做好内部建设，实现高质量经济发展。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继续强化人民币在全球市场的金融交易功能，或是当前最为紧要的目标与任务。
首先，将上海建成重要的全球金融中心，为突破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瓶颈提供强大动力。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金融高水平开放，是突破人民币国际化在新阶段发展制约的关键。需要上海发展成为全球金融中心，协同建设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航运中心、贸易中心和科创中心，发挥中心城市的聚集效应、规模效应和溢出效应，担负起引领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的重大使命。以市场化、国际化为核心，推动上海建成综合竞争力强劲的全球金融中心，提高非居民获得和使用人民币的便利性，确立在岸市场对全球人民币资产的定价权，在人民币国际循环中发挥主导作用，这是实质性突破人民币国际化目前在市场、制度、技术等方面约束的必由之路。
其次，加强顶层设计与制度创新，推动人民币跨境使用。
一是倡导本币优先原则，以扩大人民币的跨境使用为抓手，深化机制体制改革，简化优化经常项目及直接投资项下人民币使用的管理制度，消除人民币使用便利化的制度性障碍，提高跨境流出效率与海外人民币可获得性。二是建立自贸区建设与人民币国际化相互促进机制，进一步加强跨境人民币结算便利化，鼓励人民币跨境贸易融资、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等业务，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产业链、创新链。三是完善在岸金融市场开放路径与流程，统筹整合碎片化管理标准与流程，实现金融子市场之间无缝衔接。
最后，打造“上海价格”，提高人民币资产的定价能力和话语权。
一是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运用市场力量促进SHIBOR与LPR之间的联动，建立更加顺畅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打通金融市场之间的壁垒，整合金融市场资源，大力发展衍生品市场，加强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的良性互动，共同打造“上海价格”，掌握人民币金融产品定价权。二是将CFETS发展成为人民币外汇市场的价格风向标，调节资金跨境流动，为金融机构配置不同币种、调整资产负债表提供基准。三是提高大宗商品贸易的市场化、标准化程度，更好发挥“上海金”“上海油”的价格发现功能和套期保值功能，打造国际大宗商品的人民币定价基准，进一步提升“上海价格”的国际影响力。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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