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当前，全球化正在崎岖和泥泞道路上艰难前行。这深刻反映出一直以来由发达经济体引领的全球化进程已积累了很多有待解决的问题。尽管发达经济体在全球问题的治理中仍处于主导地位，但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力量对比仍朝着有利于新兴经济体的方向迈进。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已在成为全球化新的动力之源，正致力于推动世界各国和各地区一起驶入互利、双赢和共同繁荣的轨道。
2016年以来，世界政治经济形势风起云涌，各种社会思潮暗流涌动。在发达世界，英国公投脱欧，法国遭受恐怖袭击，欧洲难民危机，美国大选使民粹主义、保护主义与孤立主义相互交织；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地区，西亚北非地缘冲突持续、东亚领海争端再现、南美部分国家政局不稳，安全、发展与稳定之间的联动效应更加显著。这些现象与因素都增加了全球化进程的不确定性。一时间，逆全球化成为很多人描述当前全球化进程以及预测未来全球化趋势的关键词。全球化真的要发生逆转了吗？对此，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明确指出，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困扰世界的很多问题，并不是经济全球化造成的。因此，对当今世界的逆全球化迹象和思潮要予以冷静观察和客观评判。 全球化并未全面逆转 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报告，全球化进程主要可以用跨境资本流动、贸易、经济移民和数据共享等四个方面的指标进行衡量。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范围内的跨境资本流动和贸易增长明显乏力。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数据显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的10年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FDI）流入额的年均增长率为20.2%，而在2008年至2015年间，全球FDI的年均增长率仅为0.8%。2015年，全球FDI流入额为1.762万亿美元，较上年大幅增长38%，不仅扭转了此前连续的负增长，并且达到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尽管如此，2015年全球FDI流入额与2007年1.902万亿美元的历史最高点相比，还相差1400.89万美元。并且，2016年上半年，全球FDI流入额再度出现负增长，下降5%，估计全年将下降10%-15%。麦肯锡报告显示，2015年跨境资本流量占全球GDP的比例为2.6%，而2011年至2015年期间的平均比例为5.4%，金融危机前的2007年，这一比例则高达20.5%。 国际直接投资和贸易持续低迷且日趋恶化，增大了投资和贸易保护以及世界经济的“逆全球化”风险。根据英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报告，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二十国集团（G20）的19个国家成员累计出台贸易与投资限制措施5560项，而同期出台的自由化措施仅为1734项。这表明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对外经济政策取向已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要求背道而驰。 与此同时，全球经济移民的增长也十分缓慢。国际劳工组织发布的《劳工组织移民工人全球评估》报告显示，目前国际移民的数量达到2.32亿人，占世界人口的比例约为3.1%，相较2000年仅提升了0.5个百分点。其中，移民工人数量大约为1.5亿人。但是，在一些经济增长较快的地区，移民人口增长相对较快。国际移民组织（IOM）与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联合发布的《世界移民报告2015：移民和城市——管理人口流动的新合作》显示，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2000年至2013年间，中国的国际移民总量增长超过50%。 数据的全球传播与共享正处于高速发展时期，并成为推动全球化的坚强堡垒。国际电信联盟（ITU）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底，全球互联网用户为32亿，全球手机用户数达到71亿，手机信号已覆盖了全球超过95%的人口。专业科技研究机构Digi-Capital报告预测，2018年全球移动互联网市场的总收入将达到8500亿美元，消费者在移动设备上的商品和服务支出将超过6000亿美元；而2014年两者分别仅为3000亿美元和2000亿美元。美国信息存储资讯科技公司易安信（EMC）预计，2020年全球数据总量将达到40ZB，相当于每人拥有超过5000GB的数据。全球范围内数据和信息的快速流动成为全球化进程的积极信号。 直面全球化的多重挑战 从现实来看，全球化进程受阻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和社会问题；既与全球经济的分化有关，也与国家政策以及国内社会的发展形势有关。 首先，持续加大的经济分化日益提升政策协调难度。全球经济增长的持续分化主要表现为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之间双速增长态势更为显著。IMF数据显示，2016年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速为1.6%，较2015年下降0.5个百分点；2016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速为4.2%，较2015年上升0.2个百分点。这说明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差由2015年的1.9个百分点扩大到2016年的2.6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内部各国经济增速的分化态势依旧明显。在G20的发达成员中，美国、英国、德国经济复苏持续巩固，但日本经济难见起色；在G20的新兴市场与发展中成员中，尽管印度、中国仍保持较高经济增速，但巴西、阿根廷、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仍陷在负增长的泥潭中。经济增长的分化意味着各成员在参与全球治理过程的政策取向和利益诉求存在差异，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全球多边和区域合作框架下政策协调的难度。 其次，以邻为壑的政策调整引发连锁负面反应。近年来，各国都加大了政策调整的力度和频率。由于经济社会问题频现，各国政府都寄希望于通过政策调整来维持稳定的经济社会秩序。这本来是应对问题与挑战的积极行动，但各国在政策调整过程中均以自身利益为重，甚至以邻为壑，催生了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由于G20成员都是全球的主要经济体，其政策的溢出效应和回荡效应很强，因此一国的政策调整往往导致他国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这反过来又使该国不得不采取进一步的政策调整。在这种恶性循环中，各国不得不加大政策调整的力度和频率。政策调整引发的连锁反应，不仅破坏了各国政策的延续性和可预期性，也侵蚀了相互合作的根基。 再次，日益加重的社会极化助推反全球化浪潮。社会的极化现象主要是指全球性的收入两极分化加重，不同党派和社会思潮之间的对立加剧。从全球范围来看，据有关统计，当前世界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7左右，超过了公认的0.6这一“危险线”。从G20成员来看，财富不平等问题更为突出。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报告显示，2015年美国中产阶层人口比例首次低于一半，中产阶层拥有的财富比例也由1970年的62%下降至2014年的43%，而高收入者的比重从29%上升至49%。在很多新兴国家，两极分化正呈加剧趋势。这直接导致不同利益集团、社会团体和党派及其思潮的对立。英国脱欧以微弱优势通过公投、美国大选选票相差不大等都反映了社会的对立加剧，很难形成共识。与此同时，全球范围内的反全球化浪潮此起彼伏，G20达成的一系列促进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举措难以得到有效落实。 最后，此起彼伏的政治动荡频添国际合作变数。过去一年，全球部分国家出现了政局动荡和社会混乱。在全球范围内，很多主要国家和地区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政治与社会问题。在欧洲，欧盟内部在处理难民问题上出现分裂，英国公投脱欧使欧盟一体化遭受重大打击，法国和德国等多国遭受的恐怖主义袭击引发社会恐慌；在美国，多地爆发示威游行活动，抗议特朗普就职演说；在巴西，总统遭弹劾下台并由此引发政坛动荡；在印尼，雅加达市民示威引发暴动；在韩国，呼吁总统下台的示威游行声势浩大，此起彼伏。在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中东等热点地区，局部冲突持续不断，政治动荡频现。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全球治理的紧迫性，但动荡的政治环境和复杂的社会问题也分散了各成员推动G20平台建设的精力，合作前景因此增加了变数。 塑造全球化的新动力 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的增长动力不足、发展不均衡、发展机会不均等、发展成果分配不公平等问题日益凸显，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紧迫性越来越突出。从深层次上讲，经济增长、合作、治理和发展模式的缺陷与障碍是当今世界经济面临的根本性问题。为此，世界各国都在全球治理的变革中不断寻求新一轮全球化的动力。在全球化进程受阻的同时，一些推动全球化向前发展的积极因素也在不断形成和发展，并且逐渐转化为积极的行动。这其中，作为全球治理首要平台的G20，在塑造全球化的新动力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6年9月，为了应对全球化面临的新形势和新问题，推动“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在中国杭州召开的G20峰会推动制定“杭州行动计划”，取得一系列成果和共识，以务实行动应对全球经济挑战和塑造全球经济的新动能。其中，杭州峰会批准的《G20全球贸易增长战略》和《G20全球投资政策指导原则》为新形势下推动国际贸易和投资合作建立了新的制度框架，在国际贸易和投资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 《G20全球贸易增长战略》涵盖了全球贸易的核心问题，包括降低贸易成本、加强贸易投资政策协调、促进服务贸易、增强贸易融资、制定贸易景气指数、促进电子商务发展以及推动贸易与发展等七大领域，并以有针对性的行动方案促进全球贸易的复苏和发展。 《G20全球投资政策指导原则》是国际社会首次在多边机制内就全球投资规则达成框架性原则。它提出的下一代国际投资政策的九条原则，涵盖了国际投资体制的所有核心要素，为形成面向未来的全球多边投资框架奠定了坚实基础。 与此同时，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成效日益显现，并正在为全球化注入新的动力。“一带一路”凭借开放的理念、丰富的内容、多元的手段和普惠的目标，使之远远超出区域合作的范畴而拥有深厚的全球色彩，并成为全球化新动力的创造者。“一带一路”正在以开放的理念对接全球化的根本要求、以互联互通夯实全球化的坚实基础、以市场导向盘活全球化的动力资源、以互利共赢消弭全球化的负面效应，在推动全球化方面已展现了实际成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资料显示，截至2016年，中国与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4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同20多个国家开展了机制化的国际产能合作，并签署了首份双边战略对接合作规划；在沿线国家设立了56个境外合作区，涉及钢铁、装备制造、汽车、电子等10多个重点领域；在沿线国家建立了134个孔子学院和130个孔子课堂，近一半在华留学生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更为重要的是，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上，中国提出坚持创新驱动、协同联动、与时俱进、公平包容，致力于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和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为治理全球问题、推动全球化深入发展开出了药方。 总之，当前全球化正在崎岖和泥泞道路上艰难前行。这深刻反映出一直以来由发达经济体引领的全球化进程已积累了很多有待解决的问题。尽管发达经济体在全球问题的治理中仍处于主导地位，但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力量对比仍朝着有利于新兴经济体的方向迈进。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正在成为全球化新的动力之源，正致力于推动世界各国和各地区一起驶入互利、双赢和共同繁荣的轨道。 作者 徐秀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室副研究员，中国新兴经济体研究会理事、副秘书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政治经济学、新兴经济体与全球治理、亚太区域合作；主持诸多项目,如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金融危机后新兴经济体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挑战及我国对策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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