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变革70年印度统一税制

作者:王宇 日期:2016-11-28 10:45:30

导读统一税制有利于打造一个拥有12 89亿人口的大市场,使印度成为全球最具吸引力的消费市场之一。最近印度上议院通过了一项宪法修正案,用

导读

 

统一税制有利于打造一个拥有12.89亿人口的大市场,使印度成为全球“最具吸引力的消费市场”之一。

最近印度上议院通过了一项宪法修正案,用全国统一的商品和服务税来取代现行联邦、邦和邦际销售税。商品和服务税(the good and services tax,GST)是一种只针对消费环节征税的间接税,在以直接税为主体的多数发达国家通常被称为销售税或消费税。这意味着印度自1947年以来实行的间接税将被废除,是印度独立近70年来首次统一税收,从此,印度将进入全国统一税制时代。

 

长期以来,印度的税收制度和税务体系异常纷繁复杂。印度共有27个邦,各邦都有自己的政府和议会,都有权利对自己所管辖的商品和服务实施不同的税率和税收制度。过去印度的主要税种包括:国家增值税、中央消费税、服务税、过境税、入市税等,其中有很多是中央和地方重复征收。新闻记者曾经多次报道:在印度各邦的交界处,到处都可以看到载满货物、排着长龙的卡车停在路边,等待税务官逐个盘查是否缴纳了本邦的税。一辆卡车从印度南部走到北部,需要在不同关卡支付五种以上的税费。在世界银行公布的2014年全球189个国家商品交易便利指数排名中,印度名列第134位。在德勤会计师事务所的2014年亚太地区税收复杂度调查中,81%的受访者认为,印度的税收体系最为复杂。

 

印度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已经存在近70年了。其中,消费税、关税和销售税等流转税是间接税的主要来源。尤其是1957年开征的销售税,由于税基较宽而成为间接税的主要税种,其税收收入约占间接税税收总额的35%。同时,作为联邦制国家,印度各邦都有自己相对独立的行政管理权利及部分课税权利,无论是消费税还是销售税,都有中央和地方两个征税主体。以销售税为例,商品跨邦销售的销售税是由中央征收;商品在各邦领域内销售,由各邦负责征收销售税,可以给予不同的税收优惠。同时,服务税与销售税的征管体制不同,中央政府负责统一征收服务税,各邦政府则无权征收服务税。

 

总之,由于印度税收体系复杂、国内税制不统一、税收征管权利分散、税收征管水平低下,税务部门具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结果造成税收管理体制低效率和税务腐败。并且,间接税从生产到销售的各个环节都存在重复征收,税负最终被转嫁给商品和服务的最终购买者,加重了企业和居民的税收负担。

 

为了理顺税收结构、简化税收制度,20世纪80年代,拉吉夫·甘地(Rajiv R. Gandhi)政府试图通过引入单一、简化的增值税,取代多个流转税种,并将消费税中一部分转为有限度的增值税。1986年,拉吉夫·甘地政府在制造业开征增值税,并计划将增值税扩大至整个生产和流通环节,逐步减少消费税的应税商品范围。但由于当时印度经济持续低迷、失业率上升,国内市场萧条,这一计划无果而终。

 

1991年,拉奥(P. V. Narasimha Rao)政府成立了税收改革委员会,开始研究印度税制改革整体方案。在直接税改革方面,提出调整税率,实行税收减免。在个人所得税方面,提出降低税率、减少征税层段、提高免税限制。在企业所得税改革方面,提出削减税率、减少内外资企业税率差距。在间接税改革方面,提出调整基础原料和机械零部件的关税税率,到1998年对必要农产品进口实行零税率。此外,重新强调了引入增值税的必要性。1992年,拉奥政府启动了较大规模税制改革,主要措施包括:降低所得税税率,缩小国内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所得税税率差距;降低消费税和销售税等间接税税率,扩大征税范围;调整关税税率,简化征税程序并鼓励出口,关税边际税率由峰值300%调整至50%。但是,当时的税收改革主要是调整税种结构,并没有触及中央政府与各邦政府的分税关系。进入新世纪,随着印度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流转税的弊端更加明显,各邦实际税率与征管方式的差异,严重阻碍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从2000年起,拉奥政府开始讨论建立统一的商品和服务税制度,即将各地分散的销售税改造为全国统一的商品和服务税。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销售税已经成为印度各级政府最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来自地方政府的巨大阻力使得拉奥政府的税制改革半途而废。

 

2014年5月,莫迪(Narendra Modi)政府上台,面对经济衰退、失业严重、市场混乱的严峻现实,莫迪政府决定将建立统一的商品及服务税作为一项重要工作优先考虑。2016年8月,印度上议院通过了宪法修正案,用全国统一的商品和服务税来取代现行联邦、邦和邦际销售税。印度税收制度改革终于实现了历史性突破。不过,该法案还需要获得至少一半以上的邦政府批准才能生效。印政府计划于2017年4月1日正式实施商品与服务税。

 

经济学家认为,印度企业将会从统一的商品和服务税中获得收益,尤其是初创企业、中小企业和外国企业。一是创业起步更加便利。长期以来,印度企业需要面对繁杂的税务登记和各种收费。商品和服务税实施之后,将使企业注册和业务发展更加方便。二是初创企业及小型企业免税额度更高。过去营业额超过50万卢比的企业就需要缴纳增值税,现在商品和服务税将增值税的起征点提高到100万卢比。三是大幅降低物流成本。经济学家测算,商品和服务税的实施可能降低间接税综合税率4~5个百分点,并且促进国内统一市场形成。四是税收缴纳方式更加简便。商品和服务税实施后,税率统一整合,纳税人仅需一次性缴纳,服务行业税额计算更加方便。受此影响,零售商的供应链将因此而更有效率,消费者也会享受到更低的价格。经济学家认为,印度国内生产总值可能因此而提高1.5~2个百分点。市场人士也认为,统一税制有利于打造一个拥有12.89亿人口的大市场,使印度成为全球“最具吸引力的消费市场”之一。

 

作者

王宇,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研究员。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获得博士学位;在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完成博士后研究。先后在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金融市场司和研究局工作。现任世界经济学会理事、美国经济学会理事;清华大学金融学院兼职教授;《当代金融家》和《财新》专栏作家。在《经济研究》、《金融研究》、《国际金融研究》、《世界经济》等杂志发表学术论文数百篇。出版著作(译著)20多部,主要包括:《货币政策的决策与传导》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博弈论与人类经济行为分析》,三联出版社,2004;《开放社会—改革全球资本主义》,商务印书馆,2000;《贫困与饥荒》(“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商务印书馆,1999;《伦理学与经济学》(“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商务印书馆,1998;《家庭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商务印书馆,1995;《价值起源》万卷出版公司,2010;《政府与市场 变革中的政府职能》,商务印书馆,2014;《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与低收入国家的包容性增长》,商务印书馆,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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