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的战略对接

作者:冯维江 日期:2016-10-08 10:47:20

导读国家之间从产业到战略的对接并非无成本的,按照我们欢迎发展中国家搭快车、搭便车的原则,中国可能还会支付相对较多的成本。要让一带一

导读

国家之间从产业到战略的对接并非无成本的,按照我们欢迎发展中国家“搭快车、搭便车”的原则,中国可能还会支付相对较多的成本。要让一带一路的战略对接投入产生更大的效益,我们必须在对接国家选择上坚持慎重和科学的方法,找准我们的战略依托。

战略对接是中国基于自身经验及国际合作实践总结摸索出的具备合作共赢特色的重要发展策略。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针对不同地区的历史文化、自然禀赋、经济水平等条件,提出了包括东部沿海率先发展、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一带一路”、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等重大战略。这些战略不仅肩负着对特定地区经济发展的带动使命,并且在日益完善的顶层设计和综合协调之下,逐渐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要优惠、要资金、争做政策洼地”的低水平竞争和政策碎片化局面,开始形成日趋统一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践的良好态势。上述成就的取得与顶层设计中对战略对接的重视高度相关。

 

作为国际合作倡议的“一带一路”,也越来越重视国家之间从产业到战略的对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多次出访中谈及要和对方国家实现发展战略对接。但应当看到,战略对接并非无成本的。按照我们欢迎发展中国家“搭快车、搭便车”的原则,中国可能还会支付相对较多的成本。要让“一带一路”的战略对接投入产生更大的效益,就必须在对接国家选择上坚持慎重和科学的方法。在《当代金融家》杂志2016年第7期“大视野”专栏文章中,笔者曾对“一带一路”沿线的“关键少数”进行分析,在东亚、南太、中亚、南亚、西亚、北非等区域识别出印尼、澳大利亚、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波兰、伊朗等战略依托。鉴于“一带一路”已经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总纲领,在上述各区域之外的“一带一路”重要延伸区,同样需要找准我们的战略依托。本文如法炮制,先分析撒哈拉以南非洲及拉美等区域的“关键少数”。这些“关键少数”的国家发展战略,应是我们开展战略对接的优先项。
 
 
“一带一路”延伸区的“关键少数”

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国之中,尼日利亚经济规模最大。2015年尼日利亚GDP规模为4902.1亿美元,位居其后的南非和安哥拉分别为3129.6亿美元和1029.8亿美元,其他各国GDP规模均在1000亿美元以下。以人口来衡量,尼日利亚也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第一大国,2015年有1.8亿人口,是该地区唯一人口过亿的国家。尼日利亚与中国经贸关系密切,2015年自中国进口占其全部进口比重高达31.9%,说明其对中国产品的依赖较高,但其向中国出口的占比较低,2015年仅为2.0%。相比之下,南非国际影响力更大,并且综合来看和中国政治经济关系更加紧密。两者同为金砖国家及二十国集团(G20)成员,在重大国际问题上有比较充分的协调。从贸易关系来看,南非对中国市场的依赖2015年约为17.5%,对中国产品的依赖约为18.3%,在主要国家中也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安哥拉和中国经贸关系也非常密切,近年一直是中国第二大石油供应国,2015年其43.8%的出口是流向中国市场,其进口的22%来自中国。总体来看,可以将南非作为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战略依托,而以尼日利亚、安哥拉等国为备选依托。实际上,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情况较为特殊,不少国家对中国的经贸依赖都比较高。其中2015年对中国市场依赖超过30%的国家有安哥拉、刚果民主共和国、刚果共和国、冈比亚、塞拉利昂、赞比亚和津巴布韦;对中国产品依赖超过30%的国家有贝宁、埃塞俄比亚、冈比亚、加纳、几内亚、肯尼亚、尼日利亚和坦桑尼亚。从大战略看,应更加重视非洲经略,将非洲整体作为中国崛起的重要战略依托。

 

拉美各国中经济规模最大的三国为巴西、墨西哥及阿根廷,2015年其GDP分别为1.8万亿美元、1.1万亿美元和5856亿美元。同期GDP规模在2000亿美元规模以上的国家还有哥伦比亚(2932亿美元)、智利 (2402亿美元)、委内瑞拉(2396亿美元),秘鲁接近2000亿(1921亿美元)。上述各国中,巴西和中国经贸及政治关系比较密切,两国同是金砖国家成员及G20成员,巴西在拉美的影响力也非常大。2015年,巴西对中国市场和产品的依赖分别为20.8%和16.2%,考虑到该指标当年拉美各国平均值分别仅为5.3%和10.3%,可见巴西对中国的经济依存度在该地区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综合来看,中国应将巴西作为拉美地区的战略依托。墨西哥经济规模虽然较大,但对中国市场和产品的依赖分别仅有2.5%和9.3%,中国难以对其产生明显影响。阿根廷和哥伦比亚对中国市场的依赖虽然略低于10%,但其对中国产品的依赖都超过15%。同样不能忽视的是智利和委内瑞拉,两国对中国市场和产品的依赖均超过了15%,前者分别为27.2%和22.2%,后者分别为15.3%和18.7%。上述四国可以作为重要的备选依托。其他对中国市场依赖超过15%的国家还有秘鲁和乌拉圭,对中国产品依赖超过15%的国家还有巴哈马、厄瓜多尔、巴拿马、秘鲁、乌拉圭和古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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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国家发展战略
 

由上可知,印尼、澳大利亚、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波兰、伊朗、南非和巴西等国应作为“一带一路”战略对接的重点国家。战略对接的前提是知己知彼,特别要了解清楚各战略依托国现有的国家发展计划,了解其核心的诉求。

 

印尼总统佐科2014年竞选获胜后提出“海洋强国战略”,倡导将印尼建设成为“全球海上支点、全球文明枢纽”。2014年佐科进一步阐述了“全球海上支点”战略,提出优先建设复兴海洋文化、保护和经营海洋资源、发展海上交通基础设施、进行海上外交、提升海上防御能力等五大支柱。佐科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非常支持,曾表示印尼建设海洋强国的倡议与“一带一路”特别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高度契合。

 

澳大利亚方面希望与“一带一路”对接的是其“北部大开发”计划。2014年11月,习近平主席访问澳大利亚期间表示愿意应澳方邀请积极参与澳大利亚“北部大开发”计划。2015年6月,澳大利亚政府发布《我们的北部我们的未来——发展澳大利亚北部构想》白皮书。该计划强调打通影响发展的6大瓶颈,包括改革繁杂的用地法规制度,加大水资源开发利用,扩大商业、贸易和投资,增加基础设施、降低经营和生活成本,取消用人障碍以及提高执政水平,等等。

 

习近平主席访问哈萨克斯坦并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后不久,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提出了“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光明之路”着眼于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动能减弱的大背景,致力于推进国内基础设施建设,维护经济持续发展及社会稳定。具体项目主要涉及交通、工业、能源和社会等领域。哈方计划在2015~2017年投资90亿美元实施“光明之路”计划。

 

中巴经济走廊是中国与巴基斯坦“一带一路”战略对接的标志性项目。2015年,“一个中心、四个重点”的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方针出台,即以中巴经济走廊为引领,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合作、产业园区合作、瓜达尔港建设为重点。为积极稳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两国政府一致同意设立了中巴经济走廊远景规划联合合作委员会。在委员会促进之下,一系列早期收获项目已经开展或取得成效。

 

波兰政府2016年2月提出了让经济发展更具活力的“可持续发展行动计划”。着眼于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失衡陷阱、产品平庸陷阱、老龄化陷阱及政府弱化陷阱等五大发展陷阱,波兰在行动计划中提出了强化经济新发展模式的五大支柱,分别是再工业化、鼓励企业创新、为发展融资、鼓励外向经济、强化社会及地区发展。2016年6月,波兰与中国签署了《关于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备忘录明确提出双方将在中方提出的“一带一路”与波兰“可持续发展计划”框架下推动双边合作,加强一带一路与“可持续发展计划”对接,共同组织编制中波合作规划纲要。

 

2016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伊朗报》发表题为《共创中伊关系美好明天》的署名文章,提出“中方将秉持合作共赢理念,加强中伊发展战略对接,深化互利合作,各施所长,各尽所能,更多惠及民众,实现共同繁荣”。同月,伊朗政府制定了第六个五年计划(2016~2020年)。该计划提出实现8%的年经济增长率目标并且其中2.5个点要来自“效率的改善”。其他主要目标还包括实现商业环境和竞争力的持续改善,实现金融部门现代化,平均每年吸引120亿美元规模的外国直接投资并为此推进结构性改革,将政府运营及服务的四分之一交由私人部门,扩大石油部门投资将日产量提升至每日470万桶,建设连接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铁路的“钢铁丝绸之路”,等等。

 

南非政府在2011年制定过一个《2030年国家发展规划》。五年过去了,南非在疾病控制、人均寿命提高、公共服务覆盖范围扩大等方面取得一些成效,但经济增长、降低失业率等方面表现不佳。2014年12月,南非总统祖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中南双方签署《5~10年合作战略规划2015~2024》,为两国战略对接奠定了制度基础。对南非来说,推进商业环境改善、确保政策稳定性、提升全国电力覆盖率、提升经济活力、促进就业等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

 

2016年5月,针对巨额赤字和高企的失业率,巴西代理总统特梅尔推出了大规模国有资产私有化、吸引私人及海外投资、推动巴西市场化、弥补财政赤字的重大规划“投资伙伴项目”,涉及的投资领域包括水电站建设运营,油气资源开发,铁路、机场建设,等等。巴西期待中国对这一计划的大力参与,已经与中方进行了多次沟通。
 
照顾各方关切 实现战略对接
 

从上述战略依托国的主要发展战略来看,存在一些多数国家相同或相近的优先关切领域,包括基础设施改善、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提升政府治理与服务水平等。针对这些具备共性的国家关切,可以超越双边、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予以机制化的解决。例如,在亚投行等机构协助或组织之下,可以考虑通过“一带一路”峰会及专门领域部长会议等机制,来共同商议解决改善基础设施、促进为增长和发展的融资、推进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结构性改革等问题。争取通过充分的协商、研究和实践,提出符合“一带一路”实际需要的规则并予以推广。

 

除此之外,只要中国具备行动的能力,也同样不能忽视各战略依托国特殊的国家战略需求。例如,印尼“全球海上支点”战略中“提升海上防御能力”的支柱,实际上提出了国家对安全的需求。作为“关键少数”,印尼提出的安全需求也是具备一定代表性的国家需求。无论是海上还是陆上,“一带一路”除了成为发展地带、增长地带之外,同样应当成为和平地带、安全地带。为此,中国也应当支持“一带一路”框架下如何实现共同安全等问题的讨论,并争取给出富有“一带一路”特色的解决之道。
 
作者
冯维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研究领域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全球经济治理、区域经济合作。著有《自贸区发展的新趋势与中国的选择》、《东亚自贸区建设的可行性分析》、《国际金融危机前后蒙古国政治经济形势与中蒙合作》、《次贷危机及其对亚太地区的影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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