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门研讨】保险业“国际范儿”玩法大起底

作者:黄希韦 骆露 日期:2015-05-11 20:40:58

在中国企业“走出去”大势已成、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实施加快、“一带一路”如火如荼等大环境下,保险业国际化已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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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本刊记者  韩 松    
  策划/本刊记者  徐一竞    
  文/本刊记者  黄希韦 骆露    
  摄影/  杨迪
 
  从2014年至今,国际化建设在国内保险业发展中成为最令人瞩目的趋势之一。在海外并购方面,安邦保险连续大手笔并购比利时保险公司FIDEA NV和比利时德尔塔劳埃德银行,并有意发挥协同效应、布局整个欧洲;复星国际则先后收购葡萄牙保险公司Fidelidade、美国保险公司Meadowbrook Insurance Group等。在资产配置方面,伦敦劳合社大楼、纽约地标华尔道夫酒店等海外高端房产投资项目令人惊叹,中国保险公司在法兰克福、悉尼、伦敦等地频频出手投资不动产,保险业海外资产配置已经不能简单地以“有钱”、“任性”来形容。
  该情势与国家政策亦契合。2014年8月10日,国务院以国发〔2014〕29号印发《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其中提到,要“坚持改革创新、扩大开放”,“推进保险业改革开放,全面提升行业发展水平”。这既为保险业的国际化建设提供了政策鼓励、战略机遇,也给保险业国际化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此外,在中国企业“走出去”大势已成、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实施加快、“一带一路”如火如荼等大环境下,保险业国际化已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话题。

探讨话题
  /   保险业的国际化实践和评价
  /   应对国际化大势
  /   国际经验告诉我们什么
  /   “一带一路”那么大 你想不想去看看
  /   相时而动,谋局未来

对话嘉宾(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李全  新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新华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全  新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新华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
杨帆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法律总监、战略规划部总经理
  杨帆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法律总监、战略规划部总经理
杨帆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法律总监、战略规划部总经理
  刘传葵  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副秘书长
陈力骁  苏黎世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苏黎世中国北京分公司(筹)负责人
  陈力骁  苏黎世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苏黎世中国北京分公司(筹)负责人
鲁峰  加拿大皇家银行寿险代表处首席代表
  鲁峰  加拿大皇家银行寿险代表处首席代表
 李征途  中华联合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战略规划处处长
  李征途  中华联合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战略规划处处长
 
 
保险业的国际化实践和评价
  过去,中国是其他国家资本输出的目的地,而现在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积累了大量的资本,有资本输出的强烈需求。今天中国保险市场可能处于快速、深刻的变革阶段,风险是巨大的,同时面前的机会也是巨大的,我们看到了很大的国际化的发展空间。
  刘传葵:保险业的国际化包括很多方面,比如机构外设、对外业务的发展等,其中,保险资管、包含保险资金运用,是保险业国际化当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这个方面而言,我给大家带来一些数据,分享一下保险行业国际化方面的部分概况:2014年12月底,中国保险资金的海外投资余额为239.55亿美金,占整个保险业总资产的1.44%,而根据保监会的规定,保险机构境外投资余额不能超过上年末总资产的15%。此外,保险资管业协会曾对国内若干大型保险机构外币投资占整个投资额的比重做统计,2013年年报反映,平安是3.53%,中国人寿是0.85%,中国太保是 1.23%,新华保险是1.95%,这些都是业界“大佬”级的公司,但其外币投资比重都非常小。同时我们也统计了保险机构国际投资占股票和债券的比重,债券方面,中国台湾是36%,日本是11.6% 整个欧洲是7%。股票方面中国台湾是4%,日本是2.8%,欧洲是1%。可以看到,中国大陆保险机构的国际投资比重是要较大程度低于国际上成熟市场的国家或地区的。
  分析以上数据,我想表达一个观点:中国保险业国际化还有很长的一条路要走;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很大的国际化的发展空间。
  我这里想特别指出,2015年2月,保监会正式发布“偿二代”主干技术标准共17项监管规则, “偿二代”的监管体系框架和格局已经基本建成,我们应该注意到,其实“偿二代”是从过去以规模为导向的“偿一代”升级到以风险为导向的模式,可谓我国保险业迈入国际化语境的关键一步。这一升级的背景是2011年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IAIS)出台了新的26项核心监管原则,将偿付能力监管作为核心内容。显然,监管的国际化接轨(甚至“偿二代”有些做法还走在前面)为我国保险业国际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国际化也可以理解成既要走出去、也要引进来。从保险资管的角度看,不仅要加大对外投资,保险业的资产管理公司也要越来越多地管理外资委托的资金投资境内市场。总之,我们保险业要把自己的资金做好,才能在全球成为一个大的资本玩家。随着今后人民币国际化以及资本项目的开放等,我国保险对外投资必将进一步向前迈进。
  李全:今天中国保险市场可能处于快速、深刻的变革阶段,风险是巨大的,但同时面前的机会也是巨大的。银行目前正在走出去,证券实际上也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沪港通、深港通等),保险机构是长期资金,所以就面临资金怎么使用的问题。现在谈保险机构走出去,实际上更多的是谈资产配置的问题,即资金运营方面的问题。
  究其因,过去,中国是其他国家资本输出的目的地,而现在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也积累了大量的资本,现在也有资本输出的强烈需求。此外,从大的国家战略来讲,“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实际上就包含资本输出、消化过剩产能的内涵,该战略构想可谓一个顶层设计,其由于国家的强力支持而受到各方的关注,诸多方面对“一带一路”战略的论证、践行也开始火热起来。“一带一路”东牵亚太经济圈,西系欧洲经济圈,贯通中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和欧洲部分区域。就保险而言,一方面,“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着重重风险和挑战,另一方面,保险业究竟应该如何发挥其风险保障功能,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也值得业内思考。
  鲁峰:就股权比例而言,海外投资有参股、控股和全资几种方式。这次复星和安邦是全资收购了国外的保险子公司,这意味着复星和安邦对这两个保险子公司有拥有全部的权益,但在经营管理上也面临挑战:是要亲自去经营,还是原封不动保持原来的班底?如果保持原班人马,收购方也应该有明确的战略目标和能够贯彻这个目标的能力机制,派遣必要的高层管理人员是必须的。如果派遣过多的管理人员,又会产生沟通方面的挑战,文化方面的冲突。可能安邦、复星的本意是要扩张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但即便如此,对于所并购的事业也要实施必要的管治以实现战略目标。总而言之,参股是学习国外市场和管理的比较好的方式。如果想全资或控股,则必须有完整的管理策略和必要的合格的管理团队准备。
  另外,关于投资的目的,像安邦投资纽约最著名的华尔道夫酒店,阳光也分别在悉尼和纽约投资酒店项目,此类投资应该纯粹是为了海外资产配置。而收购比利时和葡萄牙的保险公司,看起来则是想去别处经营。这反映出不同机构、不同交易的投资目的也是不一样的。
  李征途:我之前一直在做健康险,健康险的特点是医疗风险很大,对产业链的整合要求非常高。一个客户看病,医院说花了多少,保险公司基本上就得报多少,保险公司对医疗风险的控制基本上是由医院说了算。这种情况下,对于保险公司来讲,如果投资医疗机构,就会和其后期的保险业务衔接起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医疗机构可以协同保险公司控制医疗风险,促进保险业务实现较好的承保效益;二是投资的产业或实体也可以对外提供服务,而且不仅仅是针对自己的客户,对外的客户也可以,这样医疗机构可以获得较好的经营效益,保险公司就可以获得医疗机构的分红收益。所以有两个方面的收益,一是帮助自己控制风险来达到收益,另一个就是投资的收益。
  回到国际化的问题,我想有三个层面的考虑:一是资产配置的国际化,安邦和阳光投的都是酒店,从战略角度来讲,个人觉得就是一个资产配置的国际化。二是经营的国际化,保险机构走出去,到海外市场去经营、发展业务,这个目前,就如前面几位嘉宾讲的那样,在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地方设立分支机构,拓展当地保险市场。三是在保险业务经营国际化的基础上,推动产业链整合的国际化。保险公司走出去跟当地的市场互融互通互惠,对于保险公司来讲,走出去以后,除了保险业务经营外,还要思考相关产业投资和保险主营业务有没有互相促进或者能发挥协同效应。我研究了一下国外的,如英国、德国的医疗保险公司在国际上的投资,比如在印度收购医院,然后又在印度设立一些投资的子公司或者分支机构,这些医院和机构之间就形成了一种产业链上的互动、整合,然后实现较好的协同效应。
  刘传葵:目前中国的原保险市场已经全面实现对外开放,再保险市场的开放程度也有了相当大的进展。我认为,国际化可以不断激发行业的新动力,让中国保险业的后发优势进一步释放,实现保险经营和保险服务的全面升级。此外,保险业国际化的市场影响或许会超过行业本身,甚至引发社会大众对我们行业的关注,像安邦买下华尔道夫酒店,保险的这种对外投资非常具象,酒店这是与人们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标的,不像股票、债券这类东西那么抽象,所以这个投资行为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在我看来,国际化之于中国保险业,肯定是一条必由的发展之路,在“新国十条”的指引和“一带一路”等政策利好下,中国的保险业必然能在国际上占据一席重要之地,甚至在“新国十条”寄予在要求的国家治理等这样高度的战略层面也起到积极作用。
 
 
应对国际化大势
  国际化不可盲目,目的一定要清晰。如果认为国内市场拓展空间比较有限,想继续做大,那么可以走国际化之路,以增加国外的市场份额--这就是一个清晰的国际化目标。
  杨帆:国际化要看时机和环境。金融机构国际化或者在国际并购的时候,就如同操作股市,什么时候该买、什么时候卖特别重要。中国的保险公司如果看不见这样一个大的形势,则恐怕容易陷入被动甚至损失之中,比如金融危机期间国内保险企业投资比利时富通(Fortis)集团的案例,就值得我们深思。
  国际化要清楚自己的目标。国际化不可盲目,目的一定要清晰。比如,国内保险市场竞争非常激烈或相对饱和的情况下,保险公司会有一个“下海扩张”的动力,如果认为国内市场拓展空间比较平稳、难以取得新突破,想继续做大就得走国际化之路,并增加国外的市场份额,全球化布局发展有着内在需求,这就是一个清晰的国际化目标。
  国际化要有明确的方式。我们的国际化怎样才能取得成功?在我看来,能够做到本土化是制胜的重要因素。可以通过合适的兼并方式、兼并目标国的优质金融机构,并做好财务、监管,以此达到本地化其业务、客户等的目的。中国银行业国际化案例告诉我们,如果金融机构的国际化只是服务境外的本国人,那么其空间还是未能较好拓展开,难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走本地化路线的国际化,是国际化的较高阶段。
  国际化需要对目标标的和市场有精准把握。一是兼并标的对自己本身的甚至同中国的经济之间能够起到互补等作用。二是完成兼并后的发展要同当地经济的发展融在一起,做到双赢。这是国际化的长远发展之道,是持续、稳定的国际化经营之道。如“一带一路”建设,实现互联互通之后,要促进沿线国家的发展,而且要能够把中国的发展与沿线其他国家的发展融合在一起。我们的国际化就是要做到这一点,如果做不到,那国际化就很难成功,这也是中国银行业及部分保险业这么多年以来国际化不够深入、深度的原因之一。
 
图为位于北京金融街的、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将发挥重要作用的亚投行总部选址
图为位于北京金融街的、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将发挥重要作用的亚投行总部选址
 
  国际化要有风险意识。国际化随时都会面临汇率风险、政治风险,甚至军事风险。如何去对冲这些风险?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有太多的工具可以去对冲,但是这些都是技术上的手段,而且对冲有时候反而会带来更大的风险。在我看来,有必要探究银团模式及“抱团”走出去模式,这能够夯实我们走出去的根基,而且能够强有力地增强我们对抗风险、解决风险的能力。
  李全:相较于产业资本,金融资本的走出去要更复杂一些。国外的资金成本有时比较低,很多金融机构想打通资金进出的渠道,先在国外组织资金,把货币风险锁定在国外,然后再获取高收益。不过,这其中确实有很多风险,从历史的经验来看,我们走出去的情况并不是那么乐观。
  所以,对金融机构来说,练内功是非常重要的。在国外投资的过程中,团队建设应重视起来。如果要走出去,就必须有专门的团队,这个团队须有较强的购买项目能力,以及后续的管理项目的能力。如果看到好的项目就临时组建几个人、搭个“草台班子”来临时上阵运作,这样风险必然会很大。国内一些保险公司在香港十多年间的运作并不如意,有的在香港十多年来基本没有什么业务突破,甚至亏损很多、打道回府,这也警醒我们团队建设的重要性。我们原来在北京先搭建团队,为去香港做好人力资源储备,所以,近两三年在香港的发展还是比较令人满意。此外,保险机构走出去是一个“一把手工程”,海外投资标的额都很大,要把它作为一个战略,方方面面构想细致,所以其战略决策、资源互通肯定需要高层的支持和推动,一般层次很难做好。
  鲁峰:保险公司尤其是寿险公司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其资产性质和一般的资产是不一样的,其资产对应的是负债,是股东和客户未来的利益,保险公司在某个时点要承担这个债务。中国的保险业与国外保险业在资产负债结构方面也有很大的不同,比如寿险业,保费80%是投资储蓄类的,其风险保费相对比例较低,这里面就会产生很多问题,尤其是久期的问题会更加突出。因此,保险公司走出去必须把本业想清楚,把久期和收益的匹配放在第一位,在我看来,保险公司在投资、资产管理这方面,配置、投向必须以自己的本业和责任作为根本。
  如果是为了资产配置,要注意投资的时机,要看人民币的币值,国内的“风吹”、“放水”等动向,什么时候到了拐点应该把资产拿出去平衡。

 
  谈到战略就会涉及到几个因素:资源,能力,以及外面的机会和威胁。投下来只是第一步,最重要是投完后,自身的管理能力和管控能力能不能跟上。一些比较成熟的企业,虽然资本金是非常充足的,但有没有在全球调动和支配资源的能力,也就是说在全球用资本给股东创造价值的能力?
  还有文化风险。一个战略想法要想贯彻下去,一定得靠人。但是如果团队不够强,用我们的人去指挥欧洲、美国一个保险公司的人是非常难的。在海外并购或投资后,员工可能来自不同的背景和工作经历,如何带领一个团队朝着既定的方向发展,确确实实是非常大的挑战。可以设想,一些当地员工的特点和成长经历会决定他们在企业里的一些行为,我们怎么去激励他们,怎么去带领这样一支团队实现我们的目标,这是非常大的问题,需要我们认真对待。
  李全:就海外投资的风险而言,当前,世界经济的波动性越来越大,“庞氏游戏”充斥在各个方面,政治、经济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海外投资应该做到资产均衡配置,而不能以赌的方式来做。大型国际保险机构在股票配置比例方面的纪律值得我们借鉴,这对于风险控制而言非常重要。另一方面,要客观评判自身的经营能力以及抗风险能力,如果自身的经营能力、抗风险能力较大,那么可以去购买一些优质项目,即使遇到不期的风险,也能平稳过渡和较好承担。
  此外,国际化还面临着汇率风险、政治风险。在人民币不断升值的情况下,如果在收购时用人民币兑换成欧元去做,显然很可能亏损,因为欧元从2009年到现在贬值了将近40%。此外,政治风险方面,如果涉及较大的当地政府利益,也有遭遇“关起门来打狗”的风险。如果政治风险处理不好,会遭遇非常大的损失,有可能被以违反当地的一些条例为由,遭遇巨额罚款,甚至被罚破产。
  刘传葵: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是2014年9月成立的,这段时间以来我们在促进行业的国际化方面也开展了一些工作。
  首先,在会员服务上我们推出了IAMAC专家论坛,先后与德意志银行、贝莱德公司、瑞士合众集团等这些国际金融机构合作举办过系列论坛,旨在为会员单位提供一个国际经验学习、交流的平台。
  其次,协会成立以后,香港金融局、贝莱德公司以及刚才提到的一些国际大佬级的公司纷纷主动前来接洽,以期同国内的整个保险资产管理行业衔接,寻找合作机会。
  最后,协会也准备设立吸纳国际专家参加的顾问团体或专业委员会,很多境外专家表达了浓厚的兴趣和意愿。今年,协会还将组织一些境外的学习、研讨、考察活动,希望能对会员单位业务能力尤其是国际视野的提升有一些帮助。
 

国际经验告诉我们什么
  国外的保险公司是怎样进入中国市场的?其国际化路径在中国的整体布局走了什么样的路子?回答这两个问题,对中国的保险机构走出去有借鉴意义。
  陈力骁:国外的保险公司是怎样进入中国市场的?从一个国际的保险公司角度来看,其国际化路径在中国的整体布局走了什么样的路子?回答这两个问题,对中国的保险机构走出去可能会有一些借鉴意义。
  改革开放后,1992年中国迎来了第一家外资保险公司。总的来看,外资财产保险公司在中国的发展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为其全球客户在中国的投资提供保险服务,这也成为其初期主要的业务来源,也是总部从全球战略出发、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主要目的之一;第二阶段是看好中国的发展潜力以及改革开放未来的成长性,利用外资保险在保险产品、承保技术和理赔服务网络方面的特别优势,为中国本地客户提供服务,同时获得自身业务的快速增长,这个阶段的业务发展主要依赖中国对外贸易的增长和企业海外融资上市大潮的兴起,比如海外产品责任险、货物运输保险、中国海外上市公司的董事责任险等;第三阶段是现在外资保险企业所面临的挑战,如何实现未来战略性的增长,真正融入本地市场,成为一家既保持国际特色又可以适应广大客户需求的中国保险公司,这可能需要的不只是考虑如何竞争,而需要考虑如何建立更多层次的合作关系。
  在国际化的路径中,外资公司如苏黎世有140多年的历史,它的国际化实际上经历了很长的时间,苏黎世自己就用了100多年。苏黎世第一次走出欧洲大陆,把业务扩张到美国是在1912年,这种发展不是一代人能完成的。国际顶尖保险公司的国际化路径一般有两条:一条是以自己设立机构为主实现国际化扩张;一条是在自己设立机构的同时,通过不断并购来完成国际布局。但是不管哪一条路径,最后都必须做一件非常艰难但是非常重要的事,就是要花大量的精力投入到一个实现其国际化价值的工作--建设一个有效的服务跨国企业客户的平台。
  这个网络平台的建设如果作为一个公司的长期战略,就必须要考虑这些在海外的机构,这些资产之间的关联、协同效应能为客户带来什么?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刚才几位都提到了,我们国际化目的是什么?一种可能是财务方面的目的,为了进行资产配置;另一种就是能为我们的客户的发展带来什么,以及在海外发展当地的新客户我们能获得什么。就这两点来看,我会对第二点讨论得多一点,即协同这些不同地点、不同国家的网络平台来共同服务我们的客户。比如西门子、雀巢这些企业,他们在全球都有企业,那我们怎么服务这些企业呢?我们必须跟它们的网络相匹配,才能服务这些当地的市场。做财产险的人都知道,全球几乎所有国家(包括中国)都不允许在当地没有注册的保险机构出单承保客户在当地的风险,这个必须在风险所在地解决。解决的办法当然可以找当地的保险机构,但如果当地的保险公司承保能力有限,这就不得不寻求国际性保险公司的支持。苏黎世之所以能够为客户提供比较全面地保障,优势之一就是其覆盖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强大网络。
  另外一种“扩张”的方式就是收购兼并一个区域性的公司,把它的网络充分地整合,这里面除了资金投入之外,更重要的是建立适应公司的管理团队、培养人才、整合网络。所以走出去有几个层面:一是资本的走出去,可能一代人就能看到收益,甚至几年就能完成;第二是机构的走出去,这个需要更长的时间;第三是网络的国际化,这就更难,可能要几代人才能完成。像苏黎世保险现在大部分的营收和利润都是来源于瑞士本土以外,作为一个上百年的老店,这种利润的分配不光能平衡它的资产配置风险,而且对于其整个业务的长期发展也是一个非常良性的支撑。
  国际化的浪潮我认为有三波,第一波是欧美企业的国际化,就是二战之后走出去的那批企业;第二波是日韩企业的国际化,第三波就是中国的企业走出去,现在的时机非常好,如果中国企业不走出去,也可以到海外投资和配置资产,但是到海外设机构,真是需要几代人才能做好的事情。
 
 
“一带一路”那么大  你想不想去看看?
  国家推行的“一带一路”战略进入务实推进、全面铺开的阶段,企业针对基础设施、跨境通道、资源能源以及生产贸易等领域的投资力度将显著增强,大量的建设工程将在沿线国家(地区)上马。保险作为市场化的风险管理与资金融通机制,如何为走出去企业提供及时有效的风险保障与支撑服务,同时以此实现自身发展?
  鲁峰:在 “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走出去的企业面临各类风险,金融服务和避险方案必不可少,保险作为市场化的风险管理与资金融通机制,毫无疑问可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重要支撑与保障。可是,对于“一带一路”这一国家战略,保险机构的企业战略是什么?到底跟出去还是不跟?
  我认为即便是国家战略,风险也是非常大的。如果大家计算一下的话,这么多年我们在伊朗、委内瑞拉、中东等国家和地区的投资,损失不是一点点。在这些国家投资的政治风险非常大,很可能一个项目与上一届政府谈好了,但政府换届或政权更迭后,新政府就全部不认了。而且在海上,国际政治尤其复杂,所以商业机构看准机会是可以走出去,但是一定要跟着国家战略而且要想清楚为什么要出去,不要盲目跟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项目遭遇政治风险,之前已经有很多案例,但国内的媒体有时披露得不足,如果一项一项拿来分析,简直触目惊心,有些钱投得实在不够谨慎。
  我对保险公司如何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中来比较困惑,财险还可以参与到刚才说的一些项目,寿险可能不太好参与。我建议可以同当地的保险机构合作,这里的策略很重要。
  陈力骁:“一带一路”战略将给中国保险业带来什么样的机会?“一带一路”战略覆盖44亿人口,所覆盖市场则大部分属于成长型,从地缘政治和经济互联互通角度来讲,“一带一路”战略唱主角的是中国,这对于企业走出去而言可谓创造了一个绝好时机。
  据我所知,几年以前就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很认真的和国内的几家大保险公司谈过,希望邀请他们去自己国家开设分支机构。因为如果中国的一家企业在当地投资或承接了一个5亿美金的项目,但当地市场的承保能力只有5千万美金,必须要通过再保险将其他风险分散到国际市场,而且中国企业参与的这类项目也越来越多,如果当地有一家中国的大型保险公司可以提供服务,对于投资的中国企业来说也是非常愿意与其合作的。所以他们特别希望中资的保险公司过去把这些业务包括当地的服务接下来,尤其是现在中资企业去那边做项目的越来越多了。这个过程中,当地的企业也可以借此获得收益。“一带一路”战略最先是在哈萨克斯坦提出来的,而且也是较早在那里实现,今年3月份,哈萨克斯坦总理访华,签属了33个项目,总项目规模达到236亿美金,但哈萨克斯坦至今仍没有中资的保险公司进入,哈萨克斯坦当地最大的保险公司其资产只有相当于30多亿人民币,年保费收入10亿元,这在中国应该算是中小型保险公司了。苏黎世保险也非常关注中国政府推动的“一带一路”战略,一直致力于开发为为中国企业走出的相适应的风险解决方案,以化解从政治风险、财产风险、法律风险到人员安全风险等一系列问题。目前中国企业在海外的总资产有三万多亿美金,2.5万家机构,常驻外派企业员工超过一百万人,根据这个规模来我们粗略地估计了一下每年大约有15亿到20亿美元保费的市场机会。但据我们粗略了解,目前国内保险公司参与其中的保费规模大概只有10亿元人民币左右,其余的都被国际市场瓜分了。
  李全:“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领域是加强中国同周边国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对长期建设资金的需求量大。保险资金具有规模大、期限长、较为稳定的特点,与基础设施项目有天然的契合性,不仅可以开发相关的保险保障产品,还可以在港口、物流、航空、园区建设等方面进行投资,提供直接资金支持。
  保监会关于拓宽险资境外投资的政策中,其中重要一项是扩大境外债券投资范围,将债券等固定收益类产品应具备的信用评级由发行人和债项均获得BBB级以上的评级,调整为债项获得BBB-级以上的评级,以符合国际投资惯例。也为保险发挥资本融通功能提供更大施展拳脚的空间。
  不过,风险这根弦也要要绷紧,而且要用不同的思路、办法来走出去,因为走出去的风险和以前所熟知的那些风险都不一样。走出去之后,原来我们擅长的那套可能就用不上了,比如和监管机构的关系,民众的想法,所以其中隐藏着很大的风险。讲到“一带一路”战略,有人也提出来我们是不是又以“大跃进”的方式在走,是不是符合经济规律的发展?说实在的,中国在体制和意识形态等方面与国外的差别非常大,文化冲突等问题必须认真解决。此外,即使像日本那么主动去拥抱欧美体系、融入其中,也遇到了很多沟沟坎坎。我们还要看到,中国人虽然很勤劳,但是出去的很多企业都是亏损,而中国人都是报喜不报忧,不让外界知道。我觉得2008年金融危机来的真是时候,当时中国心气非常高,正想往外大规模铺开业务,但刚铺上了一点点,还没全面铺开,这个大的危机就来了。所以有人曾经开玩笑说,中国的“国运”还在,当我们想往下跳的时候,某个客观事件就会把这个事情给延缓了很多年。我国从2009以来就倡导转型,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转型的效果并不太令人满意,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换了笼子没换鸟”,做和说的距离较大。
  “一带一路”目前肯定是一个方向,如果走得好,那对消化国内剩余产能,促进经济发展将是一个很大的动力。来自保监会最新的动作是放宽险资境外投资政策,保险机构若能够真正寻找到合适的投资机会,有能力整合资源,逐步搭建全球网络,为参与“一带一路”的客户提供综合金融服务,也是令人期待的。  
 
 
相时而动  谋局未来
  随着“一带一路”、人民币国际化等国家战略的推进落地以及监管政策的逐步放宽。保险机构国际化的环境越来越向好,可以说,险资“出海口”在不断拓宽。
  杨帆:当前的全球经济金融形势是,后金融危机时代,美国可以说刚刚回到健康的发展轨道,欧洲则还没有完全复苏。我预计,至少在2015年9月之前,欧洲的资产价格还不能完全反弹。这给中资机构提供了一个机遇,是并购最后的难得良机。
  不过,我更看重的不是一个产品或一个具体项目的投资,我觉得最好的还是战略性股权投资。现在中资机构如果要做海外并购,可以考虑通过控股投资目的地,比如欧元区,一家较小规模的银行,从而获得机会,将一个大的潜在市场整个撬动起来。或者可以考虑成为投资目的国本地市场份额较大的一家保险公司的股东。国内机构如果现在能控制一家在全球同业中属于中等规模的保险公司,成为其第一大股东,那么想做财务投资就做财务投资,想做战略就做战略,就立刻能实现全球化了。这个模式,我认为才是国际化最好的模式。
  另外,我们中国的保险机构可以认真考虑同外资机构合伙设立并购基金,专门做海外并购。首先,这类并购基金没有明显的中国色彩,第二,符合当地的政策法规,第三,符合国际惯例,第四,在税收方面会有很多优惠,第五,进出非常自由。
  鲁峰:“中国色彩”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国外,如果遇见一家中国的企业,我们当然会非常骄傲,但是对于外国人来说,面对一家中国的公司,他们的反应或者说做这家公司客户的感觉、感受可能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尤其是在欧美,公众消费者对公司的色彩是非常在意的,日本过去也遇到过同类问题。日本战后经济起飞后,在对外投资的过程中,有一段时间美国是很不舒服的。同样,中国的金融机构走出去,到加拿大、美国,作为金融服务业,当地的消费者要不要购买你的产品和服务也可能是一个问题。所以,我国金融机构以什么样的面貌走出去,要予以认真研究。
  刘传葵:随着“一带一路”、人民币国际化等国家战略的推进落地,保险机构国际化的环境越来越向好,可以说,险资“出海口”在不断拓宽。此外,监管政策也在逐步放宽,给机构松绑、赋予其越来越多的自主权是一个趋势。最近,保监会发布《关于调整保险资金境外投资有关政策的通知》,给予保险机构更多的自主配置空间,不仅拓展了保险资产管理机构受托投资范围,将其受托集团内保险资金投资境外的市场由香港扩展至45个国家和地区,而且还扩大了境外债券投资范围。如今,我们协会已经把国际化纳入了重要的研究课题。我们认为,在国际化或者对外投资当中,因为各个机构的大小不同,基础不同,人才储备上也不同,即便是前期走在前面的机构,也需要借助一些外力的支持和帮助,所以说国际化确实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们完全独立对外开展业务需要有一个过程,同时特别需要保险机构对外部的法律法规、税收、风控等各方面都有深入的了解,这样才会走得比较稳妥。
  李全:保险业国际化也需要监管方面的努力。我国企业在走出去融入全球经济时,仍然在国内审批、资金支持、海外项目回国发展等方面遇到一些问题。中国某银行前行长曾在一次发言中表示,中国的企业现在做一个对外并购的项目,所有的流程走下来,经过发改委、商务部、央行、外管局、证监会、银监会等各类相关政府部门的层层审批,基本需要两年的时间,但如两年的变数非常大,这样很不利于企业对外业务的开展,所以他觉得这个应该改一改。的确,当前,跨国并购等项目经常涉及国内多个部门的多个审批流程,这其中的时间成本及额度等多方面管制,往往导致跨国并购等项目最终难以预期完成,甚至导致失败。有时与业务伙伴谈合作时的一些附加条款诸如“以监管机构批准为准”等,也会将合作方置于一个不确定的风险中,影响合作的开展。
  企业走出去,需要充分发挥政府引导、政策支持的作用,要充分激发市场的积极性。如今,国家提倡简政放权,我们期待能够尽快减少一些软的、硬的制约政策,尽快形成有利于机构走出去的监管环境,包括立法规范、服务体系建设等,给企业融入全球经济更多的鼓励和支持。
  李征途:2013年中华联合控股曾经想走集团化,有控股和寿险的牌照,但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做起来。到2013年年底,东方资产成为公司的大股东后,把控股公司做实,并成立了控股公司,随后寿险公司在2015年1月23号拿到了保监会的批筹文件。今年的一个计划是想把资产管理公司也做起来。这就是我们集团框架的基本雏形。目前,公司的战略正好与“一带一路”不谋而合,之前我们已经在新疆成立了专营农险的子公司,想借助一带一路战略,把业务往外辐射。
  刘传葵:最后,我想对今天的主题再谈几点思考和看法。
  第一,国际化不可以为国际化而国际化。不是说国际化就一定高大上,或者就意味着进入到更高级的阶段,实际上我们在没有国际化而闷着头做好国内市场的事情的时候,国内若干领先的保险集团,如人保、国寿、平安等,也一样成为全球业界翘楚。我们国内的市场是足够大的,可以不用为国际化而国际化。
  第二,险资企业在国际化方面应该有自己的长远战略,想清楚自己到底要做什么,以及什么时候做,而不是突然有了一单境外的项目,想都没想好,人员也没配备好就贸然去做,应该要打有准备的仗。
  第三,在商言商,国际化应该有一个利润的考量。关于利润,保监会规定保险机构境外投资余额不能超过上年末总资产的15%,假定投资余额占比是10%,那么利润是不是也应该占到10%,如果超过了这个比较基准,那么其国际化投资就是合算的;如果利润占比低于10%,那等于该企业是用10%的资产换取了低于10%的利润占比,则不太可取。当然,可以考虑到国际化对品牌、人才等的作用而给予经济考核一定的宽容。
  第四,国际化要务实,不要务虚,即要落实到一个具体的业务当中。
  第五,多渠道、多元化并举。对于安邦收购华尔道夫酒店,其到底是想去经营酒店,还是想进行财务性投资,现在有很多讨论。我想在内部他们是有深层次考虑的,比如做这笔业务是仅仅赚钱就好了,还是这只是后续很多步棋的第一步。各个公司可以不拘一格,从整个保险资管行业来说,对外投资各种方式并举。
  第六,国际化应该逐渐从粗放走向专业。在投资的过程中,每家企业应都渐渐找到自己的特色,然后有意识地往这方面倾斜,可根据自己的人才储备,或者收益和失败的情况,慢慢选择自己擅长的方向走出去。
  第七,宽容看待险资出海。走出去初期,不可能每家公司都能打漂亮仗,很可能出现失利的案例。对此,我们要宽容看待,只要这个公司自己考虑好能承受这笔风险,外界不应该过多地批评指责。类似当年国内机构投资富通集团的案例,其实从非经济意义上来说,对中国险资企业走出去还是有探索意义的。
  第八,国际化应该是双向的,而不仅仅是中资企业对外投资。既然现在很多外资企业非常看好中国市场,想分享中国市场的收益,那中资的大佬级公司可以寻求与合作,其不擅长的业务可由中资企业管理,这种方式也许对我们利润增长的贡献不一定很大,但可以让中国的企业获得国际的认可。
  第九,“一带一路”毕竟集中国家力量,风险固然有,但能够搭上国家战略这辆车,其风险可能总比自己去那些地区单干要小一些。何况,作为一个大的资管行业,也应该对国家战略的实施去做出应有的贡献。
  最后,虽然从单个企业的角度来说,可能在国际化的进程中有些失败的教训和亏损,但从整个行业的角度来看,这几年保险业的国际化可以说是往前迈进了一步。我们站在整个保险资管行业的高度去看待险资企业微观的对外投资行为,也许视角会有所不同。
 
◆ 一句话总结
  杨帆:国际化是一个必然的方向,但是我坚持,金融业务稳健当头。
  鲁峰:国际化必须有明确的战略,有自己的目标,要稳健。
  陈力骁:国际化是一个长期的战略,需要几代人的付出。
  李征途:国际化还是要在立足本土、苦练内功的基础上,面向全球市场。
  李全:为国家“一带一路”的战略,走出中国特色的国际化道路。
  刘传葵:循序渐进,整个行业借助国际化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和地位。  
 
 
  (本文原标题为《保险业国际化探索  开眼看世界》,刊载于《当代金融家》杂志201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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