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区块链研究工作组组长李礼辉，历任海南省副省长、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中国银行行长、第十二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等职。本期我们特邀李礼辉作为“《国家金融记忆》——改革开放40年40人系列访谈”的嘉宾，瀚德金融科技研究院副院长杨望担任特邀主持人，带领我们从中国银行改革视角，一起回顾这段中国银行业涅重生的历史。
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是我国金融改革的关键步骤，中国银行是首批试点银行。中国银行的股份制改革并非一蹴而就，从战略投资者的选择，到全方位的制度性改革，中国银行涅槃重生，成绩斐然。
引进战略投资者是值得肯定的重要一步
杨望： 2004年的股份制改革是我国金融业的重大历史转折点。为顺利上市，中国银行引进了4大战略投资者，这一决定在当时对中国银行改革起到哪些重要的作用？
李礼辉： 股改之前，国有商业银行累积的不良资产实际损失已经超过资本净值。国际上一些会计师事务所对中国的银行做出了“技术性破产”的评价。透过现象，我们发现，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国有商业银行在体制、机制、制度和技术上存在很多根本性的不足，我国的财务会计制度与国际通行的财务会计准则存在明显差距。在国际市场上，我们缺乏竞争力、影响力，甚至我们的信用实力也受到质疑。因此，当时，我们需要通过引进知名的国际投资者，在引进外来资本、补充资本的同时，建立信用背书，引进先进制度和先进技术，重构体制机制。
从2005年到2006年初，中国银行引进了4家战略投资者，分别是苏格兰皇家银行、新加坡淡马锡集团的旗下机构、瑞银集团和亚洲开发银行。与战略投资者的谈判，当然涉及定价、股份锁定期、投资同业竞争者限制等具体商业条款，但更多的是讨论如何进行中国银行的股份制改革，实现制度性的更新和改造，给中国银行带来新的价值。这也将给战略投资者带来重组后的增值。
4家战略投资者派来了董事，派来了专家团队，参与中国银行股份制改革的具体工作，帮助中国银行进行机制改革、制度设计、技术创新和员工培训。
2006年中国银行上市时，得到了国际、国内资本市场的良好反馈。股份制改革以来，中国银行迅速成长为国际上规模最大、盈利能力最强的银行之一。可以说，股份制改革是非常成功的，引进战略投资者是我国股份制银行改革重要的、值得肯定的一步。
恰当协调与战略投资者的“分歧点”
杨望： 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之后，由于地域和文化的差异，双方可能会有一些“分歧点”，当时，您是如何与其进行有效沟通和协调的？
李礼辉： 从商业利益角度看，国内的股东与国外的战略投资者并不存在根本性的矛盾，大家的共同目标都是提升中国银行的价值，中国银行与战略投资者也并不构成市场上的业务竞争关系。但在管理实践中，背景不同的董事和管理者也会出现理念上的一些差别，这类差别主要归因于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和判断。
在法人治理结构的设计上，股改时确定的国有商业银行的法人治理结构包括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董事会包括股权董事、独立董事，代表国有股东的股权董事常驻银行工作。这种大而全的法人治理结构在国外银行或者上市公司里较为少见。因此，在引入国外战略投资者时，我们需要与其充分沟通，以使其理解并认同这些基于中国实际情况所采取的制度性安排。
在风险管理制度设计上，我们明确，重大的投资决策、信贷决策必须经过董事会审批。代表国外战略投资者的中国银行董事是外籍的，而且，考虑到中国银行是我国国际化程度最高的银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银行的多数独立董事、总稽核和风险总监是聘请外籍专业人士来担任的。这种制度安排显然有利于促进银行建立全球化的经营管理格局，增强银行在国际资本市场和全球金融业的信誉，但在经营管理和业务决策的过程中就需要，更多、更充分的沟通，特别是对重大项目投资和大型企业信贷决策时，需要管理层之间、管理层与董事之间及时进行沟通协调，解答疑惑，让外籍董事和管理人员更加深入了解中国经济的特点和发展趋势。
例如，京沪高铁是我国潜力最大、价值最高的一条客运铁路，中国银行由下属子公司投资。在投资决策过程中，经过充分的论证，得到董事会的审批，但投资额缩减了。尽管因为降低投资额度减少了银行可能的收益，但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应该具有更为长远的价值。
管理层需要客观说明中国的特殊情况，需要用专业的语言来阐述重大业务安排的原因，争取大家的认同。这个过程是沟通协调的过程，也是相互信任的过程。我们的合作是十分顺利的。
改进和优化人力资源管理制度
杨望： 在股份制改革的过程中，中国银行对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作了哪些改进？
李礼辉： 在人力资源管理制度设计上，最初中国银行聘请了国际上知名的人力资源管理专业机构提供咨询服务。他们将银行的前台和中后台区分为利润创造部门和成本部门。在职位和薪酬制度的设计上，利润部门的职称级别和薪酬水平远远高于成本部门。这一制度设计照搬了国外一些银行的现成版本，与中国实际情况并不完全切合。例如，影响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既有市场营销方面的因素，也有风险管理方面的因素。风险管理部门看起来是成本部门，但风险管理能力的提升，既能提高决策效率支持市场营销，又能降低风险成本从而增加利润。因此，在改革后实施的新制度中，中国银行虽然对前台部门和中后台部门做了划分，但在职级和薪酬等级的设计上缩减了差距。新制度提高了对中后台部门、风险管理部门、内部控制部门、营运部门及操作部门的关注度，而非简单地将其看作成本部门。对于银行来说，任何成本的控制，尤其是风险成本、合规成本的控制，本质上也是竞争力的体现。
银行的用人制度设计要与激励机制相结合。过去，国有商业银行在很多方面保留了行政化的特征，每一级别的管理人员都有官衔。中国银行在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改革时，设立了全新的体现商业银行特征的职级体系。在用人选择上，重点是德才兼备，选择人才需要考虑道德品质、政治素质、专业能力，以及对银行的价值贡献。薪酬分为固定薪酬和浮动薪酬两部分，固定薪酬原则上与职位和职级挂钩，浮动薪酬与业绩表现和价值创造挂钩。尽管国有金融机构的薪酬水平、激励机制与完全市场化的股份制金融机构相比有很大的差距，但总体制度还是体现了市场化的方向。
人才的培养对于银行的国际化进程尤为重要。即使是语言沟通层面，国内所熟悉的情景、词汇，未必就是国际上通行的金融专业表达方式，这可能影响与国外监管者沟通交流的效率。出于上述考虑，中国银行培养了一批国际化的专业人才，他们在语言、经营、管理等方面达到了较高的专业水准，助力中国银行国际化事业的发展。
内部控制机制的“三道防线”
杨望： 中国银行是如何通过内部控制制度变革助力全行业务发展的？
李礼辉： 在风险管理制度建设方面，需要看到，过去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率高、坏账损失大、盈利差的重要原因，是银行的管理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行政化的特点。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中国的商业银行必须建立一个商业化的风险管理制度，要有效制衡、有效约束。中国银行建立了“三道防线”的内部控制机制。
第一道防线是业务的一线部门，包括个人金融营销部门、公司金融营销部门和分支机构。第一道防线既要负责客户的营销、产品的销售、客户关系的维系，与此同时，也必须注重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在选择推荐客户时，要能够遴选符合中国银行基本标准的客户，借助大数据系统可以让这种遴选更加有效率。
第二道防线是风险管理部门，包括信贷审批部门、合规管理部门等。这些部门从风险管理的不同角度来对企业授信、项目融资进行专业化审查，提出意见和建议，进入决策程序。
第三道防线是审计监督部门，如稽核部。第三道防线要监督第一道、第二道防线和管理层，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在改革发展过程中，中国银行的业务和地域覆盖范围迅速提升和扩围。在国内，中国银行积极推广普惠金融，使金融的甘霖滋润了无数的小微企业和贫困地区；在国际，中国银行作为中国的第一家外汇交易银行，始终站在国际化的前端，是中国银行业的旗帜和标杆之一。
中国银行做普惠金融的两件大事
杨望： 2009年，中国银行是当时唯一一家获评中国最佳中小企业融资方案奖项的银行。中国银行在对中小企业市场做战略布局的时候，有哪些重要举措？
李礼辉： 在普惠金融方面，中国银行做了两件大事：第一是信贷工厂，第二是村镇银行，都完成得较为出色。
所谓信贷工厂，就是采取工业化的流程和模式，基于中国银行的数据基础和对客户的了解，提高整个信贷审批流程的效率。2009年，中国银行推出中银信贷工厂的时候，信贷决策的周期约为1～3天，这在当时是相对较快的。
在村镇银行方面，中国银行是国内大型银行中少有的将自己的村镇银行发展得又大又好的一家银行。设立村镇银行的原因在于，对于大型的银行机构来说，按照传统的模式和流程去做小微金融会遇到很多难题，而村镇银行的成立能够更好地助推当地经济，发展普惠金融。因而中国银行内部一致认为，成立村镇银行具有重要意义。
中银富登村镇银行由中国银行发起成立，经过8年发展，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村镇银行集团，共有228家分支机构，并设立327个助农服务站，覆盖19个省的县域农村，其中中西部地区占77%。2017年，有10.89万个小微企业贷款客户，贷款余额231亿元，户均贷款21.2万元，ROA为1.13%，ROE为10.43%。
这家村镇银行植根于基层，植根于小微企业，特色之一是科技立行，中后台集中统一，实现流程优化和标准化管理。集团管理总部负责信息科技系统建设，负责中后台服务和监控。法人机构和支行作为经营责任主体和业务终端，承担前台营销、客户服务职能。银行内部管理和客户服务流程简洁清晰，决策效率和服务效率比较高，运营成本和风险成本比较低，在为小微企业提供成本可负担的金融服务的同时，实现了过得去的经营效益。
国际化道路上，合规是第一课
杨望：经过40余年的发展，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大幅提升。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把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中。中国银行从完成第一笔外汇交易到发展成为国内公认国际化程度最高的银行。请问中国银行有哪些经验供国内银行业借鉴？
李礼辉： 中国银行100多年的历史见证了中国金融业成长、进步、提升以及开放的历程。能够作为中国银行的一员，我感到非常荣幸。
中国第一笔人民币国际化业务，是从中银香港汇款到中国银行的上海分行。2011年，人民币国际化迈开了一个新的步伐，实现了从局部的业务和区域向所有的业务和区域覆盖扩张。2016年是另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间点，人民币得到了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认可，加入了SDR货币篮子，这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标志性事件。
国际化的银行对合规经营、合规控制必须予以足够的重视。一个国际化程度很高的银行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布局业务、配置资源，而不同国家和地区对合规经营有不同的法律要求。中国银行更加注重在国际金融中心配置资源，如纽约、伦敦、东京等，而这些地区对银行的合规经营有特别严格的要求。所以，任何一个银行在国际化的过程中，在走出国门的过程中，合规是要上好的第一课。一定意义上，合规也是一种竞争力、一种价值。合规的业务所取得的收益、利润，才是真正的收益、利润。如果在业务经营过程中存在合规、合法方面的瑕疵，当被监管部门发现时，将会承受严重的处罚。部分国际上的著名银行所受单次处罚金额高达几十亿美元，对利润影响巨大。对于中国的银行来说，需要注意国际市场上的合规要求和国内市场的认知有着根本的差别。
中国银行成立至今，经历百年风雨。其百年的发展史是中国近现代金融发展史的缩影，而中国银行40年的改革历程，也是中国社会改革开放40年中浓墨重彩的绘卷。未来，中国银行业需要在过去40年的历史经验基础上，把握趋势，行稳致远，破浪前行。■
特邀主持 / 杨望 瀚德金融科技研究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根据本刊主导策划的《国家金融记忆》——40年40人系列访谈之中国银行原行长李礼辉访谈整理而成】
上一篇：国家金融记忆——改革开放40年40人系列访谈
下一篇：最后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