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诺金读书会】珍惜中国优势 突破发展陷阱

 

　　世界各国都在寻找经济增长动力，中国亦然。在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之际，面对中国经济发展中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我们亟需追寻，“中国优势”究竟在哪里？我们应如何把握之？在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副司长徐诺金博士的新著《中国优势——经济增长的路径抉择》（以下简称《中国优势》）一书中，徐诺金博士明确提出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共同构成中国优势，他一反理论界和实践界一边倒的“恐高症”，主张发展是硬道理、投资是发展的动力、储蓄是投资的源泉，珍惜中国优势，为中国决策者下一步的路径选择提供深刻良鉴。
 

　　
徐诺金：

　　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抉择，与之相应的是两种俨然对立的观点，可以说，我们正处于一个关键的时刻。

　　一种观点是，反对“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的经济增长模式，主张控制投资、刺激消费、降低储蓄、输出资本（储蓄）。持该种观点者认为，中国经济总量已足够大，经济发展不再是主要问题。

　　另一种观点是，珍惜储蓄资源，按照储蓄率高低安排投资率，使储蓄充分有效地转化为投资和资本存量，加快发展——这是我一直以来倡导的。

　　第一种观点背后是“恐高症”，容易导致中国经济陷入从扩消费到降储蓄再到降投资的收缩性均衡，加大中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在我看来，中国经济目前的“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是一种难得的优势，应像过去一样充分利用好这种优势，使经济走上从消费到储蓄再到投资的扩展式（或称“放大式”）良性循环的均衡增长路径，使中国真正突破发展中国家普遍遇到的“中等收入陷阱”，真正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这也是我在《中国优势》一书中所持的主要观点。

　　对于《中国优势》一书，我选择十个专题同大家分享：

　　第一，高储蓄是中国的优势，而不是中国的难题。首先，储蓄是“收入－消费”后的剩余，高储蓄是消费后的剩余。其次，中国的高储蓄主要来自制度红利和人口红利。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生产函数F和劳动力L都发生了变化，正是L和F的结合，所以产生了中国真正的高储蓄。最后，中国的高储蓄是中国高投资、高增长的缘起，高储蓄与高投资、高增长共同构成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优势。

　　第二，投资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基本动力，没有投资就不可能有增长。用消费和出口来解释增长是不对的，经济增长中的“增长”是指增长的潜力，这一潜力即发展，而发展只能由投资而来。这就像农民种地，今年生产的粮食中留了多少种子待明年播种，明年就有多少增产的潜力；如果把粮食都吃光，明年的播种（相当于投资）就没有了。真正的增长源泉只能是投资，其实，正是中国的高投资创造了中国经济30多年来的高速增长奇迹。

　　第三，要用好高储蓄资源，将高储蓄充分有效地转化为高投资，进而转化成高增长。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潜力包含体制红利的潜力、人口红利的潜力和市场的潜力。然而，中国的储蓄资源并未得到充分利用，主要表现为外汇储备低效使用，同时，相当一部分生产能力过剩，因此，增长潜力也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第四，“I（投资）=S（储蓄）”是宏观经济实现平衡的基本条件，“I≠S”是中国宏观经济的最大失衡。如何使“I=S”、实现储蓄和投资的平衡，进而保证国民经济的基本平衡，是我在书中重点阐述的内容。

　　第五，从人口红利和人口负债的平衡看“I=S”的重要性，即储蓄资源转化为投资的重要性，这是我给经济学界提出的新命题，也是经济学的一个空白点。人口红利和人口负债有三种平衡方式，第一种平衡方式是几千年以来的传宗接代，即依靠子女养老；第二种平衡方式是形成大量的外汇储备，即把人口红利的储蓄借给国外；第三种平衡方式是我提倡的，把储蓄充分有效地转化为投资，把现有储蓄资源转化为未来可以使用的资本存量，也就是把需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好，如修好公路、铁路，建好医院、养老院等，为未来提高每个单位劳动生产力的效率做好资本存量的准备。

　　第六，如有不慎，中国人口红利将转化为人口包袱。现在主流宏观经济观点提倡消费，甚至当年生产的物品当年就要消费掉，如果按照这种观点发展下去，中国或将难以承受未来的人口负债。

　　第七，从高额的外汇储备看中国经济的失衡。探讨内容包括外汇储备的本质、中国外汇储备的总量及其带来的问题、中国外汇储备体制改革、把外汇储备转变为现在的发展优势等话题。

　　第八，把高储蓄转化为高投资，关键在于加快金融体制改革。金融改革的根本方向是由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提高投资效率，关键在于优化投资结构，加快投资体制改革。

　　第九，把高储蓄资源真正用于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如何真正实现中国农民工的城镇化是本专题的研究内容。严格来说，中国现在的高储蓄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农民工的剩余价值，因此应当用农民工的劳动剩余去解决农民工自身的问题。如果不以农民工为对象去解决城镇化问题，中国将会离城镇化越来越远。

　　第十，珍惜机遇。“中国梦”的核心是民富国强，实现中国梦关键在于发展经济，要把中国的高储蓄转化为真正的实力，把中国优势转化为助力实现中国梦的正能量。
 

王宇：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化市场经济的新中国。目前中国经济总量已经居于全球第二位；是世界上最大的经常项目顺差国和外汇储备国，是世界第二大贸易出口国。1978～2012年，中国经济年均增幅达到9.8%，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许多年来，国内外有许多经济学家在寻找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徐司长《中国优势》一书从独特的视角，给出了独特的答案。在《中国优势》一书中，徐司长从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出发，首先将高储蓄定义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优势和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然后从储蓄与投资的恒等式出发，说明保持一个较高的投资率无论对于过去、当下还是未来的中国经济发展来说，都至关重要。

　　危机后，世界经济发展变化很快，中国经济也面临着重大调整，即回归“新常态”。在“常态”发展中，是选择刺激总需求政策还是选择改善总供给政策？这是一个重要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

　　一般来讲，在金融危机期间，一些国家会选择总需求政策来反危机、逆周期；在“常态”发展中，一些国家会选择总供给政策来稳物价、促增长。

　　1929～1933年大萧条时期，在价格刚性假设下，凯恩斯推导出了经济长期衰退的可能性，进而提出政府需要管理宏观经济，通过扩大公共支出来弥补私人部门的总需求不足。也就是说，当时凯恩斯将经济危机的根源归结为需求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总需求政策。此后，总需求政策逐步成为政府管理经济、调节社会总需求的重要工具，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总需求政策被运用到了极致。

　　总供给政策是在20世纪80年代被主要发达国家广泛使用的。当时，主要发达国家面临严重的滞胀局面，即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滞胀使总需求政策失灵，因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可能加剧通货膨胀，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可能恶化经济停滞。面对总需求政策的两难，包括美国和英国在内的主要发达国家转向总供给经济学，即削减政府支出，减少财政赤字；减税，降低税率、扩大税基；减少政府干预；实行稳定的货币政策。

　　当经济回归常态后，政策也应该回归常态。当然这里还涉及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即宏观经济政策是否能够“熨平”经济周期？认真读一下徐司长的书吧，或许可以找到思考的方向。
 

左小蕾：关键是怎么投

　　在我看来，《中国优势》一书的最大价值在于，其可为中国长期的战略发展提供重要参考。对于本书，我有以下思考：

　　一是如何投资。书中谈到，中国应该加强投资。对于投资，我们要抓住的关键是怎么投、投什么。目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增速放缓阶段，投入超过产出，实践中，一些盲目的投资、浪费性的投资或结构错误的投资导致有些产业产能过剩，甚至一些地方出现泡沫。因此，倡导投资，应对投资结构做进一步探讨。

　　二是投资多少。投资不是越多越好，应该有一个最优投资比例来实现经济平衡。在增长函数里，短期内是依靠资本和劳动力投入来推动经济增长，而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在一定阶段内是有一定比例的。中国在改革开放前30年确实依靠投资拉动了经济增长，加大投入立刻就有大量的劳动剩余与之匹配，这种均衡与生产力相适应就推动了经济增长。但如今，不得不承认的是，中国如今已经受到劳动和资本投入比例的约束，如果再加大投入则需要新的劳动力去匹配，而劳动力成本上升的现状又容易导致通货膨胀及其他系列问题。

　　我的结论是，中国一定不能够回避发展阶段的增长变化，我们现在反复强调不能盲目投资，确实是因为短期内受到了增长的局限。从更长期的角度，中国应回避体制性的问题、避免制度性的干扰，从全要素的角度进行改革，包括推动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等。

董晨：

　　高投资理论在中国其实一直是主流经济学中的观点，最近几年，这一观点稍显弱化。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对于逐渐弱化的主流经济学观点更加需要予以强化，对其加强研究，或许我们能够从中找到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经典动力。所以，《中国优势》一书的推出非常重要，其中的观点在目前的阶段更是令人深思。

　　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靠什么？本书中谈及最多的是资金红利，中国以前的M2（广义货币）规模比较小，如今已突破100万亿人民币。高增长没有带来很明显的社会问题，虽然通胀比较严重，但毕竟中国更多的人有了更多的钱，国家将较高的储蓄转化成投资以后带动了经济的增长。

　　不过，我同时也在思考，中国经济增长一直以来是依靠资源消耗，包括人口红利消耗、环境红利消耗、土地红利消耗等。而如今，人口红利、土地红利、环境红利、资金红利在慢慢消失，如果再由政府集中投资带动经济增长，是否面临着这些红利难以支撑高增长的问题？甚至带来更多的其他负面问题，如环境问题、资金问题、土地问题和人口问题等。

　　在我看来，资金问题不只是储蓄率和投资率的关系问题，实际上，资金问题很多时候也体现在其他方面——房地产已占用了大量资金，影子银行占用的资金量也非常大，这些其实都没有被算到政府投资的范围之内——这是一种畸形的状况。在中国大量发行货币以后，本应用于投资的货币没有投资到对应的商品上，这些增发的货币带来通胀的同时也降低了资金成本，整个社会的资金利用率相对较低，其中的扭曲因素增多，比如，从资本市场的角度去观察，目前，利率非常高，无风险收益率非常高，资本市场短期内无法活跃，导致整个社会经济增长的速度在长期内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因此，面对以上问题，如果中国再进一步扩大投资，金融扭曲、恶化或异化现象会不会更加严重？比如，利率会不会进一步上升？所以，关于投资，我认为应倡导更多的民间投资或自主投资，以解决目前投资低效、投资腐败等问题。不过，当前的民间投资缺乏规模、缺乏文化、缺乏治理，还需要我们加大研究以及建立合理机制。

 

　　中国优势关键在于把握，如果把握不好，可能导致国家大的战略决策在制定或执行层面出现偏差。在此，我简单提两个建议，一是国家在制定战略决策的时候，需要参照负责任的、严谨的经济学家的理论和思考，而不是相反；二是对于投资，要充分考虑到中国国内外的环境，不可盲目，否则会重蹈此前的一些覆辙。唯有如此，中国优势才能真正成为优势。
 

　　高储蓄对中国不是坏事，这个声音非常重要。中国基本没有长期政策，基本上是按照政治周期来讲短期问题，所以中国的长期政策很盲目，容易忽左忽右。过去一段时间，中国政府盲目投资，忽视GDP的质量和分配，出现了非常不均衡的现象，进而导致消费不足、缺乏消费能力的问题。而如今，一说到过去结构性的问题、乱投资的问题，又害怕投资，甚至否定中国的高储蓄和高投资，理论界呈现“一边倒”的现象。徐司长（徐诺金）支持高储蓄这个声音很重要，他提醒我们要缜密严谨地思考，而不要再次犯错。
 

 

　　徐司长（徐诺金）在书中对于“恐高症”及相关政策制定的忧心，我深有同感。近年来，面对储蓄率高、消费率低的形势，政策主张是提高消费率、控制投资率、降低储蓄率；面对经济下滑趋势，政策主张是经济增长速度不重要、质量更重要……这引发的思考是，政策制定究竟如何做到深思熟虑？如何才能制定出好的政策？

　　本书序言中“酒桶”和“尿桶”的故事很有趣：有一位约翰先生买了一大桶酒放在门外，一天下来，酒少了不少。约翰

　　很气愤，便在桶上贴了几个字——“不许偷酒”；第二天，酒又少了一些，约翰更生气，又在桶上贴了几个字——“偷酒者杀无赦”；第三天，酒桶里只剩下小半桶酒，邻居便给他出主意：在桶上贴上“尿桶”两字。约翰觉得这主意不错，不料第四天，桶居然全满了……中国这些年来的政策主张，看上去有点类似约翰邻居的主意——左摇右摆，未经熟虑。

　　对此，我有两个建议：

　　一是注重理论研究成果的转化。中国的理论界以及政策研究部门，对中国经济发展不乏丰富的、切合中国本土情况的理论研究成果，我认为，政策制定者应很好地吸收这些成果，并将之转化为真正有效的政策。具体而言，应设立具体机构，建立研究成果的转化机制，从而增强政策的先进性、科学性。

　　二是政策制定要一线调研，不要闭门造车。实践中，研究机构及相关部门很少到一线去，一些简单的抽样调查难以反映出真实的情况。在中国经济形势愈加复杂、经济体量愈加庞大的当下，政策制定者应深入中国实际情况、深入一线做调研，掌握过硬的政策研究方法。唯有如此，才能避免拍脑袋决策，才能绕开“酒桶”与“尿桶”的问题。

 

　　徐司长（徐诺金）的新作《中国优势》讲到高投资率和低效率、高能耗、高污染的关系，我在读此书的时候就在思考，较大的投资规模和投资质量之间到底有无必然关系？二者是否对立关系？中国储蓄高、投资规模大，就一定会带来结构问题、质量问题吗？中国是否一定要牺牲速度和规模才能提高质量、改善结构？

　　我认为，规模和结构并非必然挂钩，牺牲规模不见得能换来合理结构，扩大规模不见得导致结构不合理。美国的经济规模居全球第一，未见其结构有问题。在中国，我们不必通过牺牲规模来改善结构。

　　中国的问题更多的是结构方面的问题，无关投资规模。

　　在中国，投资体制市场化程度不高，投资主体自主性不强，很多投资是靠政府的规划和指导完成，或者政府直接插手其规划、指导的投资项目。这就造成投资主体与责任主体之间界限不清晰，规模成了“替罪羊”，政府不断“翻烙饼”——牺牲规模来改善结构，牺牲结构来扩大规模……

　　美国的投资体制是以民间投资为主，这种体制下的投资结构非常合理，市场化程度很高，投资的自主性很强，不需要通过政府的规划、引导和指令去完成投资。在这种投资体制下，各方自主投资，投资主体会直接承担其决策带来的结果，没有人帮他买单，投资错了就是亏损，甚至退出市场。

　　中国要杜绝“翻烙饼”、要达到美国的良好投资状况，就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定下的改革思路，真正实现投资体制的市场化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