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央行行长谈欧元区的失业问题

作者:马里奥·德拉吉 日期:2014-10-31 10:55:22

应对高失业率问题,欧元区经济必须从两方面入手,即增加总需求政策和改革结构性政策。二者必须配合:如果没有更大的总需求,政府实施的结构性改革可能停滞不前……

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 欧洲央行(ECB)行长-当代金融家
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 欧洲央行(ECB)行长

  应对高失业率问题,欧元区经济必须从两方面入手,即增加总需求政策和改革结构性政策。二者必须配合:如果没有更大的总需求,政府实施的结构性改革可能停滞不前,但如果不实施坚定的结构性改革,总需求措施最终也将不够有效。
 
  在高失业形势下,全社会没有人能独善其身。对失业者自身来说,失业会对其一生的收入产生长远影响。对就业人口来说,高失业率会增加工作的不稳定性,并有损社会和谐。对政府来说,高失业率会增加财政支出,并影响选举前景。此外,失业是宏观经济的核心问题,影响近期和中期的通货膨胀变化,这就意味着,失业问题也会影响到中央银行。失业率高企、社会和谐面临威胁之时,要求中央银行采取应对措施的压力无一例外地增大。

欧元区失业问题的原因
  关键问题在于,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真正可持续地影响失业率?由此引申,影响当前失业的因素主要是周期性还是结构性的?由于欧元区是一个有18个成员国的货币联盟,所以上述问题就显得更加复杂,我简要介绍欧央行如何评估目前形势。
  欧元区的长期衰退
  首先,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GDP)遭受了巨大且持续时间超长的负面震荡,这对就业产生了重大影响。如图1所示,在本次大衰退之后,美国的失业率出现了一次大幅度、快速攀升,而欧元区则经历了两次衰退和失业率的再度攀升。
欧央行行长谈欧元区的失业问题-当代金融家
  图1  2008年以来欧元区和美国失业率变化
  从2008年初到2011年初,两个经济体的情况类似:失业率陡峭上升,稳定一段时间后开始逐步下降。这反映了本次冲击的共同来源:所有发达经济体金融周期同步;雷曼公司倒闭后,全球贸易出现了收缩;一些国家的资产(主要是房屋)价格出现了强力修正。
  2011年之后,两个经济体的情况出现了差异。美国的失业率持续下降,欧元区的失业率却出现了第二轮上升,并在2013年4月达到最高点。这一分化,反映出欧元区独有的问题,即来自主权债务危机的冲击,这一冲击造成了欧元区经济连续6个季度的衰退。但与雷曼公司倒闭后影响整个欧元区的冲击不同,第二波失业人数的增加完全是那些受到政府债券市场紧张状况负面影响的国家(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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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  金融压力与失业的关系
  主权债务通过多种渠道发挥影响,但最重要的影响是使宏观经济稳定工具丧失作用。
  从财政角度讲,在危机第一阶段,实际上在所有国家,非市场化服务(包括公共管理、教育和医疗)对就业都有正面贡献,因此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冲击。但在第二阶段,财政政策受到了对债务可持续性担心和缺乏统一支持机制的限制。为了恢复投资者的信心,必须先进行必要的财政整顿,但这降低了财政政策的作用,并减少了公共部门的就业人数,而这会减少其他部门的就业。
  主权债务危机也干扰了整个欧元区货币政策的顺利传导。尽管政策利率非常低,但在受冲击国家,这段时期的实际资本成本却在上升,这意味着货币和财政政策实际上都收紧了。鉴于此,在当时(目前也仍然是),我们货币政策的重点是修复货币传导机制。针对受影响国家,欧央行工作人员估计的“信贷缺口”(实际信贷量与没有危机影响时正常信贷量之差)表明,信贷供给条件严重拖累了经济活动。

周期性和结构性因素
  周期性因素造成了失业率的上升。而且欧元区的经济形势表明周期性因素仍然在发挥作用。最近的GDP数据证实,整个欧元区的复苏仍然疲软。在这种形势下,很可能的情况是对复苏的不确定性压抑了企业投资,也使就业的增长速度放缓。
  尽管如此,也有迹象表明,至少在某些国家,失业中的很大部分是结构性因素造成的。
  例如,欧元区的贝弗里奇曲线(Beveridge curve,又称UV Curve,曲线横轴测量的是经济中职位空缺的数目,纵轴测量的是失业人数)--在给定劳动力需求水平(或空缺岗位)条件下的失业状况--表明,整个欧元劳动力市场都存在结构性不匹配的现象(图3)。在危机的第一阶段,劳动力需求的大幅度减少造成了欧元区失业率的迅速攀升,贝弗里奇曲线出现了向下移动。但在危机的第二阶段,尽管总就业空缺率显著提高,但失业率仍然进一步上升,贝弗里奇曲线出现了向上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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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  危机期间欧元区贝弗里奇曲线的演变
  贝弗里奇曲线移动的部分原因可能是某些国家工人就业能力的巨大破坏,这导致了就业率的下降、失业时间的延长和长期失业者比例的上升。这种情况尤其反映在此前过度繁荣的建筑业出现了大幅度萎缩(图4)。与美国的情况类似,这会降低工作岗位的匹配效率。截至2013年底,长期失业(失业1年以上)人数占整个欧元区劳动力的6%--比危机水平前增长了1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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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 从部门和教育水平看欧元区失业情况的演变
  另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失业的低技能工人缺少再就业的机会,证据显示,雇主对工人的技能需求与劳动者具备的技能之间的差异日益增大。对技能不匹配情况的分析表明,在地区、国家和欧元区三个层面上,技能不匹配的状况都有显著上升(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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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  欧元区技能错配指数
  总之,国际组织(尤其是欧盟委员会、经合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做的估计表明,本次危机造成了整个欧元区结构性失业的增加,从2008年三家机构的平均8.8%上升到2013年的10.3%。

进一步分析
  还有两点重要补充。
  第一,估计结构性失业有很大不确定性,尤其是实时估计。例如,欧盟委员会的研究表明,在当前形势下,非加速工资变动率的失业(NAWRU)可能夸大了与结构性因素相关的失业总数,尤其是在受危机冲击最严重的国家。
  第二,在总量数据背后是非常差异化的情况。目前欧元区的失业率是11.5%,是德国的不到5%和西班牙的近25%的加权平均失业率。结构性因素的变化也有很大差异:对各国贝弗里奇曲线的分析表明,德国是显著向原点移动,而法国、意大利、特别是西班牙则是远离原点移动。
  这种差异性反映了不同的初始条件,如从历史上看,一些欧元区国家的失业率一直比其他国家高,以及就业的不同部门构成(尤其是建筑业的就业比重),但也反映了劳动力市场机制与冲击对就业影响之间的关系。从就业角度讲,受危机影响最小的经济体一般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比较高,能够根据经济条件做出调整。
  例如在德国,贝弗里奇曲线在危机期间一直向原点移动,在十年前进行哈茨(Hartz)劳动力市场改革后这一趋势就开始了。德国就业情况较好也与如下事实有关:德国企业想方设法以合理成本减少雇员的工作时间,包括减少加班时间、在企业层面上增加工作时间的灵活性,以及大量使用短期工作日程等。
  即使在一些受到主权债务危机严重影响的国家中,我们也能够看出劳动力市场机制对就业的不同影响。在雷曼公司倒闭后,爱尔兰和西班牙两个国家建筑部门的就业状况都显著恶化,但在主权债务危机期间却表现出很大差异性。爱尔兰的失业率在稳定后出现了回落,而在西班牙直到2013年1月之前一直在上升(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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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  爱尔兰和西班牙失业及名义薪酬变动
  造成这种差异的一个原因是净移民数量的差异。但也反映了爱尔兰在主权债务危机爆发时劳动力市场相对灵活的事实,而且爱尔兰从2010年11月开始实施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支持的劳动力市场进一步改革计划。而西班牙在危机开始时劳动力市场非常僵化,真正有意义的改革到2012年才开始。
  重要的问题是,直到改革开始时,在西班牙,企业根据新的经济条件进行调整的能力受到了行业和地区集体谈判工资协议及工资指数化做法的限制。问卷调查显示,西班牙是工资指数化方法使用最频繁的国家之一,覆盖了70%的企业。其结果如图6所示,雇员人均名义收入在2011年第三季度之前一直在上升,尽管这段时间失业率提高了12个百分点以上。但在爱尔兰,2008年第四季度就开始减少工资,而且速度非常快。
  结果是,爱尔兰劳动力市场通过价格机制进行调节,而西班牙劳动力市场主要通过数量进行调节:企业被迫通过减少就业来降低劳动力成本,调整的负担集中于受到较少保护的群体--临时合同工人。这种情况在危机前的西班牙非常明显,约占所有就业合同的三分之一。
  与其他受冲击的国家一样,在西班牙,通过结构性改革,劳动力市场僵化的状况得到了某种改善。
  总之,欧元区的失业状况是相对复杂因素互动的结果。各成员国出现了不同的需求冲击。这些冲击与初始条件和劳动力市机制以不同方式进行互动,而且随着新改革的实施,这种互动发生了变化。因此,在估计周期性和结构性失业状况时必须非常谨慎。但清楚的是,劳动力市场机制方面的差异是欧洲货币联盟脆弱性的一个原因。

应对高失业率的措施
  从上诉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的唯一确切结论是必须从欧元区经济的两个方面入手:增加总需求和改革结构性政策。
  增加总需求的政策有助于防范疲软的经济增长可能造成的延迟效应(hysteresis effect)。
  但如果在供给方面不采取平行行动,则这种总需求政策将最终是无效的。与所有发达经济体一样,我们目前面临的初始条件由上一个金融周期决定,包括低通货膨胀率、低利率,以及私人和政府部门的高负债率。在这种环境下,由于受到利率接近于零下限的约束,所以在增加总需求方面存在着货币政策丧效的风险。债务负担较大也必然压缩了财政政策的空间。
  在这种条件下,促进较高的潜在增长趋势和政府收入,有助于恢复政策空间,并增强两种政策调节经济周期的作用。减少结构性失业和提高劳动力参与度是其中一个关键部分,这一点对欧元区来说尤其重要,因为某些国家高失业率会造成更多贷款损失,银行抗风险能力下降,以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进一步受到损害。
  增加总需求
  从需求方面讲,货币政策能够、也应当发挥核心作用,目前这意味着在较长时间内保持适应性货币政策。
  我们已经看到汇率的变化,这种变化会增加总需求,并提高通货膨胀率;我们预期,通货膨胀的水平与美国和欧元区的政策分野(图7)是一致的。我们还将在9月份开始实施第一次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TLTRO)。我们正在加快准备在资产支持证券市场上直接购入资产的工作,预期这将有助于进一步放松信贷。这种直接购买会使我们提供流动性的渠道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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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  欧元区和美国预期真实利率路径
  通货膨胀率一直处于下行通道。从2012年夏季的2.5%下降到最近的0.4%。通货膨胀下降的几个原因是:食品和能源价格的下降;2012年中之后汇率升值影响了价格变化;俄罗斯-乌克兰地缘政治风险对欧元区经济的负面影响;受危机冲击影响国家的相对价格调整和高失业水平。
  我曾指出,上述因素大部分是临时性的,所以对价格的影响也会消失。但我也认为,如果低通货膨胀率持续时间延长,价格不稳定的风险也会增加。
  8月份金融市场显示,在所有期限上,通货膨胀预期都显著下降。5年期的掉期利率下降了15个基本点,低于2%,这是我们分析中期通货膨胀走势的重要指标。
  但在分析短期和中期情况时,修正情况更加明显。短期和中期实际利率已经上升,长期名义利率在下降,长期实际利率尚未上升。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欧元区,其他国家也是如此。欧央行理事会将确认这些变化,并将使用一切可能手段来确保在中期内的价格稳定。
  就财政政策而言,自2010年以来,欧元区的财政政策一直欠缺且效用不足,与其他大型发达经济体相比尤其如此。这并不是初始债务比例高的结果--欧元区的公共债务总量并不比美国或日本高。实际情况是,美国和日本的中央银行一直在采取行动支持政府融资。这是市场不担心财政当局信誉的重要原因,而这种担心限制了欧元区很多国家政府在市场上筹资。这种机制又可以使美国和日本延迟进行财政整顿。
  因此,如果财政政策能够与货币政策一起发挥较大作用,则有助于整体政策的调节效果。
  我认为有四点非常重要。
  其一,可以利用现有规则框架内的灵活性来应对疲软的经济复苏,增大结构性改革的所需要的空间。
  其二,目前财政政策还有提高经济增长的余地。可以先采取预算中性的方式降低税负。如果在短期财政乘数较高的领域降低税负,在财政乘数较低的领域减少支出,则这一策略会产生积极影响,
  其三,与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不同,欧元区的财政政策立场不是由单一议会表决的单一预算,而是18个国家的预算和欧盟预算的加总。各国财政政策立场之间的更多协调可以使整个欧元区实现更快增长的目标。
  其四,为了确保总体政策立场和实现大规模公共投资计划,也有必要在欧盟层次上采取积极行动,这与新任欧盟会员会主席的建议是一致的。
  改革结构性政策
  任何适应性的财政或货币政策都无法替代欧元区必要的结构性改革。在危机开始时,欧元区的结构性失业就已经非常高了(约9%)。为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各国结构性改革不能再推迟了。
  结构性改革涉及劳动力市场、产品市场和改善经营环境等。我重点分析劳动力市场改革,在这一领域,有两个需要优先解决的跨部门问题。
  首先要制定一些政策,使工人能够更快地找到新工作岗位,缩短失业的时间。这类政策包括在企业层面签订合约,使工资能够更好反应当地劳动力市场条件和生产率水平;增加不同工人和不同行业之间的工资差异;减少就业调节中的僵化因素,尤其是劳动力市场的双重性;强化产品市场改革,以便加快向有效率的行业重新配置资源和就业。
  其次要提高劳动力的技能密集度。我们已经看到,本次危机对低技能工人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年轻人失业率较高、且失业时间较长也说明了这一点。15~24岁群体中的失业率2007年已经很高,达到15%水平,2013年进一步上升到24%。这已经留下了明显的“伤痕”,因为这些年轻人已经丧失了在职培训的关键时间。
欧央行行长谈欧元区的失业问题-当代金融家
  欧元区的长期凝聚力有赖于每个成员国实现可持续的高就业。而且,鉴于欧洲货币联盟的凝聚力受到威胁时的成本非常高,所有成员国都应当努力实现高就业的目标
 
  技能密集度也与潜在经济增长率有关。虽然提高劳动力参与度非常重要,但人口结构趋势显示,劳动力参与度对未来增长潜力的贡献会递减。提高潜在增长率将主要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我们必须确保就业集中于高附加值、高生产率的行业,而这些行业的发展有赖于劳动技能的提高。
  另外,在全球经济中,欧元区无法仅凭成本与新兴市场国家竞争。我们的比较优势必须是成本竞争力与高附加值专业技术领域的结合--这种模式是德国等国家成功的原因。从这一视角看,不充分的技能水平实际上导致更多工人会退出“竞争力区间”,丧失可雇佣性,从而提高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NAIRU)。
  提高技能最明显和最重要的方法就是教育,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可以做。在欧元区,工作年龄群体中完成中学和大学教育的比例在一些国家超过了90%,但另一些国家则只有40%左右。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如终身学习和消除劳动力市场的扭曲。后者会有助于减少无效率的工人流转,提高企业及工人增加对工作特定技能投资的积极性。

结论
  欧元区的失业是一个复杂问题,但解决方案并不难理解。降低失业率的一个协调一致战略涉及需求和供给两方面的政策,包括在欧元区和成员国两个层面。而且只有当这一战略真正协调一致时,才有可能获得成功。
  如果没有更大的总需求,我们会面临更多结构性失业的风险,而且政府实施的结构性改革可能停滞不前。但如果不实施坚定的结构性改革,总需求措施也会迅速失去后劲,最终变得不够有效。换句话说,回到高就业轨道需要有一组政策,包括欧元区和成员国两个层面上的货币、财政和结构性措施。这将使每个成员国实现可持续的高就业目标。
  我们不应忘记,对于我们的货币联盟而言,代价高昂。在一个国家内部,地区之间也会存在失业率的差异,但欧元区还不是一个政治联盟,因此不具有分担风险的长期机制,即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方式进行救助。跨国移民目前仍然较少,也不可能成为重大冲击后劳动力市场调整的关键驱动因素。
  因此,欧元区的长期凝聚力有赖于每个成员国实现可持续的高就业。而且,鉴于欧洲货币联盟的凝聚力受到威胁时的成本非常高,所有成员国都应当努力实现高就业的目标。
 
  【本文由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康以同摘译自德拉吉2014年8月22日在美国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Jackson Hole)举办的堪萨斯城联邦储备银行经济研讨会(Federal Reserve Bank of Kansas City Economic Symposium)上的演讲,英文标题为Unemployment in the Euro Area,英文全文PDF版可参见国际清算银行网站(http://www.bis.org/review/r140826a.pdf)。】
 
  (本文原标题为《欧元区的失业问题》,刊载于《当代金融家》杂志2014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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