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挑战 
　　保尔森表示，首先，就资本市场而言，中国资本市场在在与其他国家比较时仍显发展滞后。他引用麦肯锡的研究结果称，中国内地2005年资本市场的市值（不包括国有股和其他非流通股）为国内生产总值的17％，而亚洲新兴市场的平均水平高达70％。同时，中国内地由非金融公司发行的公司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到3％，而亚洲其他新兴市场一般为50％。此外，保尔森还提到，中国需要一个更大的门槛更低的政府债券市场，一个有更高流动性和透明度的公司债市场，以及一个私有股权可以繁荣发展的法律构架。 
　　第二，中国在机构市场方面建设仍比较落后。保尔森说，国际发达资本市场的基石是机构市场和共同基金，以及参与其中的资产管理人。他表示，机构投资者的分析最严谨，在开发新证券品种和投资战略方面最具有创新性，但中国市场缺少这些重要的成分。而如果没有有效的机构投资者基础，市场就会过于依赖散户投资者，其结果是投机盛行和波动加剧。保尔森那表示，中国目前的机构投资市场发展仍受一些政策所限，例如像保险公司等一些重要的机构投资者在可从事投资的种类方面受到严格限制。 
　　第三，银行体系不够成熟也是中国金融业的一大挑战。保尔森说，尽管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中国的银行体系仍处在向现代化的、有效率的、以市场为驱动的体系转变的过程之中。有时候银行可能仍偏向给那些在他们看来有政府担保的国有企业发放贷款，而不愿向具有活力的中小企业和私营企业发放贷款。另外，如何有效控制大量分布在各地的银行分支机构也是一个挑战，分支机构的贷款决定还是经常会受到地方政府压力的影响。此外，保尔森表示，中国的银行缺少统一的数据报送机制，可能也影响到着中国不良贷款的真实程度。 
　　最后，保尔森认为，中国金融业面临的挑战还来自可能会抑制创新和现代金融市场成长的管理体制。随着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过渡，其管理体制亦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保尔森说，目前，中国政府部门仍在插手那些市场本身能更有效进行的投资决策。例如发行公司债券，就须将详细的融投资计划报批至少三家政府部门，最终往往要耗时一年多；而在巴基斯坦或菲律宾这只需一、两个月的时间，在其他东南亚国家还不到一个月。 

　　三大建议 
　　允许外资控股券商 
　　保尔森建议，中国应放开对于外资参与券商的持股限制，以加快改革的进程。 
　　“经验表明，合资经营的模式在证券业行不通，这是因为投资银行是难于管理和控制的。”保尔森说。他表示，中国目前严格控制外商参与内地的资本市场活动。外国证券公司最高只能在合资公司中持股33％，外国资产管理公司在合资公司中最高持股49％。这些限制是各大新兴市场经济中最为严格的。 
　　保尔森说，外资持少数股的模式尚未产生出世界级的投资公司。“如果去掉证券行业的所有权限制，中国将能和巴西、印度和俄罗斯等其他主要发展中国家一样从中受益。尽管这项工作不会一蹴而就，但早完成早受益。” 
　　保尔森表示，投行的这种独特商业模式很难驾驭，而人的问题最为关键，即雇用和培训合适的员工，并传授给他们正确的价值观。大部分培训都应是在岗培训，培训内容应包括公司业务的经营和控制。而即使在100％独资、且具有深厚的企业文化和悠久机构传统的情况下，这类企业的管理和控制也是非常困难的。 

　　增加QFII配额 
　　保尔森还建议，随着中国股市市值的壮大，中国应该增加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的配额。 
　　“增加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配额可以加速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保尔森在演讲时说。他表示，尽管中国内地股票市场市值和外汇储备陡增，但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的配额却并未随之作出调整，“这延缓了股票市场的发展。”保尔森指出，进入中国内地股市的外资尚未占到本地证券交易所总市值的2％，这使中国市场未能得到应有的买家和技术。 
　　此外，保尔森还对中国的衍生品交易提出了意见。他说，尽管外国证券公司在金融衍生产品方面独领风骚，但中国只允许银行从事这些产品的交易。“尽管所有的市场都有波动的时候，但成熟发达的金融市场能为投资者提供各种金融工具和技术来管理这些波动。”这些工具还能增加市场的流动性和减少波动。 
　　有业内人士预计，在QDII出台后，扩大QFII额度的政策准备已经具备。考虑到日益增大的需求，监管部门可能再次追加至多100亿美元的QFII额度。 

　　放松外资参股银行限制 
　　保尔森表示，目前中国内地对外资参股银行的上限为25％，他建议，中国应允许外资控股内地银行，这样有助于推动中国中小银行的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外资带来的更先进的信贷分析技术，也将提高中国内地银行的贷款决策能力。而整个中国的银行系统，也将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和新金融资源的开发而更具有竞争力。 
　　“面对国际竞争外开市场放，并不意味着放弃自己的规则和特色。”保尔森说。他表示，如果中国对外开放市场，外商将受到中国的管理和监督。虽然国际公司无疑会有一些外国管理人员，但中国金融服务行业的广大雇员仍将是中国人，而由此带来的收益也大多会留在中国。 
　　保尔森说，外国金融企业在华开展业务，还将为国内专业技术的发展、人员培训提供巨大的资源，为中国金融业培养未来的领军人物和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