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到8日，美国财长保尔森历访中、日、韩。这是自去年7月保尔森就任以来的首次访日，也是第三次访华。显然，其重头戏放在了中国。

　　汇率不离口
　　保尔森一路走来，总是汇率不离口。3月5日晚，一到日本，便与日本财长和央行总裁谈日元汇率。到了中国，专程到上海期货交易所演讲，力陈人民币改革和金融市场开放，主张扩大汇率振幅，瞄准“人民币自由兑换”。
　　不可否认，保尔森谈汇率，有贸易考虑。原因是，当前造成美国贸易不平衡的，除了中国外，还有一个传统的大户日本。尽管1997年后，日美经济摩擦销声匿迹，但自2004年以来，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连年递增，2006年，其规模已接近14年来最高水平。特别是在汽车、半导体、数字家电等核心领域，日本产品对美国产业已构成“毁灭性打击”。眼下，反映贸易关系的日元实质汇率跌到1985年广场协议后的历史最低水位。美国汽车三巨头早就要求布什政府整治日元。但2004年4月以来，日本政府至今没有直接干预汇率，而是通过“超宽松的金融政策”诱导日元资金外流，形成“市场化”的日元贬值。对此，保尔森也只能简单强调“汇率当由市场决定”。目光自然回落到人民币身上。
　　其实，在国际经济领域，汇率本不是解决贸易问题的最佳手段。特别是在一定期限内，贸易顺差方的货币升值，反而带来贸易顺差的扩大。若用贸易顺差走势图表示，则形成一个倒写的J字，被称为“J曲线效应”。当年，日美贸易摩擦最终也不是靠汇率解决的，美国关注日元，也不是简单考虑贸易问题，而是在考虑美元的国际地位。

　　人民币不是日元
　　如今，美国关注人民币，与当年利用“广场协议”打击日元不同。理由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美国成为最大的贸易赤字国，日本成为最大的贸易顺差国的同时，美国又衰落为世界最大的债务国，日本则成长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即日美贸易、资本关系出现了双重逆转。
　　对于在金融马背长大的牛仔而言，资本输出权力和美元地位，是关乎美国国际政治地位的大问题。不管是大英帝国主控的“国际金本位制”，还是战后美国一手遮天的“布雷顿森林体制”，国际货币体制历来都是国际政治秩序的支柱，至今未变。捍卫美元体制，自然成为美国打击日元的本意。日美之间，当时的汇率问题由此上升为国际政治和外交问题。
　　但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中美摩擦与日美摩擦则不同。原因是，在中美之间不存在资本输出地位的变化。尤其是，中国产业的技术水平和民间资本规模决定了中国的“走出去战略”还远不具备危及美国资本输出地位的实力。人民币与美元，更不存在“敌我矛盾”的属性。
　　眼下，保尔森格外关注人民币另有画外音。当前，世界出现了威胁美元地位的“货币地域主义”，美元早已成为布什政府第二任期的要务。1999年，战后第一个挑战美元的货币——欧元诞生，同年，日本提出了“面向21世纪的日元国际化战略”，希望与欧、美平分天下。目前，俄罗斯、伊朗、委内瑞拉等产油大户又搞“脱美元”政策。在巨额的双赤字下，美元面临极大风险。此时，最富经济活力的中国货币趋向成为决定美元地位的关键力量。尤其是，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东亚各国为保持贸易竞争力，暗中追随人民币的汇兑政策，衍生了“人民币云团”。人民币的走向带有“群体效应”。而这个群体又集中了世界最丰富的外汇储备。其外汇储备结构的变化，贸易、投资计价货币的选择，成为关乎未来美元地位的大事。
　　因此，保尔森只有紧盯人民币，提出“人民币自由兑换”目标，在货币关系上，“期待”人民币不偏不倚，保持“中立”。只要这样，美元就有希望，“利益攸关”也有真实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