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和纽约，一边是IPO冠军和金融衍生品之王，另一边是投资银行业务卫冕冠军。两个城市间争夺世界金融之都的角斗还没有结束，新的挑战者已在虎视眈眈。

为何伦敦会认为自己已经击败了纽约成为世界金融之都？如果你走过直通圣保罗大教堂的千禧桥，数一下有多少起重机正喧嚣于伦敦城天际，相信你就能找到答案了。作为老牌金融区，伦敦金融城正经历自二战空袭后最大一次改造浪潮，每年都有超过1000亿美元外资涌入。

外资来源包括中东、俄罗斯、印度、中国和美国。大量外资涌入，使得人们钱包更加鼓胀，餐馆顾客盈门，房产价比天高，从咖啡店到伦敦金融城市长官邸，人人自信高涨。

在华丽的伦敦金融城市长官邸中，每年都会邀请著名银行家举行一次正式宴会。2007年的宴会在6月举行。宴会看上去更像一个奥林匹克庆功会(确实，伦敦击败了纽约，赢得了2012年奥运会的主办权)。宴会上，刚刚上任的英国新首相戈登·布朗(Gordon Brown)宣布了申奥成功的消息。

“时至今日，全世界40%的外国股票都在伦敦进行交易，高于纽约，”布朗侃侃而谈，“全世界超过30%的货币兑换在伦敦进行，超过了纽约和东京的总和。要知道，纽约和东京主要依托巨大的美国以及亚洲的本土市场，而伦敦80%的贸易都是国际贸易。”这是伦敦时代，布朗骄傲地宣称，“这必将作为新黄金时代的开端而载入史册。”

    当然，对于纽约而言，这也绝不会是黑暗时代。但与伦敦相比，纽约似乎一直为自我怀疑所累。今年早些时候，麦克o彭博市长(Michael Bloomberg)和参议员查尔斯o舒默(Charles Schumer)委托麦肯锡咨询公司做了一项研究。研究报告指出了纽约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劣势，其中包括过多的诉讼以及严厉的管制，并警告如果这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纽约将在10年内丧失其在国际金融中的领头羊地位。纽约州州长艾略特o斯皮策(Eliot Spitzer)已经召集衮衮诸公组成一个委员会研究此事，寻找解决途径。而在华盛顿，财政部长亨利o保尔森(Henry Paulson)也呼吁采取措施，强化美国资本市场的国际竞争力。就连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主席克里斯托弗·考克斯(Christopher Cox)也直言，SEC应当好好反思其工作方式。

有充足的证据表明两座城市间的攀比情绪。有关外资公司募集资金量的统计格外刺目：根据金融信息供应商Dealogic的数据，2001年全球前20的IPO都在美国发行，而去年仅余2家。

作为场外交易的新贵，伦敦证交所创业板AIM去年一年募集的IPO就堪比纳斯达克(Nasdaq)。包括万事达(MasterCard)在内的许多机构2007年6月发表的研究中，都已将伦敦列于纽约之前，作为世界头号商业中心。甚至连好莱坞也加入其中，据报道，20世纪福克斯公司计划将1987年经典大片《华尔街》(影片中麦克·道格拉斯有言：“贪婪是好事。”)的续篇，放在伦敦拍摄。

那么，其中的原因究竟何在？伦敦资本界的观点是，纽约依托的是步履蹒跚的美国经济，而伦敦依托的则是蓬勃的全球经济。2002年，随着《萨班斯-奥克斯利法》(Sarbanes-Oxley Act简称SOX)的颁布，美国不断被后安然时代的金融管制所拖累--尽管这一争议颇多的法案本身是否为问题核心还不得而知，但问题的确由此而生--而伦敦则采取了更新、更简便、弹性更大的监管措施，使得任何国籍、货币、会计系统下的投资者都能在伦敦轻松进行贸易。可以说，美国在“9·11”之后筑起了市场围墙，伦敦却开放而友好，并没有因反恐而有所牵绊。

美国存在集体诉讼，而集体诉讼无论足取与否，都会对投资者产生阻遏。而伦敦灵活的财政系统(财政系统规定：对非英国定居者，只征收在英国收入部分的所得税，对其他国际收入不予课税)的确吸引了大批资本雄厚的外国投资者。伦敦市长肯·利文斯通(Ken Livingstone)的金融顾问约翰o罗斯(John Ross)认为，这使得纽约很难回归到之前与伦敦的竞争中去。他半开玩笑地补充道：“某天有人告诉我说，纽约需要做的是全盘改造美国当前的政治体制和法律体制。”

那么，伦敦人的这种必胜信念合理吗？伦敦果真如其所述的那样，在这场竞争中把纽约打得节节败退？从某些层面上说，是的，但全盘考虑却不尽然。伦敦对于来自新兴经济体的公司来说的确是融资宝地，并已经成为欧洲最重要的金融中心。在诸如场外交易金融衍生品、外汇交易、贵金属贸易等领域中，伦敦已经稳居世界领先地位。在私募基金和对冲基金领域，伦敦也在迎头赶上。目前，全球有21%的对冲基金资产在伦敦运作，不断地给Mayfair以及St. James(位于伦敦西区的上流阶层住宅区)注入滚滚财富。纽约依然在公司运营资金总量以及薪酬包总量方面力压伦敦，但Gotham公司的研究第一次表明，纽约不再是不可或缺的角色，鉴于资本流日趋全球化，竞争日益激烈，纽约需要奋起夺回其霸主地位。

对伦敦而言并非一切都顺风顺水，因为金融市场会随着瞬息万变的世界而不断变动。TNT公司是一家市值174亿美元的荷兰邮件与快递公司，于今年5月宣布停止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此外，包括英国航空公司在内的几家欧洲大公司，都利用SEC法规的变动，轻易脱离美国证券市场。TNT公司认为，离开美国证券市场后，公司当前以及未来的资本需求依然能得到满足，并透露，TNT公司是在权衡了在美国上市将要面临的诸如管制措施、法律、申报以及公司治理复杂性等诸多问题之后，做出这项决定的。

然而，此项案例中，纽约的损失并没有成为伦敦的收益。TNT公司已于1年前撤掉其在伦敦证券交易市场的挂牌，全部集中于本土阿姆斯特丹市场。诚然，TNT公司依然还得依靠国际投资者，尤其是美国投资机构的支持，但随着当今电子贸易蓬勃发展，投资者日益成熟，情况亦有重大变化。“现在，大多数投资者都会在阿姆斯特丹购买头寸，”公司首席财务官Henk van Dalen认为，“没有必要到处去上市，那样只会徒增财务负担。”

此类案例绝非仅TNT一例。自2000年以来，在伦敦主要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外国公司减少了近200家，缩水了近40%，雀巢和诺基亚这样的大公司，出于和TNT公司一样的考虑，也选择了退出。他们认为，当资本市场变得日益国际化之时，大型企业对于地域的选择面理应变得更广。就连并不见经传的波兰千禧银行也撤离了伦敦，理由是该公司的主要证券交易都可在华沙进行。

伦敦的IPO数量看起来相当不错，相比之下，纽约的IPO数量就显得很寒碜了。其中的原因在于，英国资本在吸引世界各地(包括美国在内)的小规模公司到其次级证交所上市方面行动非常敏捷。特别是其创业板AIM，吸收了大量俄罗斯和其他前苏联国家的公司上市。去年伦敦的IPO中，就有大约17%来自Rosneft发行的股票。Rosneft是一家俄罗斯石油公司，在俄国政府的支持下，通过并购其私营对手尤科斯而成为俄罗斯最大的石油公司。

当前，在中国创业型企业纷纷选择纽约作为其全球扩展的阵地的同时，印度企业则泾渭分明地分成英美两个阵营，使得情况更加复杂。今夏纽约证交所的一大IPO是Sterlite，而该公司实际上是一家伦敦上市的印度公司的子公司。

两座城市的争夺远没有到此为止，事实上，竞争正进入白热化阶段。纽约证交所和纳斯达克都在咄咄逼人地试图通过兼并伦敦在欧洲的竞争对手以拓展其全球业务。与此同时，SEC最近接受了与美国公认会计准则有诸多差异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并于2007年5月发表官方声明，缓解了《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404条款--即要求公司应聘请外部审计师来监督企业内部控制--带来的巨大争议和严重耗费。参议员舒默对此如释重负，“我们对取得的进展很满意。”他认为：“这将无疑重新给纽约带来活力。”

然而，换个角度说，简单地把国际金融业的变化理解为纽约与伦敦的“双城之战”并没有切中问题的要害。事实上，给伦敦金融业加足马力的大部分专门技术和部分资金来自美国。去年欧洲排名前5的交易商中，有4家是美国的投资银行，而KKR更轻而易举地成为最活跃的私募基金公司。除此之外，美国机构投资者绕过SEC的管制，通过私募大笔买入伦敦以及欧洲市场公债，其总量甚至使IPO相形见绌。去年，纽约证交所通过公募募集的资金近400亿美元，而所谓的144A私募竟募集了高达1377亿美元的资金，是公募的3倍有余。

“伦敦的创造活力超前于其国际基础建设能力，”南非Investec资产管理首席执行官Hendrikdu Toit指出，“但美国资本市场依然掌握着全球一半的资本，要想有大动作，你就无法避开它。”

纽约和伦敦面临的真正问题并不在于哪座城市可以赢得这场双人赛跑，而在于当更多渴望成为金融中心的城市加入这场国际金融争夺战时，双方如何摆正位置，延续其市场的繁荣。诸如此类的潜在竞争者可能是孟买和上海，也可能会是华沙、迪拜抑或圣保罗--它们的贸易总量和业务范围都发展迅猛，这也是国际投资银行巨头们都在紧密关注它们的原因所在。作为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欧洲、中东以及非洲业务的运营人，Michael Philipp阐述了自己的观点，“纽约有过辉煌，伦敦正在创造辉煌，而上海和迪拜也必将崭露头角。”

摩根士丹利总裁Jonathan Chenevix-Trench赞同这种观点，“随着国际化的深入，金融中心很自然会偏离纽约，这无法避免。但把伦敦奉为全球金融之都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最终全球可能会形成4到5个世界金融中心，围绕它们，还会有一些次级中心城市。”

当然，这种构想何时能实现还得看全球经济的发展情况。伦敦面临的一个危险是其过于依赖国际资本流，这会使其在遇到经济衰退时显得很脆弱。根据来自Threadneedle Investments英国基金经理多米尼克·罗西(Dominic Rossi)的估计，国际资本市场任何大幅回落都会直接影响到伦敦，这种震荡可能在短短几天之内就突然爆发。吉姆·格兰(Jim Gollan)是electronic exchange Virt-x(一家出售瑞士蓝筹股的公司)的主席，他也赞同这一观点，“我们应当牢记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的格言：只有在退潮的时候，你才能知道谁是裸游者。”

争夺全球IPO的硝烟还蔓延到巴黎协和广场附近的康邦街(Rue Cambon)，负责纽约证交所上市业务的Catherine Kinney女士在这找到了她的新办公室。由于纽约证交所与泛欧交易所(Euronext)的合并，从2007年7月开始她就在巴黎驻扎。泛欧是一家法国集团，整合了巴黎、阿姆斯特丹、布鲁塞尔以及里斯本的证券交易所。这次并购为准备上市的公司提供更多的选择，其中的一大卖点在于“规避《萨班斯法》(SOX-less)”上市--公司可以有机会在纽约证交所附属的市场上市，从而绕开SEC以及《萨班斯-奥克斯利法》的管制。而纳斯达克也在努力实现和斯德哥尔摩OMX交易所并购的壮举，准备借此一举整合北欧7个证券交易所。

事实上，纽约与伦敦争夺的焦点在于息股挂牌上市，而不在诸如金融衍生产品之类的其他方面。因为上市公司的数目很容易就可以计算得出，从而了解纽约的溃退。麦肯锡发布的一份报告中，以图表的形式展示了两者的数量变动。图表表明2001年全球总价值超过10亿美元的IPO中美国市场占57%，而2006年该比例只有16%。

Kinney正在浏览一份刚提交给董事会的讲演文稿。其中一页着重指出了纽约证交所与泛欧兼并后的日均贸易量，几乎是伦敦证交所交易量的3倍。另一页则显示，全世界最大的100家上市公司中，有79家在纽约证交所或泛欧安家。还有一页标题为“全球IPO中心”的演示文档就显得不太令人信服。该页显示，以募集资金总量衡量，2006年纽约证交所以微弱优势战胜伦敦证交所。这项数据中，把泛欧的份额算入纽约证交所，但当时泛欧尚未隶属于纽约证券交易所。而且，美国还错过了去年最大的3宗挂牌上市--Rosneft在伦敦上市，还有两家中国的银行在香港完成IPO。“很明显，美国已经丧失了一些阵地，”Kinney认为，美国的管制环境削弱了纽约在国际金融市场的竞争力。

而横跨英吉利海峡，在伦敦的佩特诺斯特广场，Tracey Pierce却对这一问题发表了不同的看法。Tracey Pierce负责的是伦敦证交所的国际公司上市业务，她和她的团队将目标设定为潜在的上市公司。她总是先从强调在伦敦上市的优势开始，然后向纽约捅刀子。“我们坚信公司治理的高标准，但我们同时也有一个基于原则的模型，使操作灵活性更强，不会被规则所约束。”Tracey Pierce的言下之意是伦敦市场的管制机构，不会形成像美国SEC那样一个僵化的监管体制，造成对潜在上市公司的约束。对于当前美国针对《萨班斯-奥克斯利法》做出的修正，她也并不看好。对于纽约的反击，她认为，“纽约需要在撤销或缓解这些限制性法规上多做文章，但我不认为美国政府会情愿这么做。”

对于上市公司而言，这些举措意义是否重大呢？这取决于它们所追求的目标。2005年，当中国太阳能企业无锡尚德决定上市时，公司主席施正荣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在纽约上市，因为他希望美国能成为其产品的重要销售市场。诚然，接受美国严格的规章选择上市会是一种约束，但符合美国严厉的标准也无疑给了尚德脱颖而出的机会。“公司内部控制严格也是件好事，”施正荣认为，“这能延长公司的寿命。我希望我们公司能生存100年。”

相反，对于印度籍的Kishore Lulla，纽约从来就不是选择。“人们普遍都认同，在美国上市，相比在伦敦上市要繁琐许多。”他是Eros International，一家宝莱坞电影发行公司的主席，在美国有很多业务。但去年，他却毫不犹豫地选择在伦敦AIM上市。“伦敦是我必然的选择，”Lulla认为，“伦敦是世界金融首都。”

伦敦证交所创业板AIM是伦敦金融的一大卖点所在。AIM非常重视中小型企业，

尤其是那些拓展市场过程中遭遇融资瓶颈的公司。对于它们，上市是一种简单而有效的举措：不需要计划书，不需要最低现金流，也不需要金融运作经验，甚至无须服从伦敦唯一的金融管制机构--金融服务局(FSA)，只需要有具有担保资格的金融机构给予担保即可，这样的担保公司也称为“提名顾问”--当然，如果上市公司出现问题，那么担保公司的声誉将危如累卵。纽约证交所首席执行官John Thain以及美国许多人都埋怨这种管制标准太松散，但迄今为止，那些失败的案例往往与严格管制的市场紧密关联。

生物科技公司Aqua Bounty发现更大的问题在于流通性。总部设在马萨诸塞州Waltham的Aqua Bounty是一家水产养殖生物技术公司，主要生产虾饲料添加剂，是在伦敦AIM上市的63家美国公司之一。公司首席执行官Elliott Entis认为，他对上市结果非常满意，融资金额达到4000万美元。“如果你跟华尔街合作，你只有15分钟陈述你的故事，而且很少有公司跟我们一样对这么点融资额感兴趣。”他说道，“在伦敦，你得到的机会就多了。”但公司的股票交易相当惨淡，只要一家大投资者卖掉其股份，公司股价就会崩盘。“幸好不需要增发股票，因为这会让我很不安”，Entis说，“但我们认为过一段时间股价会有所恢复。”

去年在收购伦敦证交所的尝试中落败的纳斯达克，遭遇到来自AIM的猛烈打击打但却声称并不担忧。“那些融资500万到1000万美元的公司，在美国我们不做。”负责纳斯达克国际上市业务的Charlotte Crosswell对伦敦的做法嗤之以鼻。相反，纳斯达克在开创新交易平台以发展融资规模更大的144A私募。

与纳斯达克相比，纽约证交所则对新兴中小交易所带来的竞争日益更为重视，通过与泛欧交易所合并，纽交所推出欧洲小企业板块，尽管该板块管制规则比AIM稍微严格一些，但还是对后者形成直接威胁。

伦敦也没有束手就擒，上个月伦敦证交所同意收购意大利证券交易所，并与伦敦城相关部门一起，在世界范围内推广其优势。去年，庞大的英国代表团不断访问中国和印度，下一站则是巴西。“我们着眼于最精华的部分，”Pierce信心满满。

实际上，伦敦也不是一直都这么趾高气扬的。1990年代，英国发生了一系列金融丑闻，其中就包括国际商业信贷银行(BCCI)以及巴林银行(Barings Bank)的倒闭。英国金融业不仅名声扫地，还狼狈地将欧洲金融中心的地位拱手让给德国法兰克福，后者还成为了欧洲中央银行的所在地。当初作为金融城替补建在伦敦东区码头的Canary Wharf还一度申请破产。而今日，Canary Wharf又重新焕发生机，入住率高达96%。

Howard Davies认为，伦敦命运跌宕的原因在于其为吸引全球贸易刻意地调整自己。作为伦敦经济学院的院长，他曾在1990年代末期作为金融服务局(FSA)局长，参与监管改革的主要决策。金融服务局是伦敦唯一一家金融管制机构，对银行业，保险业以及其他金融活动进行规范管理。

“人们都认为，国际贸易是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Davies说道，“所以我们尽力使得各种体制有益于其开展，否则我们将丧失领先地位。”最近，他发表评论，认为纽约和华盛顿一直存在态度缺失。但情况也在发生改变。“我不希望高盛关闭其纽约机构，同样，我也不认为汉普墩的物业价格会灰飞烟灭。”他认为，纽约伦敦两市能在一定时期内很好地共存。

这种观点也许是对的，但没有人能保证伦敦的自信心会永远高涨。但有一点，伦敦人心里很明白：在资本市场不断全球化的今天，伦敦已经发现了其中的魔力方程。伦敦张开了热情的双臂，全世界都蜂拥而至。唯一的悬念在于，在纽约以及其他城市跟进之前，目前的这种局势能维持多久。

(本文作者为美国《财富》杂志欧洲主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