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印花税、控制基金及IPO发行节奏等“调控”措施对市场运行大趋势难有实质影响』
　　梁洪昀：我不太同意所谓“调控股市”的说法。还是像前面所说的，政府需要当好裁判员，而不是去对股市的具体价格和走势进行干涉。现在市场所期待的类似于降印花税这样的“调控”对市场机制并不构成实质性的影响，它改变不了市场的基本面，短期内也改变不了市场的资金面。

『只有真正地充当第三方角色的时候，才能尽量避免偏差』

梁洪昀：对于历史上的一些政策，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环境来评价利和弊，不管是什么样的政策，它其实背后一定是有一定用意的，体现的也是政府或者说监管部门的一个决策。监管部门的角色应该还是做好裁判员。只有真正充当第三方角色的时候，政策才能尽量避免倾向性。

『解禁“大小非”的流通方式不利于完善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
陈道富“：大小非”解禁股流通，是这些股东在当时付出对价后取得的权利。当前股价下跌，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小投资者需要付出的成本。“大小非”减持，反映这些群体认为公司价值被高估。虽然估值方法与金融专业人士使用的方法不尽相同，也不尽合理，但市场均衡是运用不同估值方法的投资者用自己的股票、资金表达自己意见后达成的，从市场角度看是合理的。金融专业机构要是觉得他们的估值方法有问题，低估了公司价值，完全可以买入并最终通过盈利证明自己的判断。当然，对于国有股东，需要一定的制度保证，以确保他们真实地以股东的利益思考问题。

   多数股票解禁后套现阶段对股价的负面影响不大，甚至表现强于大盘，而减持完毕公告后，反而表现不佳。这说明减持制度设计本身也存在一定的缺陷，解禁股存在操纵股价套现的可能，中小投资者因信息不对称受到一定损害。
当前解禁“大小非”的流通方式，不利于完善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也不利于控制内幕交易，甚至加剧了内幕交易的可能性。市场上甚至出现部分上市公司的高管通过辞职取得变现权利。一方面，发起人、公司高管等人士是公司内幕信息的掌握者，如果没有设计好这些机构、人员持有股票的变现方式，很容易形成内幕交易，不利于证券市场的发展。另一方面，公司的价值与发起人股东、高管的稳定和能力息息相关。如果主要股东和高管经常变动，将严重影响上市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不利于上市公司内在价值的创造。
当前我国关于“大小非”解禁股票上市流通的规定，一是上市公司原非流通股股东，可以在全流通改革后第二年的任何时候，抛售总股本5％的股票。在第三年中任何时候，抛售总股本10％的股票。三年后的任何时候，大股东还可以抛出剩余全部股票。二是大股东可以在两天之内，在市场还不知所以之前抛售股票。
　　而美国这个资本市场最发达、最崇尚自由的国家，对“关联人”持有股票的流通问题却做出了相当严格的限制。如《144号条例》，明确界定“限制性证券”，并要求持有
10％以上股票的大股东、公司的高级管理层、董事等关联方以及从关联方中获得股票的人，在卖出股票时遵守严格的慢走和披露程序。在该条例下，一是大股东每个季度不能抛出超过总股本1％的股票，和四周内平均周交易量（如果该股票在某一交易所或纳斯达克交易）的较大者，柜台交易的股票，包括在OTC公告板和粉单市场交易的，只能按1％的数额出售。而不是一年内任意一天就可抛出5％。二是准备出售总交易额10，000美元或500股以上的，在下卖单的时候就要填写通知，而不是两天之内发公告，在公告期间还无需停止出售股份。
可见，一方面，我们应严格按照《公司法》和股权分置改革的承诺,维护取得流通权股东的股票流通权利；另一方面,我们还应设计好这些股票流通的具体模式,严格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防止这些股票流通造成事实的不公平,造成市场大起大落。当前，一是应明确界定“限制证券”,严格区分锁定期和可流通限制证券的变现要求。“限制证券”不因持有人身份的变动而改变对其流通变现的特殊要求。明确公司的高管等

人持有的股票,并不因为高管等人员的职务解除,就不再将这部分证券视为限制证券。当然,其锁定期可发生相应的变化。二是提高限制证券流通转让的透明度和程序性要求。一定期限内,流通转让规模达到一定规模以上的,需事先向监管部门报备,且需充分对外披露后才可以进行转让。同时,可规定在公告期内不得进行所持股票的转让。三是适当降低减持的上限比例。可借鉴美国的做法,锁定期之后,每三个月可以出售的股份数额不能超过同类已发行股份的1%,或四周内平均周交易量的较大者。

『现在已经有的制度一定要严格的加以执行』
　　梁洪昀：制度对股市的健康发展肯定是非常重要的，没有一个好的制度的话，就一定不会有一个好的市场，这是第一点。
　　现在的制度肯定还是留有漏洞的。有的漏洞是由于立法的时候，可能管理部门的经验还没有积累到这一步，所以在这个当中留了一些漏洞。
我们应该以一个发展的眼光去看待这件事情。中国的股市从建立到现在不到20年的时间，我们不可能等这个制度完全完善了然后再去发展，我们也没有这个时间去等。这个制度本身也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但现在已经有的制度一定要严格地加以执行。第一个是要有法可依，有法可依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我们有很多法律，比如说《证券法》、《基金法》、还有《公司法》，是吸纳了不同法系的做法。在公司治理的角度，我们都比较全面了。但是我们有法可依是不是有法必依？是不是违法必究，是不是执法必严？这更重要。

『应该让股权融资真正体现出它的成本来』
陈道富：融资制度是中国股票市场重大的问题之一。股票融资在国际上是最昂贵的一种融资方式，但是在中国却不见得。如何在IPO、再融资、市场收购行为等制度设计方面，让股权融资真正体现出它的成本来，应该是基本的规范方向。当前可考虑，一是推动国资委加强对国有企业融资行为的规范，严格对国有企业资本收益率的考核，减少国有企业无效率融资行为；二是严格融资资金的使用要求，细化再融资的条件；三是适当降低市场恶意收购的难度，对市场融资行为造成现实的压力；四是进一步推动股票发行、再融资的市场化进程，新股发行的申购方式也应积极改革，资金冻结期间产生的利息收入，应归投资者所有。

『推进制度建设应该是各个部委、各个相关部门的一个系统性工作』
梁洪昀：推进制度建设，应该是各个部委、各个相关部门的一个系统性工作。我们整个国家在朝着依法治国，朝着法制社会的目标方向努力。股市也在朝着制度化、法制化去努力和迈进，这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超前于社会很长时间。就像基金业一样，这是一个高度透明的行业，他的一些监管措施、法规，还有一些行为模式要求都是从国外移过来的，可能会超前。但是你要让它超前很大一块，甚至是有一个本质性的超前的话确实是很难的，这个确实是一个长期的工作，长期的努力目标。这次股市的大涨大跌，希望对今后一些
基础制度建设会有一个极大的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