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PaulWilmott？

　　一身牛仔装、看着比实际年龄年轻10岁的PaulWilmott，第一眼看上去同北京街头常见的优哉游哉的外国背包客没什么两样。更有趣的是，学生时代他不仅迷恋交谊舞，擅长爵士乐和摇滚，甚至还热衷于不登大雅之堂的杂耍。然而他的职业却正经而高级得吓人，先是一个真正的火箭科学家，后来走进数量金融殿堂，成为金融领域的“火箭科学家”。

　　1981年，PaulWilmott以全校第二名（magnacumlaude）毕业于牛津大学圣凯瑟琳学院，获数学学士学位；此后4年，在牛津大学圣凯瑟琳学院攻读数学博士学位，师从国际应用数学泰斗、英国皇家学会院士John Ockendon博士。毕业后开始从事流体力学方面的科研工作，涉及飞机机翼设计、玻璃纤维等高科技课题。他在金融领域的建树也是可圈可点：创立了牛津大学“金融数学文凭”项目和

　　《应用金融数学》期刊；著有多部教科书以及超过100篇数学与金融方面的学术论文；创办对冲基金Caissa Capital，从事波动套利交易，在基金中负责预测、衍生品定价和风险管理；创立并掌管金融咨询公司WilmottAssociates，其客户包括众多国际知名金融机构。

　　2003年1月，他创办并领导了“数量金融工程证书”（CertificateinQuantitative Finance，简称CQF）教育项目，为有志于衍生品与风险管理等金融工程事业的人士提供相当于专业硕士程度的高级培训。

　　■作为学术的数量金融和作为实务的数量金融，它们之间的同步发展非常引人入胜。

　　■数学在金融领域特别需要有弹性，而在硬科学中，这种情况并不多见。

　　■今天的金融交易变得越来越量化，对那些有很好 IT背景和数学背景的人很有吸引力。

　　■如果不精通数学还在银行参与核心运营，很可能会被别人甩到后边。

　　■在数量金融发展史上，中国所处地形非常有利，有望成为世界性的数量金融中心。

　　硬科学与数量金融

　　《当代金融家》：如果借用一个实业生产的概念来形容数量金融在中国的发展，应该说目前还处于实验室阶段，正准备进入中试阶段。换句话说，即使是中国金融从业者，大多数对数量金融也还很陌生。为了让读者快速了解数量金融，最好的方法恐怕就是从它问世的需求与环境条件谈起。请您简要介绍一下数量金融当初是如何萌芽的？

　　PaulWilmott：说到数量金融问世，有一点很值得说明，即它既是一个学科领域，也是一个实践范畴，而且两方面的数量金融是同步成长起来的。如果你是在银行业从事数量金融方面的实践，那么与在大学里面从事学术研究也非常相近。唯一的不同也许是，在银行你需要做很多编程。对于那些在大学里面从事数学研究的人而言，数量金融是一个非常好的研究方向，因为它既具备科学研究的那种令科学家心驰神往的智力挑战，而收入要比单纯作学术研究高很多，工作环境也很好，尽管工作时间可能要长一些。

　　从技术角度讲，数量金融的肇始，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但直到1970年代，当人们逐渐把一些数学模型建立起来以后，数量金融作为一个学科和实践才有了长足进展。

　　1970年代早期，一些著名的学者，包括费雪·布莱克（Fischer Black）、迈伦·斯科尔斯（MyronScholes）和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使得数量金融发展起来。而金融衍生品交易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大规模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众多数学家进入这一领域，因为只有从数学上理解了衍生工具，我们才能知道该如何给衍生工具定价，如何进行对冲，以及如何销售。如果没有数学家的大量参与，当前流行的种种衍生工具可能会原始许多。

　　应该说，作为学术的数量金融和作为实务的数量金融，它们之间的同步发展非常引人入胜。

　　《当代金融家》：我在商学院的时候，曾经修过一门关于金融工程的课。这门课对于我来说，高深得就像是一门火箭科学。而您曾经是一个真正的火箭科学家，您第一次接触数量金融是在什么时候？

　　PaulWilmott：我曾经从事过流体力学方面的研究，并在其他的数学和力学领域做过很多研究，都属于真正的火箭科学。而现在，我所从事的是另一门“火箭科学”，即数量金融。

　　我最初接触数量金融，是在1980年代中期。我很幸运，当时我在数学系，而数学系几乎没有人从事数量金融方面的研究。有关数量金融方面的研究，那时都在商学院或经济学系，数学作为一个学科领域，对金融还没有足够的关注。所以当时我感觉很孤独，因为在数学界没有人可以交流。但是也正因为此，在我得以潜心做了很多研究，且写了一些书，逐渐在这个领域里获得了一定知名度。从此以后，我就没有再回过头，始终如一地研究数量金融，并从中找到很多乐趣。

　　《当代金融家》：作为一个数学家，数量金融有哪些方面特别吸引你呢？

　　PaulWilmott：就我个人而言，数量金融对我最具有吸引力的是，数学在这一领域特别需要有弹性，而在硬科学中，这种情况不多见。比如，在流体力学中，有很多非常完美的数学公式，用来描述分子如何运动，以往我们是用这些公式来进行飞机设计。而每次做流体力学方面的实验，你总是会得到相同的结果，因为在流体力学领域里，可以说这些数学公式已经完美得无以复加了。

　　然而在金融领域，可能是出于消费个体不同的需要和风险管理不同的需求，必须去尝试不同的数学模型。这就好比说，一个人一天早晨醒来，看见外面阳光明媚，就说“今天的天气真好，我应该上街去给自己买几件新衣服”。如何才能够用数学公式把如此个性化的东西表示出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金融是一个与流体力学完全不同的学科领域。

　　切记，金融不是一门硬的自然科学，而是一门软的社会科学。这就使得金融有一种独特的魅力。

　　《当代金融家》：换句话说，金融里面的问题都是开放的，并没有一个绝对的结果，是吗？

　　PaulWilmott：对，是的。就是这样一种开放性，或者说是这样一种不确定性，让人心旷神怡。每当你用一些数学模型去解决金融问题的时候，你总要提醒自己：这个模型是我能做的最好的，但可能还是错误的。这也是自我提示风险管理的重要性，因为每次当你卖出一个衍生产品的时候，就应该知道如何来管理风险。

《当代金融家》：在您看来，在数量金融发展缓慢的金融市场，比如中国，是否因为恐惧这种开放性才阻碍了数量金融的发展呢？

PaulWilmott：据我了解，中国当前还没有很多金融衍生产品，主要是因为人们对衍生产品有些担心。那么，就算是金融衍生品市场崩溃了，会毁掉中国的文明吗？不，绝不会！因此中国应该做的，就是要好好理解数学在金融中的应用。而在中国，你们有很多出色的数学家。

　　我在做博士生导师的时候就发现，中国学生 是最好的。他们工作非常勤奋，数学造诣也非常高。因此我确信，在数量金融的发展史上，中国所处地形非常有利，甚至有望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数量金融中心。为了这个目标，中国当前应该进一步开放，而在进一步开放之后，或许再有两三年左右的时间，就会真正有一个大的发展。

　　刚才谈到，金融衍生品在西方已经是一个规模非常大的市场，它经历了30年的发展。而对于中国来说，我个人认为，可能只需要3年就可以达到西方现在的发展水平，而不用再花30年了。因为中国有一流的数学家，而且中国可以从西方国家的错误当中吸取经验教训，不用犯同样的错误。当然，中国也会犯自己的错误，因为做任何事都有可能犯错误，但这的确没有什么好怕的。

　　《当代金融家》：在您的一本书中介绍说，您对于现在数量金融领域很多流行的模型和概念持批判态度，能否讲一下您持怎样的批判态度？

　　PaulWilmott：著名数量金融大师 EmanuelDerman曾经说过，如果你想去了解金融模型，那么你最好先去看看真正好的数学模型，而这些好模型可能要在物理、机械以及工程等自然科学领域才找得到。由于我的自然科学背景，我见过一些真正好的数学模型。同时，我也见过一些金融模型。坦率地说，我个人认为这些金融模型都不怎么样。

　　其实，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当你知道这些模型不够好时，就会非常非常的小心谨慎。真正的危险在于，有些人可能是学商科出身的，从来没碰过流体力学或者其他一些硬科学，所以当他们看到经济或者金融方面的公式或模型时，立刻会感到“这个模型简直完美无缺，因此我的定价和对冲操作也就完美无缺了”。这种盲目的乐观和自信情绪非常危险。

　　你需要经常大胆地去质疑，不要轻信，尤其不要信任你的模型。这听起来好象是件坏事，其实不然。好比开车走在街上，你要很清楚自己不是最好的司机，虽然可能在大多数情况下你基本是一个好司机。如果总是这样小心谨慎，那么你就会万事大吉。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是一级方程式赛车手！

　　《当代金融家》：换句话说，从事数量金融通常需要一种理性质疑的精神和谦卑的心态，可以这样理解吗？

　　PaulWilmott：是的。谦卑是一个很好的词，但必须是理性的质疑。

　　关于CQF的故事

　　《当代金融家》：您此次中国之行是为推广数量金融管理师（CQF）资质教育而来，对中国来说，当前不仅缺乏数量金融管理人才，更是急需，因为中国正在大力推进金融衍生品市场建设。首先请您简要介绍一下，CQF与中国市场所熟悉的CFA相比，主要区别在哪里？

　　PaulWilmott：我了解到，CFA项目今天在中国已经是耳熟能详。但与CQF资质教育相比，CFA应该说还是一个很基础性的资质证书。它与CQF的区别很大，最主要的区别在于，CFA教育项目中，不需要做很多数学建模方面的工作；而在CQF项目中，我们不仅会有很多数学建模的课程，还有很多计算机编程方面的课程。从职业特性上看，CFA偏重的是证券分析，而CQF偏重的是金融交易中的产品组合定价和风险管理。这是差异很大的两种职业。

　　《当代金融家》：如果获得了CQF资质，这些人的典型事业发展取向是什么？

　　PaulWilmott：在西方，人们去参加CQF培训，主要是希望对自己的职业未来获得一种保障。因为如今西方银行业已经越来越数学化，从运行到考核都越来越量化。如果你在银行从事很重要的产品开发、资产管理或是风险管理工作，但你并不精通数学，就很可能会被别人甩到后边，因此必须做好应对量化趋势的准备。

　　正因为这是大势所趋，所以数量金融不仅是资历浅的年轻人在关心，那些正领导着年轻人的资深经理们更关心。他们担心年轻人比自己更聪明而难以领导，也担心因为自己的落后而让自己所效力的银行在竞争中失利，所以他们也需要CQF资质。

　　此外，还有一部分人参加CQF项目是想转换职业。比如，一些在银行工作的IT专业人士和程序员，想改行做交易员，觉得这工作更有趣。在此我想说明的是，如今的交易员与传统的交易员有很大区别。传统的交易员都是些很激进的人，每天的工作就是买呀、卖呀，非常情绪化，但是这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的金融交易都是用计算机来操作，而且变得越来越量化，越来越理性，对那些有很好 IT背景和数学背景的人很有吸引力。不仅他们愿意在数量金融方面更多地充电，很多银行也愿意付钱让自己的雇员参加培训。

　　从这个角度来讲，现在在中国推广CQF项目既有天时，也有地利。如果一个中国学生在数学方面造诣很好，希望在银行供职，那么可以考虑去参加CQF培训。中国银行业已经全面开放，而中国更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国家，又处在一个令人兴奋的发展时期，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学生可以说是非常幸运的。

　　《当代金融家》：今天我们会看到在金融领域有很多专业培训和资格认证项目，比如说，除CQF之外，我们看到有CFA、CFP、FRM等。如果我是一家银行的领导者，面对如此多的培训和资格认证，面对这么多拿到证书的聪明人，该如何把他们分别放到合 适的位置，做到人尽其才呢？

　　PaulWilmott：很多资格认证项目，应该说更多地是一个记忆测验，但也表现出了资格持有人的一种心态。比如，你有一个CFA认证，这就等于告诉别人，“我是非常严肃认真的”。从事金融事业，需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工作，严肃认真是最重要的。因此如果我是银行领导人，我会雇这个人。在就业市场上，你获得资格认证固然与所需的知识和智能有关，但可能更多地是一种职业心态信息的传递，表明你是一个非常勤奋、非常严肃认真的人。

　　而如果你获得CQF的资格，也就等于告诉你潜在的雇主，我不仅对金融事业严肃认真，而且我具备了非常实用的数学和编程能力。在此，我指的不光是那些数学专业的人，也包括研究物理、化学、机械等等这些所谓硬科学的人，他们的确在量化方面真正具有优势。而从现代金融发展来看，你的数学方面越强，可以说对自己越有利。在西方，很多银行招聘时优先考虑数学、物理和工程领域的最优人才。如果还有职位剩下的话，才留给一些经济系和金融系的人。这目前在西方国家银行业已经成为一种趋势。

　　《当代金融家》：对此我没有丝毫怀疑。但是我在想另一方面的问题，即在今天这样一个残酷竞争的商业世界里，若想成为一个非常出色的专业人士，可能除了专业技能之外，还需要很多其他的软能力。比如说象领导力、沟通能力、团队合作等等。那么象CQF这个培训项目当中有没有一些关于这方面的教学内容呢？

　　PaulWilmott：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我个人的感受而言，我发现数学家们通常都非常善于团队合作，因为从事科学研究需要很多团队合作，数学尤其如此。数学是一种全人类共同的语言，一种宇宙语言。我们在宗教、政治等方面都可以存在各种异议，但在数学方面不会，除非我们疯了。大概只有疯子，或者一个百年不遇的天才，才会在数学方面特立独行。一个好的数学家，只要他对数学有一种激情，就很自然地会愿意在团队中与别人一道合作。

　　《当代金融家》：如果把不同种类的金融资格认证按金融机构的需求等级画出图的话，CQF应该是在什么位置上？

　　PaulWilmott：CQF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尖端的工作。从对技能的要求来看，应该说是在CFA及风险管理方面的资格认证之上。在西方接受 CQF培训全程为6个月，学费折成人民币大概在15万元，比CFA高很多。如果将金融方面不同的职业资格认证画一个金字塔的话，CQF 是在比较顶端的位置。从CQF的学业课程设计和能力培养的角度来讲，它足以同一些大学的全职硕士项目媲美。

　　《当代金融家》：您是否能以美国一流大学里所开的金融工程或数量金融的硕士项目为例，谈谈这些硕士项目与CQ F的主要区别？

　　PaulWilmott：最主要的区别就在于实践性。CQF可能会比大学里全日制项目要更贴近现实、更实用。我们关注的是银行和对冲基金里面真正发生了什么，结合这些真实案例，应该如何具体建模，如何编程。而且，我们也注意培养学员的理性质疑精神，特别要教导他们保持谦卑的心态。

　　举例来说，我们会剖析一个经典模型，并找出经典模型的瑕疵。我们也剖析银行中正在使用的模型，但学生很快会发现，这些模型可能都不太好，只是因为它简单所以被银行采用了；银行之所以会用，因为他们能够很好地理解这些简单模型。告诉学生科学研究与实际应用的差距在哪里，指出科学研究如何才能为实际应用服好务，这是 CQF的真正意义所在。

　　这就好比驾驶汽车，你可以开辆丰田，理由是丰田很简单，而且也不会抛锚，价格又便宜。为什么你会这么想，可能因为你害怕如果买了法拉利，假如开不了10公里就抛锚了，还得去找专业修理人员，太麻烦了。同时关注金融领域的科学研究与实际操作两个方面，是 CQF最大特色。总的来说，CQF的课程非常看重实用性，教给学员行业里实用的东西，同时也教给他们谦卑的心态。谦卑的确是一个很好的词。

　　《当代金融家》：CQF学员在全球的地理分布情况是否能介绍一下？在哪个国家有高渗透率？哪个国家增长率更快？

　　PaulWilmott：从地理分布上看，世界各地都有。目前可能还不包括中国大陆和一些非洲国家。在亚洲，我们已经覆盖了香港、新加坡、东京、首尔。在整个欧洲以及美洲、南美、斯堪迪纳维亚，甚至俄国都有。

　　目前，我们的主要中心在伦敦，因为不管怎么说，伦敦是一个世界性的金融衍生品中心。同伦敦相比，甚至连纽约在衍生品方面都没有什么突出的地方。在伦敦，很多银行之间都在进行一些非常精密的衍生品交易。此外，有关这方面的学术研究，很多也是以伦敦为基地。当然，纽约也有相当的规模。

　　在金融工程方面，香港、新加坡在亚洲走得比较靠前。现在东京也起飞了，韩国最近也很有起色。同CFA相比，CQF 数字可能很小，但是 CQF本身要比CFA复杂得多，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达到CQF这个水准，因为对数学的要求非常高。

　　CQF中国着陆

　　《当代金融家》：在您看来，中国对于数量金融专业人才的需求，包括当前的有效需求和合理预估的潜在需求在内，数字大概是多少呢？

　　PaulWilmott：说到对于数量金融专业人才的需求有多大，不妨先看一看西方的情况。在西方，从事数量金融专业的人士，大概总共有几十万人。考虑到中国庞大的规模，我想如果市场发育起来，中国与西方在人才需求的总数上应该差不太多。

　　当然，考虑到中国的衍生品发展初期可能更集中于几个金融中心城市，因此，发展起来还需要一些时间。不过，我已经注意到，不仅在中国运营的一些外资银行开始雇佣这方面的专业人士，本土的中资银行也会马上跟进雇佣那些出色的数学家。未来几年内，发展会很快提速。我相信，在西方需要几十年才发展起来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在中国可能会压缩为几年时间。

　　在我看来，今天在中国拥有良好的科学、金融和经济学教育与造诣的人士，就好象已经拿到了一张六合彩的彩票，你有可能不会中奖，但还有可能出现所能预期的最好事情。获胜机率大概是一半对一半。但很有可能就是他们所期待的最好机遇。

　　《当代金融家》：听说CQF的“中国站”已经进入筹建，您也对中国的金融教育做了考察，感想如何？

　　PaulWilmott：我们想在中国推出CQF项目，因为相信在中国有很好的前景。首先，与西方相比，中国的学员数目会很庞大。比如，在西方有150个学员已经算是很大数字了，但在中国，可能仅北京就有100人。其次，中国的金融教育也相当出色。比如，我曾经访问过中国对外经贸大学，我根本就没有想到，金融工程这门课在那里已经开了10年之久，而且他们的英语教学非常好，金融教学也非常出色，已经有上百人在学习。总之，CQF在中国的市场潜力非常大。

　　《当代金融家》：在招生和课程设置方面你们有哪些规划？

　　PaulWilmott：从短期招生目标看，我们主要关注的一个细分市场是大学生，而不是在银行工作的人。我来解释一下我们的这一立场。

　　在西方，总是有银行的人来学习CQF课程，一些在银行工作的专业人士想更多地去了解金融的实践和理论，而银行也会为他们的学习付钱，因为CQF在西方是一个非常受人尊敬的项目。但是在东方，我相信我们最初的增长将主要来自于大学，因为这些大学进步得非常快。在北京，我们接触了一些最好的大学，当然在上海也是。我们计划给这些大学的最好的一些学生提供奖学金，让他们能读得起。等到他们毕业以后，可能会加入银行。到时银行会看到这些人非常出色，接着会让雇员来参加CQF培训。

我们这个项目比一些同等水平的硕士收费低很多，特别是在中国，尽管最终的学费水准还没有确定下来，但肯定不会高到像国外那样需要15万元人民币，尤其对学生来说更不会那么高。

　　《当代金融家》：CQF项目什么时候会在中国推出？课程设置情况如何？

　　PaulWilmott：我们计划在2008年6月推出来，目前已经得到很多积极反馈。课程周期为半年，其中包括6个单元、30个正式讲座。除此以外，还有很多附加教学项目。我们讲授 数学、金融以及C++编程，因为从事数量金融的专业人士需要做很多编程工作，所以我们也讲很多计算机语言课。其实，我们不仅仅是 6个月的教育项目，还包括资格考试，通过考试后，你才可称为CQF。

　　即使在你正式取得资格以后，我们还会继续给你讲课。可能每隔几个星期有一些讲座，内容主要是与CQF相关的一些新主题，凡是取得了CQF资格者，都会受到邀请。应该说，将终身学习的机会贯穿于你职业生涯始终，这是 CQF项目的目标。

　　《当代金融家》：你们在全球各地都有CQF培训，会采取怎样的授课形式，老师是否要从国外专程赶到中国上课？

　　PaulWilmott：我们在全球都是通过互联网进行远程教学。而在香港和新加坡，参加培训的学院可能更多地是看一些录像带。从我们的经验来看，这种方式效果非常好。而在中国，我们的课程将会采用中文和英文双语讲授。

　　我们打算在北京和上海各设一个中心，可能会把学员集中到学习中心来观看课程录像。但是每两个月，我们会从伦敦派一些人过来，做一些现场讲课，或主办一些学习班和讲座。后面这部分内容非常重要，因为我们需要让学员经常站在市场的前沿。我们所采取的方法是，如果中国出现了新产品，我们不会每6个月重新设计课程、重新编写教材，而是不断地去增加新内容。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们非常看好中国，我本人都有些按耐不住了。

　　花粉与金融火箭科学

　　From Pollens in the Water to Rocket Science in Finance

　　本刊记者/韩松

　　在水面上的花粉微粒，在周遭水分子的撞击下，其运动呈现出一种羚羊挂角似的“随机漫步”（random walk）。苏格兰植物学家罗伯特·布朗（RobertBrown）于1827年最早观察到这一有趣现象，为此，这种微粒的随机运动被命名为“布朗运动”（Brownian motion）。80年后，在对布朗的发现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爱因斯坦定义了“布朗运动”的数学属性。

　　想象一下，将花粉在水中随机漫步的轨迹画出来，一定很像股票，或是几乎其他任何一种金融资产的价格走势图，因为根据“有效率市场假说”（efficientmarket hypothesis，简称EMH），资产价格的变动也是一种类似的随机过程（stochasticprocess）。

　　早在1900年，法国巴黎大学数学系博士生 LouisBachelier，在其毕业论文中最早利用“布朗运动”模型来估算期权价格，他当时的导师正是世界数学史上的巨人庞加莱（JulesHenriPoincare）。尽管其后这篇论文始终沉睡在故纸堆中无人问津，直到50多年后才由美国经济学家JamesBonness重新发现并译成英文，但总算是开了形形色色的“火箭科学家”们“入侵”金融领域的滥觞。

　　到了1973年，当时尚风华正茂的两位美国学者费雪·布莱克和迈伦·斯科尔斯发布了一篇堪称石到破天惊的论文，应用布朗运动模型为欧式期权定价。于是，从那时起，在金融领域中有了著名的“布莱克——斯科尔斯模型”（Black～Scholes Model），有了全球金融衍生金融工具的爆炸性大发展，有了基于数学模型的各种投资、对冲和风险管理策略，有了融合金融、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的“数量金融”（Quantitative Finance）“、计算金融”（Computational Finance）、“金融数学”（Mathematical Finance），或“金融工程”（Financial Engineering）学科，有了斯科尔斯和默顿分享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布莱克已于1995年英年早逝。为纪念他的伟大成就，2003年，美国金融协会设立费雪·布莱克奖，奖励40岁以下、在金融理论与实践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学者），有了众多学者和科学家离开象牙塔，到金融竞技场一试身手，而华尔街也几乎取代了大学和研究机构，成了“火箭科学家”们最大的雇主。同传统的金融家相比，金融圈里的这些“火箭科学家”们要低调的多，除了曾任高盛董事总经理的数量金融大师 EmanuelDerman的那本《数量人生》（MyLifeasa Quant：ReflectionsonPhysicsand Finance），讲述自己从物理学家到华尔街弄潮儿的波澜人生，我们没有太多机会近距离观察他们的音容笑貌。在记者想象中，他们就像隐居白云生处吟赏烟霞的修真之士，不 食人间烟火，以中世纪炼金术士探究宇宙奥秘的高深、精微与热忱，试图穷究全球金融市场的奥秘。

　　但PaulWilmott似乎 并 不 神秘：向记者炫耀着脚上那双“正宗”的美国西部磨砂皮刺绣牛仔靴，像小孩子在炫耀自己心爱的玩具；以一种令人感动的“父亲的骄傲”聊着自己的两个儿子：准备克绍箕裘攻读数学的Oscar，和颇富音乐天赋的Zachary～此时，Zachary也许在尝试一个来自东方的古老乐器琵琶，父亲从中国带给他的礼物。一直困扰着记者的一个问题是，高深的火箭科学固然美妙，但金融毕竟不是严密的硬科学，数学模型可能失灵，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的崩溃～尽管它有两位诺贝尔奖得主坐镇，拥有号称“全球每平方英寸智商分布最密集”的超豪华“梦之队”。我们依赖模型从事交易、管理风险，但又用什么来管理模型失灵的风险？

　　“直觉和常识，或曰‘智慧’”，沉吟片刻后，Wilmott 博士给出了一个应该是意料之中的答案。

　　“不要过分沉迷于数学中。你时常需要将教科书放到一边，停下你的演算，换一个角度去思索。我个人的一段心路历程可以做个佐证：起初，由于没有足够的数据，我的模型简单、原始；后来我得到了充足的数据，将模型做得美奂美仑，并为此沾沾自喜。但等到成

　　了对冲基金合伙人，我发现这些完美的模型在实践中根本无法应用，于是只能返璞归真。但我因此养成谦卑的心态，时刻提醒自己‘归根结底，你只是凡夫俗子’。”

　　听起来很有禅宗的味道？

“那也许是因为我老了。人老了，就会变成哲学家。”一阵爽朗的大笑，有点促狭地向记者眨眨眼。此时，记者知道，坐在对面的，并不是一个躲在地下室里摆弄试管和公式的科学狂人，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一个有智慧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