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外贸顺差快速增长和外汇储备迅猛增加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经济外部失衡，已经成为我国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很显然，解决外部失衡不能只靠货币政策，应该从产生巨额贸易和资本顺差原因入手，对现行外贸政策和外资政策进行重大调整，从国际收支源头上采取有力的解决外部失衡的政策措施，从而构建一个解决外部失衡的有效宏观政策组合，使各种宏观经济政策形成合力。

这种外部失衡不但扭曲了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加大了人民币升值压力，而且成为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策源地。外汇储备积累导致央行外汇占款增加，基础货币投放规模相应扩大，在货币乘数机制作用下，就导致货币供应量多倍扩张，加大通胀压力。

尽管现实情况下通胀的生成机制较为复杂，既有结构性原因，也有成本推进和输入性因素，但通胀归根结底是一种货币现象，是货币与商品的对应关系严重不协调的结果。因此，解决外部失衡矛盾，不仅是改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需要，也是减少货币供给，抑制通胀的现实要求。　　

从现实政策操作情况看，政府缓解外部失衡主要依靠货币政策，即央行在贸易顺差增加引起基础货币大量投放的情况下，通过经常性的对冲操作来减少商业银行的流动性，以求控制货币供给量。缓解通胀压力的货币政策实际效果很难令人满意，究其原因在于：

　　其一，这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事后调控，即在巨额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已经形成后采取的调控措施，其对减少贸易顺差、抑制外汇储备过快增长，事实上是无能为力的。

　　其二，这是一种被动调控行为。央行对冲操作时间的把握和规模的确定，都以顺差结汇的时间和数量为依据，这限制了央行政策调控的空间，使央行的政策操作处于被动应付的境地。

其三，这是一种成本不菲且具有“互逆效应”的调控。央行对冲操作筹码—央行票据的发行成本，每年都以百亿元人民币计。更令人忧虑的是对冲本身具有“互逆效应”，使客观效果与政策调控者的预想反差很大，甚至可能南辕北辙。比如，对冲规模持续扩大，会

导致货币市场利率上升，进而推高利率总水平，而在人民币存在很强升值预期情况下，又会刺激海外“热钱”大量流入，导致外汇储备迅速增加，加剧外部失衡，从而使对冲效果与央行的调控初衷截然相反。

货币政策对缓解外部失衡的作用不尽人意,个中原因其实并不复杂。货币政策以调控货币供应量为己任，作用范围主要在货币信用领域，直接调控对象是商业银行一类的金融机构。而巨额贸易顺差生成于实体经济部门，现有缓冲外部失衡的货币政策调控措施，对生产企业的行为并不能施加有效的影响。于是，这种“治标不治本”的政策调控效果大打折扣，也就顺理成章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实行“出口导向”和“外资导向”政策。在鼓励出口方面，实行了出口退税政策和关税优惠的贸易加工政策；在鼓励引进外资方面，则给三资企业以“超国民待遇”的各种优惠措施。这两种政策在我国经济高增长过程中，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国，巨额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对经济运行负面影响日益

加深，再实行这样的政策，则明显不合时宜了。

　 如何调整现有的外贸与外资政策呢？

应从五方面入手：一是取消所有出口退税和其他有悖市场公平的刺激出口的政策措施，同时，对关税政策做适当调整，对生产能耗高、严重影响环境的出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并限制资源类商品出口；二是加强进口管理，对引进经济发展需要的关键技术设备和资源战略型储备的进口，应给予必要的政策激励；三是对各级地方政府出台的鼓励引进外资的文件和政策规定进行全面清理，停止执行所有给与外资的税收、土地供应等方面的政策优惠。同时，规范外资进入的行业和领域，重点引入高科技和国内迫切需求、对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外资项目，严格限制引入高能耗、高污染的外资项目；四是阻击进入股市和楼市的“热钱”，避免资产价格泡沫的急剧膨胀；五是鼓励和扩大资本输出，支持国内企业到境外从事战略储备投资和股权投资，可以促进外汇资产保值增值，减少资本项下顺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