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有“东方之珠”的美誉，也是著名的国际金融中心。从1843年英国割占香港岛开始，香港就走上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成为英美等外国商业、金融资本聚集的地区。但是，香港成为国际性金融中心并不是一蹴而就的。1950年以前，香港的金融地位远不如上海，当时上海不仅是中国的经济中心，更号称远东的金融中心。不过，此后时势逆转，香港抓住机会，到1970年代前后，在时势、经济发展与金融制度的综合作用下，香港一跃而起取代上海，成为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香港实现这个目标，从开埠算来经历了约130年。

　　逐步走向发达
　　从开埠到1950年的香港金融业
　　Steady Ascension：Hong Kong's Financial Sector，from the Annexation till 1950s
　　外资银行业
　　如同上海一样，开埠初期在香港承担资金供给、办理银行业务的并不是银行业，而是当时的一些著名洋行，比如怡和洋行、宝顺洋行、旗昌洋行等兼职而为。它们主要从事外汇买卖与票据汇兑，业务相对单一，因此很快就不能适应香港贸易发展的需要。同时大小洋行在经营上的竞争迫使这些大洋行并不乐意给小洋行提供资金方面的支持。专职的银行机构也就呼之即出了。不过在当时的通讯和交通条件下，远在英国本土的银行业出于对远东的恐惧，尚不敢漂洋过海来香港，因此早期来香港经营银行业者大都从相对较近的英属殖民地印度而来。
　　1845年，香港金融史 上的第一家银行在香港正式开业，这就是东藩汇理银行，英文名称为TheOrientalBankCorporation，直译为东方银行。它也是最早进入上 海的银行，不过在上 海则称为丽如银行。东藩汇理银行创办于1842年，总行设在印度的孟买，其早期业务以鸦片押汇为主。1845年，该行在将总行迁到伦敦的同时，在香港设立分行。东藩汇理银行在香港开业伊始，即发行巨额钞票，但直到1851年才获得皇家发钞特许状。1857年，该行所发钞票被港府库房接纳为缴付政府费用的合法货币，从而大大提高了地位。1870年代，东藩汇理银行达到发展的极盛，当时的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还很难望其项背。不过遗憾的是，该行在1884年的锡兰（今斯里兰卡）咖啡贷款上栽了跟头，在咖啡歉收中最终被迫宣告破产。
　　第二家在香港立足的为有利银行，英文名称为Chartered Mercantile Bank ofIndia，London＆China，因此被称为“印度伦敦中国三处汇理银行”。该行创办于1853年，总行同样设于印度孟买。1857年，有利银行在港设立分行，1862年获得发钞权，是当时香港三大发钞行之一。该行在香港金融史上存在甚久，1959年被汇丰银行收购，1984年再被售予美国万国宝通银行（即花旗银行），三年之后的1987年第三次转手被日本三菱银行收购。
　　第三家在香港营业的外资银行是现今仍在香港金融市场举足轻重的渣打银行，当时称为“印度新金山中国汇理银行”，即Chartered Bank of Indian，Australia＆China。该行在中国内地则通称为麦加利银行。渣打银行创办于1853年，总行设于伦敦，经营重心以东方为主，早期主要从事中国、英国及印度三者之间的汇兑。1859年渣打银行在香港设立分行，1862年获得发钞权，所发钞票流通于粤港等地。从创设至今，渣打银行都是香港金融体系中最重要的银行之一，其地位仅次于后来设立的汇丰银行。
　　在上 述这几家银行以后，1860年代开始在香港营业的外资银行还有法国的法兰西银行（1860年）、英国的阿剌加汇理银行（1862年）、印度东方商业银行（1863年）等。另外就是最为著名的汇丰银行。
　　汇丰银行的创立始于1864年，1865年3月同时在香港和上海开业，最初名称为“香港上 海汇理银行”，即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 Ltd。1881年该行改名为“香港上海汇丰银行”，英文名称也相应改为The Hong 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也就是通常为大家所熟知的汇丰银行。从名称上看，这家银行显然是以香港和上海为其业务基地，同时这也是第一家将总行设在香港的外资银行，标志着外国金融资本对香港地位的重新认识。
　　汇丰银行成立不久即遇到了1866年的金融危机。在这次危机中，汇丰银行处置妥当，在其他银行决定将当时中英之间贸易普遍使用的6个月支付期限的英镑汇票减为4个月时，汇丰银行拒绝了这一协定，果断维持原状，从而一举在金融市场站稳脚跟。此后汇丰银行的业务迅速发展，不仅与当时的各大洋行保持业务往来，并且与港府建立了密切联系。1866年，汇丰银行抢先向港府贷款10万元，给港府留下了良好印象，1872年又将港府原先设在东藩汇理银行的往来账户以优惠条件争取到汇丰银行。到1870年代中后期，汇丰银行已超过东藩汇理银行成为香港最大的银行，业务量有时甚至占到全港金融业务的一半。1898年，汇丰银行在原先发钞权的基础上，获得港府批准可以超额发行钞票，成为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推动力。
　　1902年，汇丰银行的资本额增加为2500万元，资产达到2.8亿元，年盈利接近300万元，成为远东著名的英资大银行。
　　在19 世纪末20 世纪初，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整个香港地区全部被纳入英国的殖民体系，香港人口迅速增加到30万左右。商贸发展也异常迅速，香港成为远东重要的转口贸易港，当时中英之间的贸易常年超过一半以上通过香港转口。商贸与人口的日益增长，吸引越来越多的外资银行进入香港营业，当时比较著名的还有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1895年），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1890年）、台湾银行（1901年），美国的万国宝通银行（1900年）、运通银行（1913年）、大通银行（1923年），英国的大英银行（1920年），荷兰的小公银行（1905年）、安达银行（1906年），比利时的华比银行等。一时间蔚为可观，形成香港开埠以来银行业大发展的一次高潮。
　　众多外资银行机构的设立，使香港的金融市场日趋活跃，为了协调、规范各银行间的业务，自律性的同业团体开始出现，比如1897年成立的香港外汇银行公会（Hong Kong Exchange Bankers' Association），其宗旨就是调节外汇交易及外汇买卖的公订汇率、票据和信用证等业务的手续费标准等。金融业务的活跃必然产生大量的票据往来，因此在香港成为金融中心的历程中，票据交换所的成立无疑占有一席之地。1923年9月9日，香港票据交换所（HongKong Bankers’ClearingHouse）正式成立，自此以后香港金融业有了自己的中央票据结算中心。这比上 海提前了10年－－1933年1月上海票据交换所才正式成立。因此就票据交换所这一先进的票据清算机构而言，香港金融业已然走在了前面，其发展的潜质已经显现。当然，当时的香港票据交换所有一定的缺陷，那就是排他性，该所规定只有外汇银行公会的会员银行才能加入。在香港票据交换所的组织结构中，汇丰银行是票据交换的中心。按照章程规定，所有会员银行必须在汇丰银行开设一个无息存款账户，目的是节省票据交换时现金“入仓”和“出仓”的麻烦。为此，各交换银行在汇丰银行的存款总额甚为可观，比如，据统计1939年15家交换银行在汇丰银行的存款达到庞大的1600万元。这不仅体现了汇丰银行在香港金融体系中的中心地位，也无息提供给汇丰银行一笔巨额的使用资金。
　　华资银行业
　　在早期香港金融业的发展体系中，除了占有优势的外资银行外，还有一些华资金融机构，这其中既有传统的银号，也有新式的银行。
　　香港银号业的产生大体在1880年代，以经营香港与广东及海外华人的汇兑为主。到1930年代，香港各类银号约有300家，规模大者资本可达数百万元，一般都加入1932年成立的该业同业组织香港银业行联安公会。规模小的资本在数万元不等，主要以买卖金银为主，大多属于金银业贸易场会员。
　　在香港银号的发展史上，最为著名的是 恒生银号，也就是后来实力一度仅次于汇丰银行的恒生银行前身。1933年3月，恒生银号在林炳炎、何善衡等人的筹划下创办。由于经营有方，业务迅速拓展到广州、上海等内地大城市。1950年以后，随着香港经济的转型与起飞，恒生银号的发展令人刮目相看。1960年2月，恒生银号正式改名为恒生银行，1962年建成当时香港最高的大楼作为银行总部。1964年，恒 生银行的总资产达到7.61亿港元，存款达7.2亿港元，是当时香港存款和资产规模最大的华资银行。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在1965年的银行危机中，恒生银行遭疯狂挤提，为平息风波，恒生银行最终被汇丰银行低价收购51％股权，从而落入汇丰银行集团囊中。恒生银行于1969年开始编制的港股恒 生指数，更是深入人心，至今仍是反映香港证券市场和经济发展的晴雨表。
　　香港华商经营的新式银行业开始于1891年。该年香港第一家华资银行中华汇理银行成立。该行初期经营颇可称道，据称分支行及代理处遍及天下，然而好景不长，1911年宣告破产倒闭。进入民国以后，香港华资银行的数量逐渐增多起来，先后成立的主要有广东银行（1912年）、大有银行（1914年）、香港工商银行（1917年）、香港华商银行（1918年）、东亚银行（1919年）、国民商业储蓄银行（1922年）、嘉华储蓄银行（1924年）、永安银行（1931年）、广东信托商业银行（1931年）、香港汕头商业银行（1934年）等。1919年香港的华资银行业应发展需要，为了抵制外资银行的歧视和保障华资银行的应有权益，发起成立了香港华商银行同业公会（ChineseBankers' Association）。华资银行业的兴起，不仅冲破了外资银行垄断香港金融市场的局面，也使得香港金融体系更为健全。
　　除了总公司设在香港的华资银行外，中国大陆兴起的银行业这时也将目光投向了香港。1917年中国银行率先在香港设立分行。此后盐业银行（1918年）、广东省银行（1929年）、广西银行（1932年）、交通银行（1934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934年）、中南银行（1934年）、金城银行（1936年）、新华信托储蓄商业银行（1937年）、中国国货银行（1938年）、聚兴诚银行（1938年）、国华商业银行（1938年）、南京商业银行（1938年）、中国实业银行（1939年）等或因业务需要或受战争影响，相继在港设立分行。香港金融业的发展可谓盛况空前。根据有关统计，1940年时，香港共有中外银行总分机构52家，其中外资银行16家，华资银行36家。华资银行从数量上而言，已经超过外资银行。
　　在华资银行中，值得介绍的是至今仍占据香港银行业一席的东亚银行。东亚银行创办于1919年，创办者为李冠春、李子方兄弟及简东浦。其中以简东浦对东亚银行的发展影响最为深远。简东浦，广东顺德人，出身银行世家，曾被誉为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真正认识国际汇兑银行业务的三个华人银行家之一（另两位是贝祖诒和李铭）。在简东浦等人的锐意经营下，东亚银行迅速筹建起了广泛的国际业务网络，在东亚、南亚、欧美主要城市建立了20多处分支机构。1921年，东亚银行加入香港华商银行公会。此后又先后加入排他性极强的香港外汇银行公会和香港票据交换所。
　　当时，香港票据交换所共有16家会员银行，华资银行仅5家。东亚银行由此成为一些非会员银行的票据结算代理商，从而为日后成为香港中央票据结算制度中的结算银行打下坚实基础。1935年，东亚银行启用新建的14 层之高的总行大楼，史称“华南最稳健、实力最强的华资银行”。
  　保险、证券与黄金市场
　　香港最早的保险业主要是英国资本，开始于1805年由怡和、宝顺等大洋行创办的谏当保险行（Canton Insurance Society）。
　　1835年，该保险行改组，一部成为于仁燕梳保险公司（Union Insurance Society of Canton，Ltd.），另一部在1836年组成谏当保险公司（Canton Insurance Office Ltd.）。香港开埠后，贸易发展迅速，因此吸引了大量洋行及保险公司从事水火险业务。但是与银行业不同，香港的保险业长期处于机构代理状态，真正的保险公司为数并不多。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香港的保险业才有了长足进步。据统计，1940年前后，香港共有中外保险机构100多家，外资保险公司实力雄厚，但多为分支公司。华资保险公司数量多，但大都实力不强，与当时的上海相比，香港的保险业尚有一定差距。
　　香港有证券交易的历史甚早，大约在开埠 不久就有交易活动。1874年的《中国年鉴》上已有香港股票及股份交易商的记载。初期的股票交易没有固定地点，大都以街道为主。1891年2月，香港股票经纪会（The Stockbrokers’Association of HongKong）成立，成为香港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当时仅有21名会员。1914年该会改称为香港证券交易所（Hong Kong Stock Exchange）。1921年，香港成立第二家证券交易机构，即香港证券经纪协会，该会主要由华人会员组成。1947年，上 述两会在港府的推动下合 并，仍称香港证券交易所，共有会员54人。从交易品种和交易数量而言，香港的证券市场当时还远不如号称远东最发达的上海证券交易市场。实际上，从1930年代开始，上 海中外两个证券交易机构的交易活动已闻名遐迩。
　　香港的黄金市场开始于金银买卖。早期主要是走街串户式的小生意。1910年，金银业行（The Gold and Silver Exchange Company）诞生，成为金银业贸易场的前身。
　　1920年，港府支持下，金银业行正式申请注册为“金银业贸易场”（The Chinese Gold ＆Silver Exchange Society），地址设在中环永安公司对面的一栋大楼内。初期会员大约有200家。当时，贸易场内的交易员都是清一色的男士，以口头或手势公开叫价，第一个触到卖家身体的人就获得该项交易。这也就解释了为何没有女性交易员的原因。参与香港黄金交易的有周生生、周大福等广为人知的金号。尽管当时香港的黄金交易行员众多，但并没有形成举足轻重的黄金交易市场。相反，彼时上海已建立起远东最大的黄金和大条银市场。
　　在1950年以前，虽然香港已有相对齐全的金融机构，也有相当的金融活动，但是就银行而言，1930年代中国一半左右的华资银行机构选择将总公司设在上海，上海还是中央银行所在地。两相对照，选择将总公司设在香港的银行，无论中资、外资都比较少见，汇丰银行只是一个特例而已。不仅如此，上海还是当时中国的保险中心，有最发达的证券、黄金、大条银、票据交换及外汇交易市场。因此，当时香港的金融业虽然发达，但还无法与上海抗衡，甚至可以说还处在上 海的身影笼罩中。
　　跻身世界金融中心行列
　　1950年以来香港金融业的突飞猛进
　　Path to the Summit：1950s till Present
　　时势变迁与香港经济腾飞
　　■战后初期的来港资金
　　时势的发展有时出乎人们的意料。1945年抗战胜利的喜悦并未持续多久，国共两党的冲突开始悄然加剧。对政治局势异常敏感的金融资本，逐渐加快了向香港转移的步伐。像著名银行家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甚至还在战时就已经筹划银行转移问题了。1946年，内战再次爆发，政局一时震荡。内地的资本与人员迅速外逃，香港成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在野政客及富有商人在亚洲的最佳庇护所”。据有关记载，当时香港告罗士打大酒店以及其他一些著名大饭店的大厅内，一时间挤满了从上海逃难来的富商巨贾，一到喝茶时间，上海话此起彼伏、不绝于耳。
　　1946年至1950年间从上海等内地流入香港的资金数量，并没有准确的统计，但为数必定惊人，有人综合商品、有价证券、黄金及外币等形式估算，认为大约不少于5亿美元。比如，仅1949年8月11日一天流入港澳的黄金即达2万两之多。大量华资源源不断的供给，不仅使香港的经济迅速从战时遭受的困顿中恢复过来，充裕的资金供应也给香港的经济转型提供了可能。大量流入的专业技术人员，从人才与技术 上予以了切实保证。1947年底，香港人口增加到180万人，超过战前最高水平。因此，战后香港经济发展在资金、劳动力、原有市场积淀的基础上，一日千里。1947年香港进出口贸易总值已经达到27.7亿港元左右，比战前最高年份1931年增长了116％。
　　1949年更是突破了50亿港元。
　　■从转运港到工业城市的转型
　　自开埠以来的一个多世纪内，香港都是作为著名的自由贸易转运港而存在。尽管地位显赫，但单一的经济形式无疑制约了香港形象的进一步提升，上 海之所以成为当时的金融中心，与香港的不同之处是 上海有强大的经济背景支撑，不仅是中国的贸易中心，还是工业中心，也是专业技术人才的集散中心。而这些，香港在1950年代以前都不具备。
　　1950年以后，在时势的造化下，香港经济开始突飞猛进，奔向工业化而去。首先兴起的即是纺织业。纺织业是旧中国最大的工业门类，是资金和人员集中的产业，也是技术 含量和进入门槛不 是 很高的行业。因此在1950年以后，在大批江、浙、沪移民企业家所带来的几十亿港元的资金支持下，纺织企业的数量迅速增多，为日后香港成为纺织业重地打下了基础。朝鲜战争爆发后，香港与内陆的贸易受到严重冲击，一落千丈，单一转口贸易港的定位显然已不再适应局势的变化。为因应形势的变迁，香港经济适时转型，以纺织、成衣加工为突破口，工业化过程加快。到1950年代末，香港制造业产品已在香港出口总值中占到高达7成的比重，标志着香港从转口贸易港成功转型为工业化城市。这一步的成功为香港跻身国际金融中心奠定了坚实无比的基础。

　　自由与完善的金融体系
　　■银行业转型
　　港英政府自建立以来，即确立了香港作为自由贸易港的地位，当局对香港经济的运行基本采取不干预政策。这种政策反映在香港金融业的历史上就是金融业的运作主要靠行业自律，港英政府在香港开埠后 100多年的时间内没有出台任何有关银行法令，对银行业的管理仅限于颁发皇家特许状和发钞批准，1930年代政府曾有过两次银行立法动议，但最后均不了了之。1948年1月，这一无为而治的状况才有所改变。
　　1946年内战爆发后，大量资金蜂涌入港，由于没有任何金融法规限制，香港各种类型的银行机构如雨后春笋，遍地都是，甚至连旅行社都可以登记为银行。曾有人诧异地说：“战后只要持有100万元已缴资本就可以在港开设一家商业银行，这种情况简直难以想象。然而事实就是这样，并非办不到。”
　　银行数量的激增和大量的投机活动，最终引起了港英政府的关注。1948年1月，香港金融史上第一部银行法规《银行业条例》制订通过。该法明确界定了银行业的范围，规定银行必须领有政府颁发的牌照才能营业，同时也规定银行每年必须要呈交年度账目表。现在看来，这部法律仍比较宽松，对贷款、准备金等都没有任何规定，但该条例对以后香港银行业的健康发展无疑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条例颁布后，政府共颁发牌照143家，1954年香港的持牌银行（即特许银行）减少为94家。
　　在走向法律规范化的同时，香港银行业自1950年代初期开始了业务转型。这一转型有两个前提因素。第一是 1950年开始 受政治局势的影响，香港与内地的贸易联系削弱，这导致香港银行业长期赖以生存的传统押汇、侨汇及汇兑业务的日趋衰落。第二是香港工业的发展与经济转型。1950年起，以轻工制造业为主的香港制造业和房地产业兴起，给银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新业务。由此，香港银行业的主要业务逐渐从押汇、侨汇、汇兑等转移到向新兴工业和房地产提供贷款上来。以汇丰银行为例，1948年该行首次向香港纺织业提供贷款，1950年又打破惯例直接和来自上 海的华商实业家打交道，向他们提供工业发展所需的资金。其他银行像东亚银行等也都转变营业方针，向工业倾斜。香港银行业的贷款组成也日趋多元化。根据港府公布的资料，1965年12月香港银行业的贷款和垫款总额中，制造业比重接近20％，与制造业相关的对外贸易业占近30％，此外房地产业18％，基础设 施 和旅游占到接近8％，其他25％左右，香港银行业的业务成功转型一目了然。
　　在业务转型的同时，香港银行的数量趋于稳健，1972年持牌银行总数尽管从1948年的143家减为74家，但分支行数目却大为增加。1954年持牌银行94家，分行仅有3家，到1972年，持牌银行74家，但分行数量达到惊人的404家，弹丸之地的香港随处可见银行机构，因此港人戏称“银行多过米铺”。
　　■商人银行及财务公司兴起
　　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历程上，商人银行（投资银行）和财务公司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商人银行（MerchantBank）为欧洲称法，即美国的投资银行，日本则称证券公司。1970年以前掌控香港金融的主要是零售银行性质的商业银行，金融市场中很少看到商人银行这种新颖金融机构身影。不过，自1970年代开始，由于毋需银行牌照，商人银行以及财务公司在香港迭次出现，使香港的金融体系大为完善。
　　香港经济在1950年代开始起飞后，外资金融机构争相携巨资涌入，初期大都以与本地注册银行合作或者收购银行股权为进入渠道，但随着交易成本日趋走高，许多跨国银行改以商人银行或财务公司的形式在港设立分支机构。当时著名的商人银行主要有怡富、宝源投资、获多利等。怡富成立于
　　1970年，由英国商人银行福林明公司和香港怡和集团合资创办。该公司是香港第一家商人银行，按公司法注册。怡富成立后发展业绩骄人，1976年已辖有7家证券、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基金高达21亿港元，客户主要来自伦敦、苏格兰及瑞士。
　　香港第二家商人银行是 1971年由英国商人银行施罗德公司与渣打银行、嘉道理家族合资创办的宝源投资有限公司。宝源旗下设立宝源信托基金、宝源货币基金、施罗德日本基金等，其中宝源信托基金还是第一个在香港管理而投资全球各地的基金，颇类似于现今大陆的QDII。
　　获多利公司是汇丰银行集团体系的组成部分，创办于1972年。获多利以资金管理、上市、外汇买卖、存款证为主要业务，在创办初期即开设基金管理，从事全球的投资与贷款业务。在获多利的经营史 上，最精彩的案例是协助船王包玉刚收购九龙仓。到1980年代，怡富、宝源、获多利成为香港最大的三家商人银行，几乎垄断了新股上市的市场。
　　1970年代财务公司的兴起也是香港金融业充满活力的表现。这些财务公司在利率上不受限制，可以高息吸收存款，并且引进了新的金融业务，比如发行可以流通的存款证、提供资产负债表以外的租赁业务等，因此发展迅速，顶峰时期曾达到2000多家。在众多的财务公司中，最为著名的是新鸿基有限公司。新鸿基成立于1973年，创办人为冯景禧。在1970年代的香港大牛市中，新鸿基成立证券资料研究部，发行《股市周报》，免费派送，从而一举成名。此后派生出新鸿基财务公司，1979年新鸿基财务公司上市，1982年获港府银行牌照，重组为新鸿基银行。如今，新鸿基已发展成为集银行、金融服务、地产、贸易、中国投资等多元化的大型金融集团。

　　■股市风起云涌
　　上 海自进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远东最为活跃的股市渐趋消亡，香港股市一枝独秀，慢慢成为香港金融市场中引人注目的力量。客观地说，在1970年代以前，香港尽管已经走上工业化道路，股市也有过大起大落，但整体而言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还没有完全发挥。1951年，香港股市全年成交额为1.4亿港元，此后逐渐增多，1961年达到创纪录的14亿多港元，但经过该年的动荡，香港股市进入漫长的熊市期，1967年全年成交额跌至2.97亿港元。进入1970年代以后，在内外因素的刺激下，香港股市掉头直上，经历了轰 轰烈烈的大牛市。
　　1969年11月24日，恒 生银行推出著名的恒生指数，当时为158点。1970年底，恒 生指数 升至211.6点。1970年，香港先后有25家公司挂牌上市，上市公司数目达到1969年的5倍，该年另有16家上市公司发行新股及开红股，吸收资金达到5.8亿多港元。1970年，香港股市全年成交额已高达60.43亿港元，是 1961年的4倍多。
　　1971年，恒生指数进一步上升到341点多，全年成交额达到近148亿港元。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关系改善的利好消息更加刺激股市进入亢奋期。该年香港股市全年成交额达接近434亿港元，是 1971年的3倍。当时交易所繁忙的程度令人吃惊，有记者这样写道：“交易大堂简直像无王管的课室，那些经纪就像一群不守纪律的学生，只顾争先恐后地抢着用粉笔在黑板上写出他们的买卖价。那些挤在黑板前的人，又与坐在交易柜台那边的同行遥相呼 喊，真是喧嚣震天。”
　　1973年以后，由于越战停火、港府宣告建造地铁以及上市公司大派股息与红股等利好消息刺激，香港股市越发狂热。3月9日，恒生指数冲上 1774多点的历史高位，但随后在港府的调控下，急转直下，年底跌到433.68点，比高峰时已下跌了75％以上。
　　1974年受中东石油危机及世界经济衰退的影响，香港股市继续下滑，该年12月10日，恒生指数跌至历史谷底的150.11点。1975年才开始逐渐反转。虽然起伏不定，但香港股市从1950年以后填补了上 海股市停办的空白，作为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香港日后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必要条件之一。
　　■外汇市场的发展
　　香港的外汇交易伴随着中外之间的商业活动而来，在开埠以前就已产生。
　　香港开埠初期，如同内陆一样，实行银本位制，货币制度相当混乱，市面上流通的有中国银元、墨西哥鹰洋、西班牙本洋、印度卢比等。港英政府建立后，认可各种货币均可流通。1862年，香港总督罗便臣（Sir William Robinson）在财政司预算案中第一次提出以港元为计算单位，以后港元就逐渐成为香港货币的代名词。
　　香港的银本位制一直实行到1935年。该年12月6日，港府立法局制订的《货币条例》正式生效，规定了管理汇率及货币的通则，禁止白银流通，银本位制宣告废除，香港进入英镑汇兑本位制，此后银行发钞必须以等值的英镑为准备。二战结束后，西方主要国家重新确立金本位制，香港仍实行英镑汇兑本位制，港元直接与英镑挂钩，汇价固定在1英镑兑16港元的水平，并且实施外汇管制，限制资金流出英镑区。因此，很长时间内香港的外汇市场停留在不自由的状态，与当时的上海相比规模要小得多。
　　在1972年以前，香港的外汇市场分为官方市场与非官方市场两部分。官方市场的参与者主要是外汇基金和 授权银行。授权外汇银行是政府外汇管理署的代理人，担负着行使外汇管理的责任。在香港外汇管制最为严厉的时期，几乎每一笔交易都要得到许可。1959年开始，香港工业化的特征越来越明显，对外汇管制有所松动，但仍保持管制状态。
　　1967年1月20日，英镑在国际市场大幅贬值14.3％，与英镑挂钩的港元同样贬值相等的数量。但1月23日，港府宣布将港元升值10％，对遭受账面损失的授权外汇银行由政府予以补偿。英镑与港元挂钩的制度被维持下来。但是到了1972年6月23日，面对英镑的持续贬值压力，英国政府被迫宣布英镑自由浮动。随后，港英政府在7月6日宣布港元与英镑脱钩，改与美元挂钩，汇价为1美元兑换5.65港元，允许有2.25％的上下浮动。这样，香港实施了近40年的英镑汇兑本位制正式结束。同年底，港府宣布解除外汇管制，银行可以用任何货币调动其海外资产。
　　港元与美元的挂钩并未持续很长时间。
　　1973年11月，美国政府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实行自由浮动。11月26日，港府也宣布港元与美元脱钩，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从此，港元成为世界上可自由兑换的货币之一，其汇价由市场供求关系自由决定。
　　外汇管制的取消和港元自由兑换，使得原先香港外汇市场发展的桎梏被打破，此后香港才真正意义上有了发达的外汇交易市场。这一时期大量出现的接受存款公司与银行业一起，参与外汇的即期及远期买卖，有力促进了香港外汇交易的进展。据有关资料，1979年12月，香港外汇市场每一交易日平均成交额已高达25亿美元。
　　香港外汇市场的成功发展，使得本地的金融机构与国际金融机构连成一个整体，每日通过这个无形市场，给香港带来了巨大的活力。这是 1970年代的上海所不具有的优势。

　　■本地伦敦金市场崛起
　　1970年代开始，在经济的高速增长和金融市场的日趋完善及国际化的推动下，香港的黄金市场焕然一新。1972年，港府宣布自1974年1月起解除对黄金进出口的管制，为香港迅速成为国际黄金交易中心之一打开了大门。嗅觉灵敏的跨国金商集团立即以香港原有金银业贸易场的买卖为基础，引进了伦敦的交易方式，在香港组成了一个称为“本地伦敦金市场”（Local London Gold Market）的黄金交易市场。
　　在国际金商的积极参与下，香港黄金交易市场发展飞速。据统计，1974年至1978年间，香港平均每年输入的黄金达48万吨，1976年更是高达令人瞠目的123万吨。1978年，香港金市平均每日成交额约为80余万两，按当时的金价计算，总值为2亿美元左右。
　　战后稳定的政局，健全的法制环境，坚实发达的经济基础，多元的金融体系，自由而又富有活力与创新精神的金融机构，使得香港在20 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成功跻身于世界级金融中心的行列。根据当时香港华商银行公会的研究，香港既是世界重要的资本输出地，也是亚太区银团贷款中心。根据有关统计，1985年底，香港银行体系外币对外资产高达970亿美元，其中8成以上 是对海外银行贷款。
　　1980年至1986年，香港签订的银团贷款及欧洲票据融资共为665次，贷款总额达357.2亿美元，在全球排第4位，仅次于伦敦、纽约和巴黎。可以说，这是天时、地利、人和三个因素在香港完美结合而形成的必然结果。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复旦大学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协助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