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女子银行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事件，而是发起人不懈努力的结果。该行原拟名为“坤範银行”。坤者，女性也，坤范，也就是女性模范的意思。近代著名银行家陈光甫认为这个名字过于文绉绉，不利于普通女性识别，其含义也不是一目了然，因此提议改为通俗直观的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

女子商战之先锋

上海女子银行的成立经过了近半年的时间，主要是为了筹集开办资本。该行资金来源主要有：沪上各女校及身家殷实的女生；关心妇女经济地位的女界知名人士，如张默君、陈鸿璧（上 海神州女学校长）等人；当时社会各界同情女子实业的男界名流，如著名中医丁仲英、银行家陈光甫等；官僚、富商太太及普通家庭妇女等。从上可见，女子银行的资金来源以女性为主，真正体现出这是一家由女性创办、为女性服务的银行。

据《申报》记载，女子银行的初始资本为25万元，由上 海银行、中华银行、隆泰钱庄等代为收取，外地股份则由上海银行各分行经收，男女均可投资。同时，该行发起者尝试在上 海各个女校吸收股款，曾到中西女塾、圣玛利亚女校演讲“女子银行与发展妇女经济及职业之关系”，以吸引投资与储蓄。其收效显著，中西女塾认股2万余元，圣玛利亚女校也认股不 少，其他女校，如清心、爱国、宴摩氏、务本、民立、裨文、爱群等校，亦分头接洽筹款。

女子银行在筹款过程中也遭到了一定的困难与周折。虽然正式开业之时女子银行便对外宣称股额业已收足，但实际上当时额定资本并未收足。作为一家面向女界的银行，在当时中国的社会形势下，要想在众妇女中招到大笔股款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在普通妇女中间，她们大都没有经济来源，也不执掌家中的财政大权，况且投资银行对1920年代初的中国女性而言毕竟是一件陌生而又有风险的事情，大部分人不可能拿出自己好不容易积攒的私房钱来冒这个险。

即使在得风气之先的上海，社会上对女子从事金融行业还是存在一定的偏见，女子银行的成立就被认为是“实千古所罕闻也”，“有向之招股者，然骇且笑，即婉言论，并有谆谆劝阻者”，由此可见其创办招股之难并非偶然。资本额不足使得女子银行在日后申请注册的过程中遭遇一定困难，直到开业近三年后的1927年1月，女子银行才拿到注册执照。女子银行为男女共同发起成立，女界发起人主要为严叔和、欧谭惠然、张默君、谢姚稚莲以及黄琼仙等，而男界中则有邬挺生、黄家柟等，约共20余人。这些人在当时的上 海滩均有一定的身份与地位，多为各界名流。他们的身份与地位对于女子银行的成立乃至日后的发展均极具意义。在这些发起人中，尤其应该予以关注的是行长严叔和女士。她从1915年上 海 商业储蓄银行设立之后便参与其中，并出任女子部主任，具有丰富的银行业务知识，同时对设立女子银行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有较深的认识。女子银行得以成立，她的功劳最大，而该行其后能够维持运作与经营，在一定程度上也全赖她从中斡旋，勉力支持。

经过近半年的紧张筹备，上海女子银行在南京路465 号租赁行屋，修缮完毕后，于1924年5月14日召开创立大会暨第一届股东大会。会议公推欧潭惠然为主席，致开会词后，由严叔和报告筹备过程及招股情形，后选举郁均侯、鲍咸昌、乐振保、楼恂如、欧潭惠然、蔡伯良、黄家柟、黄琼仙、严叔和等9人为董事，张默君、丁仲英、李芸荪等3人为监察人。5月16日，女子银行举行第一次董事会，首先由严叔和代表筹备主任宋雲生报告筹备经过及账目，其后众人公推欧谭惠然为董事长、乐振葆为副董事长、严叔和为行长兼常务董事，并定于是月27日为开幕日。此后，女子银行在《申报》、《民国日报》等报刊登载开幕广告，宣布该行于日内开幕，并欢迎各界人士莅临参观。

5月27日，女子银行举行盛大开幕仪式。

当日前往道贺者，有政、绅、学、报等中西男女各界人士，如盛竹书（《银行周报》的创始人之一、上海银行公会负责人之一）、方椒伯（上 海总商会副会长）、陈光甫（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经理）、劳敬修（上海总商会会董）、王一亭（著名画家）、黄焕南（上海先施公司监督）、李平书（著名绅商，曾任上海商会董事）、刘锡基（曾任先施公司经理，后创办新新百货公司）、钟文耀（沪杭甬铁路局长）、郭标（永安公司创办人）、沈仪彬（女子救国会负责人、上海女子法政学校发起人）、邱丽英（女子职业联修会会长）、等2000余人。而前往参观的，还有上海妇女会、女权运动同盟会、女子职业联修会、妇女辅助会等妇女团体的代表以及南洋女子师范商科学生，对于该行，“均视为女子加入商战之先锋”。

从上 述出席女子银行开幕式的诸位来宾可以看出，女子银行的成立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相当关注。当时沪上的各大报刊如《申报》、《新闻报》、《时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商报》、《新申报》、《妇女杂志》等也都对该行的筹备和设立进行了报道。之所以引起这样的关注，毫无疑问，是女子银行本身“提倡女子职业，号召女子储蓄、经济独立”，“提高妇女经济地位”的成立主旨引起了人们浓厚的兴趣。不管银行发起人究竟是出于何种考虑，在时人的眼中，女子银行的成立不仅是金融界的一件新鲜事，而且的确成为提倡妇女职业、号召妇女经济独立的一种努力和象征。

撑起半边天

上海女子银行内部组织结构与一般商业储蓄银行相似，并无多大区别。但是在职员构成上，女子银行有自己的特点。

女子银行全称是“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一家股份有限公司，女子银行定于每年3月中旬召开一次股东大会，有重要事件时可召开临时会议，同时每年召开4次董事会会议，以及时调整资本规模与营业策略。女子银行为男女共同投资而成，股东自然也是男女各占一定的比例。虽然1920年代的中国女性缺乏财政大权，不太可能手握巨额资本，但是随着为女子继承权及财产权提供保障的法律出台，情况似乎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在逐渐转变。新中国建立后，女性社会地位上升明显，女子银行中女性股东的比例也有所上升。1951年12月对女子银行128位股东的统计中，确定为女性的有68位，占一半以上，其中48位所标注的简历为“家务”，即为家庭主妇，其购买的股数从十几股到几百股，甚至有达到几千股的。这一点在当时实属不易。

在管理层人员方面，女子银行开业之初，便推举董事 9人、监察 3人，规定董事任期三年，监察任期一年，但均可连任；并在诸董事中推举董事长、副董事长、常务董事各1名，负责行中一切事务。该行实行总经理负责制，长期由严叔和担任；同时聘任经理1名、副经理及襄理若干，襄助总经理管理全行业务。而商业部、储蓄部及其下设各处也分别设有主任一职，专门负责，各司其职。

曾经任职于女子银行的董、监及经、副理等职位的人员，除银行发起人严叔和、欧谭惠然、谢姚稚莲、张默君、黄琼仙以及邬挺生、黄家柟等之外，还包括了许多当时社会各界的名流以及工商界、金融界的知名人士，当然也有少数在该行由普通职员逐步成长起来的新女性。董事、监事中的重要人物包括姚慕莲、陈光甫、张嘉璈、张幼仪、李昌祚、虞张湘湄、杨公度、吴少亭、陈晓陇、吕萃溪等。

出任女子银行重要职务的人员，大多在当时政界、商界、金融界已经卓有成就。他们参与女子银行的最重要原因是有利益可求，但另一方面，在妇女解放成为一种潮流的年代，妇女经济独立成为“现代两性关系症结的最有效的疗剂”，拥护甚至参与这样一家以提倡妇女经济独立为宗旨的银行，成为一种“新派”人物身份的象征。

在当时环境下，凡是对妇女职业予以提倡的事件都会引起社会各界极大关注，而对于被称为经济之血脉的金融业来说，妇女群体的介入就显得更加引人注目。女子银行还在筹备之时，上海总商会会董劳敬修就表示女子银行从事提倡女子储蓄及商业，要“鼎力赞助”。女子银行开幕之日，便吸引了众多的社会贤达参加，也实属罕见，由此可见女子银行得以成立的人脉关系网络之广博。而在其后的经营中，女子银行更是充分凭藉了这些关系，从而得以在动荡不安的政局与纷繁复杂的经济环境中延续了30余年。从这个角度来说，女子银行的创立与开展是得到各界知名人士极大提携的，而这种提携正是得益于社会各界对妇女身份与地位的重新界定。当然任何的投资都是讲求回报的，对于兴办这样一家女子银行，其预期利润的判断，也是不能忽视的一点。

但在另一个方面，也可以看出一个问题，即这家以“女子”命名的银行其主要管理人员却以男性为主。这一点实际上很可以理解。五四以后，很多职业刚开始对妇女开放，尤其是在商界、金融界，妇女从业者极少，像严叔和这样具有多年银行业从业经历的人在当时可谓凤毛麟角。因此，要想在当时的妇女界寻找出能够担当银行经营管理重任的人才，无疑还比较困难。

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女子银行的职工人数大体保持在50～70余名。在男女性别比例方面，初创时女性职员“占全数约四分之三”。1949年4月，女子银行全行57名职员中，女性为29位，占一半强。1950年6月，77名职员中，女性职员为31位，不到一半。虽然与“女子银行”这一称呼有点名不副实，但却是全国各银行中女职员比例最高的。

女子银行在成立之初，便附设练习班，招收 18～32岁、具有初中文化水平的妇女学习银行业务。学习3年后，成绩优秀者留银行工作。第一期便招收练习生 5名。在招收录用方面，除部分推荐应聘者外，女子银行还与上海中学等学校保持联系，由学校在毕业生中推选品学兼优及体格健壮者来银行充当练习生。同时，为培育优秀后备职员，女子银行曾于1930年上半年在上海允中女子中学校开设银行速成科，培养银行业专门人才，结业后从中挑选优秀人员来行服务，试用3个月后，分配职务。此次培训班结束后，共有5名速成科毕业生来行工作。

该行女性职员多数具有中学甚至大学的教育程度，大多数是毕业之后便经人介绍或者应聘进入女子银行工作。在该行档案的来往函件中有很多推荐信函，多为介绍朋友、亲戚之女前来该行工作或充任练习生的。这些女职员大多都在该行工作时间较长，长则20余年，少则3～5年，保持了比较好的延续性。但是，对于这些早期的职业妇女而言，投身于社会，从事一个特定的职业还是面临很多的难题和困扰。如何处理工作与家庭的关系，便是她们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

从女子银行档案里大量有关职员进退的来往函电中，可以发现女子银行的女性职员还是存在着一定的流动性，尤其是在家庭与工作无法兼顾的情况下，往往会选择前者而放弃后者。就连长期担任该行副经理、经理的谢姚稚莲，也从1933年起以家事纷繁为理由数次提出辞职，但是因其在行中任职时间太长，对该行经营业务比较熟稔，无人可以替代，直到1949年女子银行董事会才批准了她的辞职请求。

而且对于一家以生存与盈利为主要目的银行来说，不可能为了女性职员的权益而放弃自己对利益的追求。民国时期蔡慕晖曾经撰文指出：“由女人主持并以谋求妇女解放为职志的妇女机关亦时常有排斥已婚妇女的倾向。”对于女子银行而言也是如此。为了求得生存和谋求最大的利益，这或许是它在当时 社会背景下的生存之道。

艰难生存

女子银行内部分为储蓄部与商业部两个部门，开办之初便以上海通用银元10万元为经营商业之资本，10万元为经营储蓄之资本。抗战期间，因储蓄部业务不佳而拟废除，但因报有关当局核准之手续繁杂而未能实行。

抗战胜利后，储蓄部业务随之恢复，然而到1948年底因储蓄业务没有成绩，储蓄部正式办理结束，专营商业银行业务。1949年5月下旬上海解放后，为响应新政府倡导节约、奖励储蓄的号召，女子银行宣布恢复储蓄部业务，一直到1955年全行结束为止。从成立之初到结束的30余年内，女子银行的营业范围基本没有什么变化。

在争取存款方面，女子银行眼光独到，格外注重在各女校内设立储蓄分处，以便于学生储蓄，同时帮助学校代收学费。1924年冬，该行首先在中西女塾开办分处一所，开展卓有成效，1928年又应南市务本女校要求在该校开设办事处一所，并推广到其他各校。到1949年时，委托女子银行代收学费的学校已达10所之多，成为该行重要的存款来源之一。虽然这项存款存取相隔时间较短，所获利润并 不大，但是却起到了广告宣传的作用，有利于进一步吸收储蓄。其他开展的项目如教育储金、婚嫁储金、养老储金等也卓有成效。

女子银行储蓄存款的业务对象并不限于女性，而是和其他商业银行一样，任何人都可以开户头存款。但前来储蓄者仍以女子居多。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与其他银行相比，这家以“女子”命名的银行更容易取得大众妇女的信任。该行创办人、行长严叔和曾指出：“本行存款向以女界为多，与别处不同，历来存款者，每有由女界辗转介绍而来”。

另一方面，女子银行大力提倡和争取妇女储蓄。这从其广告宣传中可以看出。在当时竞争激烈的情况下，沪上很多银行为招徕顾客、吸收存款，往往不惜血本大做广告，而女子银行除为发放红利、招收股本以及召开股东会议等原因而在《申报》《、新闻报》《、时 事新报》、《民报》、《民国日报》等报刊登载广告外，很少做其他宣传性的广告，却有针对性地选择了一些妇女类的杂志如《女声》、《妇女旬刊》等接连登载广告，声称“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为女子服务社会之唯一金融机关”，以吸引妇女储户。据1932～1946年在该行担任副经理的张幼仪回忆，该行往来客户多是女性，储户中有一部分是当时的职业妇女，“许多在附近商行做事的年轻妇女，喜欢拿了支票立刻上我们银行来兑现，再在户头里留点钱当存款”，而“大多年纪大的妇女都用我们的银行存放珠宝”。可见，女子银行在当时的确很受老少妇女欢迎，是近代中国女性金融的典范。

此外，该行还特别注意以下几种业务：抵押资产、首饰；代售旅行券，经售各埠火车票、船票，并代定舱位；发售礼券，该礼券可随意储蓄或兑现。

投资方面，除购置房地产外，女子银行还投资了许多生产公用和交通事业，世界书局、中国内衣公司、永安纱厂、闸北水电公司、内地自来水公司、商务印书馆等都是女子银

行的投资对象。此外，该行与其他公司、工厂、商行，如先施公司、正昌祥煤号、万祥印染织造厂、福记洋行、明华贸易股份有限公司、美时进口行、上海重庆进出口行、中国进出口公司上海分公司、福黎股份有限公司、侨利进出口贸易公司、侨联航运公司、大北轮船公司、大同机器厂等都有业务往来。

女子银行还与沪上很多金融行庄存在业务往来。因严叔和曾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长期任职，在创办女子银行后也一直没有辞去该行的职务，所以女子银行与上海银行的关系一直比较密切。该行在初创招股及后来增资时，都由上海银行及其分支行代为收取股款。其他银行如中南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新华银行等与女子银行之间的同业往来、拆放等也很频繁。此外，女子银行与很多钱庄如隆泰庄、敦馀庄、庆大庄、同余庄也有往来存款。在与外埠的业务往来方面，女子银行与南通部分钱庄，如志诚钱庄、东源钱庄等都有同业往来，在上海与宁波两地之间该行还有信汇与票汇的往来。

虽然在女子银行的章程内明确写有该行经董事会议决，并经财政部核准及主管官署登记，“得于各埠推设分行或代理处”，但在后来的发展中，因资金、规模有限，而且银行一直以来秉持稳健保守的经营作风，缺乏开拓性，因此并未能在其他各地设立分支行处。该行仅在成立之后为方便学生储蓄而于1925年1月在上海憶定盘路中西女校开设分处一所，一直存在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女校被日军占领为止。1946年，时任该行经理的杨公元，1934年31741元。由于资料不全，加以1935年币制改革，以及战后的通货膨胀，该行其后的盈利情况难以列举，而且也缺乏一定的对比性。但从上仍可以看出，女子银行在其前十年中均有盈利，除1930年、1933年及1934年外，各年盈利且呈上涨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女子银行在前10年的经营是成功的。

此后女子银行历经各种战事的考验，艰难度过了抗日战争时期及内战时期，其间也曾数次增加资本额，每年稍沾余润，勉强维持。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1952年12月4日，金融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女子银行全部资产、业务、人事移交公私合营银行上海分行老闸区办事处接管。1955年6月10日，公私合营银行新董事会在北京成立，女子银行完成自己的合并任务，原有的董事会在第一O二次董监联席会议上宣布解散，同时宣告了女子银行的正式结束。

女子银行在各项业务经营方面，除储蓄存款的来源以女性居多外，与当时其他中小银行类似，并无任何显著特色可言。它并没有充分利用“女子”这样一个创意来策划自己的经营策略，骨子里仍是一家男性化的银行。这也许是由于当时社会条件和环境的限制，另一方面也可以认为这家以“女子”为名的银行发展到后来已失去了它的性别含义，而成为一家以维持自己生存为最高目标的普通银行。

作者介绍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出版社复旦大学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协助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