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妇女解放风气初开的1920年代，女性就业、女子实业都有了初步进展。银行业是妇女最早就职的行业之一，1927年明星电影公司拍摄的影片《卫女士的职业》中，女主角卫淑真在东华银行任副行长秘书，靠工薪收入赡养母亲和妹妹。面对职业、家庭与爱情之间的矛盾与纷争，淑真百般周旋、忍辱负重，最终被提升为银行女子储蓄部部长。

　　各式金融机构云集的近代上海，有一家以“女子”命名的银行——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以下简称“女子银行”）。在政坛纷乱、社会动荡的近代中国，这家以女性为主、资本实力也谈不上雄厚的小银行从1924年成立，经历了军阀割据、抗日战争、内战、新中国成立等不同历史时期，坚持生存31年之久，直至1955年金融业公私合营方告结束。

　　女子银行的诞生 是近代妇女运动的产物。随着女子实业的兴起、职业妇女的出现，妇女开始进入各行各业，金融业成为她们最早创业与就业的拓展领域之一。另一方面，女子银行的创立与发展，也反映了近代中国银行业发展的客观要求。

　　女性初涉银行业

　　近代中国妇女运动兴起之前，将“女子”与“实业”相联系被认为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妇女因不能“自食其食”、“仰给于男子”，长期处于被压迫的地位。近代中国要求提高妇女地位、争取女权的呼声中，很多人将妇女地位长期低下的原因归结为其经济不独立。

　　民国初年开始，一些知识妇女开始鼓吹妇女兴办实业，以实现经济自立，并有了一系列实际行动，各种女子实业工厂、公司纷纷兴办。在南京，有由沈钦苓、叶慧哲、张汉英等创办的中央女子工艺厂；在上 海，女子兴业公司、爱华公司、殖权公司、振兴公司等相继发起，一时颇为兴盛。位于上海四马路（今福州路）东首的兴业公司，以“维持国货，提倡女子实业”为宗旨，专售国货丝绸布，以及一些家庭日用品。由广东人陈鸿璧创办的爱华公司设于上 海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也以专卖国货为号召。同样位于四马路的女子殖权公司由余殖权组织。其他如女子振兴公司，提倡女子工商业，专门出售女子手工制品。

　　五四运动后，妇女经济独立的问题受到越来越多关注，女性创办实业的活动也得到迅速发展。1920年代中期，四川人赵友兰集合女界资本，在上 海创办女子工业社，专门制造家庭日用品，以解决女子就业问题。天津女界为促成女子商业发展，创立女子华贞商业所，从创办者到经营者全为女子，为北方七省之首创。1920年广州几位毕业于师范院校的女青年，共同集资创办一所女子竞业商店，专门经营杂货。这一时期的女子实业小资本结合甚多，宣传力度大，但由于缺乏商业知识和经验，实际操作能力有限，加之当时女性经营实业还难以被社会各界广泛理解与接受，因此大都难逃失败的命运。

　　五四后妇女就业的领域得到不断拓展。清末得风气之先的女子从事于医生、教育等行业者便已经出现，但只是凤毛麟角。五四以后，男子学校开始容纳女教师，各种高等教育机关也纷纷聘请女教员。其他行业中，1920年北京海关首先雇用15名女关员，担任稽查通关工作；1923年，广州、青岛等电信局开始有女接线生；同一年，内政部以办案实际需要，令各警察厅采用女警，北京警察厅随即招收女子警察，协助维持治安工作。而北京、上 海、广州等地的商店也纷纷开始雇请女店员，一时蔚为风气。

　　近代妇女运动浪潮冲击之下，女子实业的纷纷兴起与女性就业领域的不断拓展在一定程度上为女性跻身金融业提供了准备和基础，银行业成为女性最早开始涉足的行业之一。

　　从民国初年开始，一些银行机构开始招纳女性职员。北京的新民储蓄银行“以振兴商业，提倡妇女储蓄”为宗旨，附设妇女储蓄部，专门招待女界，并招收妇女职员。而上 海的国民商业储蓄银行、美丰银行、上 海 商业储蓄银行等，也都相继雇请妇女担任会计、书记、行员等职务。

　　出现这种现象，其实并非是由于银行更热衷于提倡妇女就业或支持妇女运动，而是出于自身营业策略上的考虑。一方面，时人认为女子从其生理特点上而言，比较细致而有耐心，较宜于从事簿记等比较繁琐的银行工作；另一方面，鉴于当时妇女多为家庭主妇，往往掌握着家庭的经济开支，因此吸收妇女储蓄便成为许多银行的重要业务之一，而在当时，由女性职员办理妇女储蓄，比较适合、恰当，且不致引起事端。此外，雇佣女子来充当营业员，在当时妇女从事职业并 不广泛的情况下，也足以引人注目，成为银行赖以吸引顾客的竞争策略之一。

　　“中国女人们有钱了”

　　储蓄业务是近代中国银行业最主要的业务之一。为推动储蓄业务的开展，各大银行纷纷大力宣扬近代储蓄的观念，以及储蓄对于个人、家庭、国家的意义。其中，对妇女储蓄的提倡亦时常见诸报端，尤为引人注目。

　　近代中国，“妇女与奢侈”之间的关系被广泛讨论。以1920、1930年代的上海为例，随着消费文化的兴起，奢侈之风一时蔓延。装饰华艳、卷发、擦粉、穿高跟鞋等为象征的“摩登女性”，被指责是舶来品的义务推销员，甚至引起了经济恐慌。在国家积贫积弱、财政匮乏的情况下，

　　许多人将目光投向了妇女的金银饰品，认为只要妇女革除奢侈之风，将妆饰之物移用于国家建设，不仅可以达到救国救民的作用，并且可以由此而提升妇女的社会地位。民国初年便有人指出，国家最为宝贵的金银“尽搁置于女子之首腕而失其流通之效力”，女性因佩戴金银饰品等“无谓之装饰”，致陷国家于“民穷财尽之悲运”，甚至使二万万女同胞背上了“误国之罪”。

　　1930年，在金价大涨而银价低落的时 候，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便大呼“中国女人们有钱了”，指出中国女人手中聚集了大量的金首饰，将女性所有的金镯、金环、金戒、金钗等统统计算起来，为数 实在可观。这些用以装饰的首饰如果移用它途，“以之办实业，实业可以发达；以之筑铁路，交通可以便利。”

　　1936年，更有人撰文指出，专为诱惑妇女们打手圈、耳环、花簪、戒子、帽花、颈链，或小锁、大锁、小佛佛、大佛佛等而存在的银楼，“对于妇女解放运动、民族救亡运动、复兴国民经济运动都是一种蠹虫，有千害而无一利，”因此主张予以严格取缔。

　　在这种情况下，要革除奢靡，非力行节俭不可，而要养成节俭的习惯，则唯有提倡储蓄一途。一方面，妇女储蓄被视为谋求发展国家实业的一种设想。有人设想，若我二万万女同胞中，每个有储蓄能力者均力行储蓄，那么集腋成裘，便可以对实业方面做出巨大贡献。另一方面，储蓄也被视为妇女谋求经济独立和自身解放的重要途径。时人认为储蓄对于妇女独立精神的养成有着重要意义。

　　马寅初提倡以储蓄、购买保险、公债票作为女子实现经济自立的可能手段。1920年代，他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作《中国女子之经济问题》的演讲时，指出女子要想实现“经济自立”，除谋取一正当职业外，还可以通过以下几点做到：首先，结婚时，不要向男方索取嫁妆，而要“永远能用之银钱”，银钱既可买公债股票，亦可储蓄于银行、钱庄；其次，嫁后使丈夫保寿险，倘使不幸而为“未亡人”，还可收入一笔保险费，以之送死养生而有余；此外，还可“买可靠之公债票”，或自存，或存诸银行。

　　此外，进入民国以来，数千年来流行的中国大家庭制度开始产生日趋崩溃的迹象，以往依赖大家庭余荫的传统思想逐渐受到冲击，家庭生活的共同责任变成了个人的职责。各种意外如父母死亡，家人病苦，子女养育、教育、婚姻，以及水、火、兵灾之事，都是不及逆料的，需未雨绸缪，早作准备，因此储蓄被视为家庭命脉。在很大程度上，这些都是大多数家庭妇女所需要考虑的问题，妇女主持家政，必须力行储蓄。

　　对于当时的职业妇女来说，如何妥善处理自己的劳动所得，也是她们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除用于个人消费，以及扶助家庭经济以外，适当的储蓄无疑也是良策。时人李俊思在提醒银行注意妇女储蓄时便指出，从事职业的妇女，“按月有相当的进款，而在家庭中又不负多大经济上的责任，所以储蓄力更为坚强”。

　　由上可见，在当时很多人的眼中，妇女储蓄无论对个人、家庭乃至国家，都是极有益处的一件事情。而随着此类宣传的开展，这种观念也逐渐深入人心，《申报》、《妇女杂志》等报刊都开始大量登载家庭主妇及职业妇女的储蓄心得，表明当时很多妇女都已开始积极进行储蓄。

　　当然，这些舆论背后不可忽视的是各大银行为扩展收益而做出的各种努力。近代上海各银行之间竞争日益激烈，使得妇女储户成为一些银行极力争取的业务对象。1915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刚刚成立之时，便设立妇女部，以便于妇女储蓄，其他银行也相继开展妇女储蓄业务。各大银行在广告中更是纷纷以各种方式吸引妇女储蓄。

　　在这种风气下，设立一家专门以“女子”命名的银行来便利妇女储蓄，无疑是一个很 好的创意，女子银行的出现正是迎合了这种需要。

　　女子银行

　　上海女子银行并非全国第一家女子银行，提出创立以“女子”命名的银行的设想早在上海女子银行之前便已经出现了。

　　清末民初，政府债务繁重，接连几宗大借款使政府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随着当时妇女运动的发展，时人认为女性作为国家的一员，也应该担负起国家责任。

　　1912年，便有居住于上 海的昆山人张凤如等提出创设女子银行的想法，以吸收全国女子之资财，呼吁女国民担负起偿还国家债务、促进国家经济建设之责。其构想是“二万万女子以平均每人有银二两，九百万人，平均每人有金二两（按均指女子之金银饰物而言），积金一千八百万两，尚有男子及幼孩之金银饰物，保存于女子手者，统计殆不下二千余兆”，以此巨资作为女子国民银行的资本，倡议设立中华女子国民银行，并起草缘起及简章，在《民立报》上登载，引起时人的注意，造成一定的声势。在《筹备中华女子国民银行事务所缘起》中，张凤如指出，兴办此银行有十大利益，既能够帮助国家偿还国债，又可以贷款给政府，从而摆脱外国银行团的压迫，还可以投资实业、促进金融流通，进而活泼全国经济。同时她特别提出，通过这些行为，可以扩大妇女的自立生活与社会影响力，并且有可能藉此“购得”妇女参政的权利。她设想先在上 海开办总行，在股份逐步增加以后再在各埠设立分行，以10年的时间达到预期目的。但是，这一倡议不免流于空想，不可能真正实现，事 实上这一银行最终也未能设立。此后创设女子银行的提议也时有出现。但是直到1920年代，女子银行这一实体才真正出现。

　　1921年9月，北京出现了中国第一家女子银行。这家命名为“中国女子商业储蓄银行”的女子银行，由陈丽华、赵君默、张佩芬、宋云舫、邓云芝、王令仪、秦镜清、袁美华、周慧贞等女士所组织，行址在北京前门外打磨厂。该行以提倡中国女子储蓄和图谋女子生计为宗旨，为提倡女子职业、促成女子经济独立而设立。资本额为50万元，分为5000股，每股100元，股东与经营者多为女性。是年9月18日，该行召开创立大会，选举董事及监察，董事为朱其慧、赵君默及陆建三夫人3人；监察则有陈丽华等。成立之初，该行便设立女子簿记讲习所，训练30名女行员。10月22日，银行开始正式营业，分设商业部、储蓄部两个部门。成立之初，该行业务开展颇为活跃，曾在当时金融界的权威刊物《银行周报》上登载广告，广为宣传。令人惋惜的是，这家女子银行存在的时间较短，于1925年7月受北京九六公债风潮的影响而停业，存在不足四年。

　　由于女性创办经营银行在民国初年已经有了一些理论上的倡议与具体的实践活动，得风气之先的上 海当然不甘人后，在北京“中国女子商业储蓄银行”之后，一家同样主要由女性创办的银行～上 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于1924年5月正式开业。与前述流产的中华女子国民银行与短命的中国女子商业储蓄银行不同，上 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从1924年一直坚持到1955年公私合营才宣告结束。

　　从1924年一直到1955年，女子银行见证了上 海几十年的动荡、发展和变迁。在金融机构云集的近代上海，银行之间竞争十分激烈，大多数中小银行若没有强有力的支持，一遇到经济衰退、金融风潮或者政局变动，便纷纷倒闭停歇。女子银行能够存活31年之久，除其广泛的人脉支撑之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其经营方针也以稳健为主，绝少做投机生意，遵循了金融业的一般规律。此外，女子银行还拥有它生存和发展的合理性。

　　首先，在近代妇女运动浪潮的冲击下，女性社会角色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女性开始从传统的“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的格局中走了出来，投身于各行各业。虽然对女性的歧视仍然存在，但是这种转变已开始为当时 社会普遍认可。这些都为女性创办经营实业的成功提供了可能性。由董竹君分别于1934年和 1935年创办的锦江川菜馆和锦江茶室，1938年吴湄创办的梅龙镇酒家等，都是当时经营比较成功的。锦江饭店和梅龙镇酒店至今都还是上海滩著名的企业。

　　其次，随着近代金融业的发展，要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保持不败之地，就只有在各个方面求新、求变，以力求保持自己的独特性。在当时妇女解放成为一种“时 尚”的情况下，设立一家以“女子”命名的金融机构，无疑是一个不错的创意。加上当时银行业务的发展已使争取妇女储户提上了各大银行的议事日程，这都使得女子银行的设立和发展成为一种必然。

　　最后，作为近代中国的商业、金融业以及新文化的中心，上 海有它的独特性。一方面，上 海 是各种思潮的汇聚地，大半的风俗制度从这里发源，事事得风气之先，妇女运动的思潮在这里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在其他边远地区的妇女尚受到重重压迫之时，“新女性”、“摩登女性”等名词却早已进入了上海人的词典，成为那个时代的关键词。1920年，曾有人调查，占据75万左右人口的上海妇女中，有正当职业者（包括学生、教师、医生、看护妇、编译者、宣教者、音乐家、画家、商人、船户、渔人、农妇、工人、伶人）约有30万人，占整个女性人口近一半。所有这些都为女子银行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有力条件。

　　上海作为近代远东最大的金融中心，拥有一个发达的金融市场，使得各类金融机构都有存活与发展的可能性，也使得像女子银行这样的一家小银行都能够在夹缝中求得生存。另外，上海租界的存在，无疑为身处其中的女子银行的长期生存与发展提供了较少受到政治及战事等因素干扰的环境。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只有在上 海独特的社会环境下，女子银行才获得了存在的可能性与合理性。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出版社，复旦大学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协助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