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品

近代中国在华外资银行雇佣着这样一批中国人：他们精通洋文，熟知国情，广结机缘，擅长投资，凭借广阔的关系网、雄厚的财力和信誉跻身上流社会，游走于外商、本土金融业、政界之间，从中获取巨额收入——这就是买办。任买办一职并非易事。买办的业务主要有：现银鉴定、出纳和保管；汇兑买卖中介；存贷款等交易中介；票据清算；调查行情、资信等。从组织机构而言，买办相当于外资银行的一个出纳部门；从担负的责任来说，类似一个保人；从业务经营看，他们又是外资银行活动的中介人和代理人。从事如此复杂多样的业务，其中的风险与责任不言而喻。旧中国的买办阶层不乏杰出人士，其中既有官至二品的“红顶买办”席正甫、出身世家的何世光（澳门赌王何鸿燊之父），也有后来成为著名洋务官员和实业家的唐廷枢。

上海汇丰的买办

　　上海汇丰银行的重要职务，例来由英国人和其他白种人担任。早期汇丰的华人仅充当西崽（为洋人服务的勤杂人员），后来虽有华人提升为职员，但也只从事记账抄写之类的简单劳动，与洋人职员同工不同酬。在此重洋轻华的传统下，由华人担任买办，实属机缘巧合。

　　上海汇丰的第一任买办王槐山（任期：1865～1874年），原在上海三余钱庄当跑街，因为业务关系，结识了英商会德丰洋行的大班麦克林（DavidMcLean）。1864年初，麦克林为开设汇丰银行上海分行，打算回英国筹集资金，因为手头紧，行前向王槐山商借2000两银子作回国费用，并声明此去少则半年，多则九月，届时本利归还，绝不食言。讲义气重友情的王槐山答应帮忙，他自己拿不出这笔钱，便擅自从钱庄客户存款中挪用一部分借给麦克林。谁知麦克林一去就没了音讯，至年终钱庄结账，王槐山挪用庄款一事暴露。尽管三余钱庄的老板是王槐山的舅舅，但迫于行规，王槐山还是被开除，只得回原籍谋生。

　　1865年，麦克林回上海担任汇丰银行分行经理，得知王槐山的遭遇后深感愧疚，赶忙将其请回上海出任汇丰买办，不仅不用签聘用合同，且无需任何担保款项。于是王槐山招揽上海滩的钱业高手俞晓安、陈广延等为其业务助手，走马上任。

　　麦克林对王槐山极其信任，甚至把银行金库的钥匙也交给了他。钱庄出身的王槐山担任买办后，因熟悉中外银钱业行情，在汇丰内做银两银元买卖，大赚其钱。通过他的活动，自1869年起上海汇丰开始向中国钱庄拆放款项，其他外资银行见有利可图，纷纷同钱庄接上关系，拆票业务由此风行。后来王槐山成功地帮清政府向汇丰申请了一笔贷款，解了清廷财政燃眉之急，因此他和跑楼席正甫一道获赐四品顶戴，赏戴花翎，一跃成为“买办大人”。

　　王槐山做了近10年的汇丰买办，不仅拿120两银子的月薪，自己还净赚了近百万两银子，不仅在上海投资开设钱庄、当铺，而且在家乡余姚购买了数千亩田地，并收买外资企业股票，成为汇丰的华人大股东。1874年，王槐山辞去了买办职务。

　　王槐山辞职后，原跑楼席正甫继任，成为第二任买办（任期：1874～1904年）。席正甫是江苏苏州洞庭东山人，19岁到上海，在舅舅开办的钱庄当了几年跑街，学会了几句洋泾浜英语，后来自己开办了一家钱庄，1866年经人介绍，进了汇丰当跑楼。席正甫办事老练圆滑，当上买办后曾随汇丰高级职员与清廷官员接洽借款事宜，又与上海道台袁树勋换帖成为结拜兄弟，受到汇丰和清朝官员两方面的赏识。在洋人面前，他是与官府沟通的代言人；在官府面前，他又是个能办大事的洋务人才。

　　甲午战争后，清政府为解决对日巨额赔款而向外资银行借款，使得席正甫迎来事业高峰。汇丰和德华联合与清政府谈成了1896年“英德借款”和1898年“英德续借款”，席正甫居间出了大力，不仅让汇丰银行深感满意，也让清廷大为赏识，因而被赐二品顶戴，并赏穿黄马褂，成了“红顶买办”。席正甫还在上海与人合开钱庄，拉拢华资银钱业中的同乡结成东山洞庭帮。席正甫在汇丰当买办一当就是30年，不但建立了一个庞大的“买办世家”，也成为了上海乃至全中国财政金融界的显赫人物。

　　同时，席正甫还编织起一张上海金融界的关系网，形成了很有势力的席氏集团：三弟席缙华是有利银行买办；胞侄席锡藩是麦加利银行买办，后为华俄道胜银行买办；麦加利银行买办王宪臣是其侄婿；花旗银行买办王俊臣又是王宪臣的胞弟；日本横滨正金银行买办叶明斋则是席缙华的女婿。此外，比利时华比银行和日本三菱银行的买办胡寄梅、胡筠籁、胡筠秋父子，也都是席家的亲戚。

　　父死子继或亲戚接任，在买办职业中司空见惯。1904年席正甫去世后，其长子席立功继任为上海汇丰银行第三任买办（任期：1904～1922年）。席立功除经办银行买办业务外，还投资6家钱庄，并经营银楼、金号和绸缎庄等。席立功聘用前有利银行跑楼龚子渔担任汇丰跑楼。

　　席立功担任汇丰买办，其保证品系兄弟共有，因收益问题时常发生纠纷。起先席立功每月贴给四个弟弟500两银子，后来弟弟们不满，要求分割家产，1913年向英领事法庭提出诉讼，要求汇丰发还保证品，经法庭判决不予受理，但家产还是分了。当时高易公馆（汇丰银行的法律顾问）的买办广东人谭海秋知道此事，遂与永丰钱庄经理陈一斋一道，在席立功名下合并加入保证品15万两银子作为合伙，这样席立功仍能维持保证金数额。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上海浦东滩地涨价，席立功乘机将祖上留在浦东的一块地皮出售，卖得68万两银子。席立功分得应有的一份，遂于1918年9月与谭海秋达成协议，同年年底终止合伙关系。

　　1922年席立功去世，其子席鹿笙接任父职，成为第四任买办（任期：1922～1929年）。然而在上海滩，席鹿笙花花公子的名声远胜于他的买办头衔，他担任买办后见了外国人总是回避，每天只在买办间坐坐而已，实际业务由副买办龚子渔负责。龚子渔惟恐人家说他挖席家在汇丰的老根，特地向汇丰大班反映，由两人合做买办，各出一半保证品，利益平均分配。这与一般人合做买办只有一人出面的情况不同。

　　1929年12月6日，席鹿笙在一枝香西菜馆因为抗拒强盗绑票而被开枪打死。因子年幼，席家已传接三代的汇丰银行买办职务就此旁落，由副买办龚子渔升任正买办。当有人向汇丰银行大班汇报买办被杀时，大班指着龚子渔说：“买办不是正在办公吗？”可见在洋人眼里，席鹿笙早已无足轻重了。

　　第五任买办龚子渔（任期：1930～1937年），江苏吴县人，原在英商有利银行（Mercantile Bank of India）买办间工作，有利停业（1894年）时，由胡笛栏介绍，进汇丰做席立功的助手。因为他是从有利转过去的，汇丰的英国人就用有利行名第一个英文字母叫他“Mercantile”。就任正买办时，龚子渔已年逾古稀，没做几年也病故了，其子龚星五继任成为第六任买办（任期：1937～1941年，1945～1949年）。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上海公共租界，上海汇丰被日本横滨正金银行接管清理，英美籍职员大多被扣，华籍职员转为正金银行所用，于是龚星五当上了正金银行买办。他借日方势力，经手黄金抛售，投机操纵黄金市场（龚家本来开设永丰余金号，由龚子渔之弟龚子范主持），发了横财。抗战胜利后，横滨正金银行作为敌产被中国政府接收，龚星五虽然为日本银行服务过，但与英国人的关系未断，所以汇丰在沪复业后他仍回汇丰当买办。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龚星五离职前往南美洲，买办一职遂由他的侄子龚振方代理，后者成为第七任买办（任期：1949～1950年）。新中国成立后，汇丰业务重心从中国大陆转向境外，在华业务大幅度收缩，因此龚振方成为上海汇丰的最后一任买办。

香港汇丰的买办

　　香港汇丰银行的第一任买办是罗伯常（任期：1865～1877年），来自有着长期经商传统的广州黄埔。罗伯常经济实力雄厚，拥有许多企业股票，是香港许多外国保险公司和中国钱庄、银楼、商号、租船行的老板，汇丰银行成立时投有股份。

　　罗伯常去世后，其子罗鹤朋（一说罗鹤平）成为第二任买办（任期：1877～1892年）。依靠父亲的名声，罗鹤朋在汇丰获得越来越大的信任。他经常以保人的地位，介绍钱庄向汇丰通融借款，而在其介绍的钱庄中，他又以老板的地位，转身用借来的款项进行投机活动，积累了大量财富。罗鹤朋与清政府关系良好，他曾以罗寿嵩之名，出钱捐了一个候补道台，出入于两广总督的衙门，不少广州官员将自己财产委托他进行投机活动。1882年他又替汇丰总经理杰克逊（SirThomasJackson）捐了一个相当于按察使的三品顶戴。另一方面，1883年和1884年两广总督张树声两次从汇丰获得广东海防借款，也是通过罗鹤朋做中介得以解决的。

1892年3月，罗鹤朋投机失败，欠了汇丰近130万港元后仓惶潜逃，同时失去了汇丰股东和买办的双重身份。他的破产，不但连累了香港、广州、上海诸多钱庄商号，还迫使汇丰不得不动用300万港元准备金填补当年营业损失。

香港汇丰的第三任买办刘渭川（任期：1892～1906年）和第四任买办刘伴樵（任期：1906～1912年），都来自有着“买办的故乡”之称的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香山由于地理位置靠近澳门，早在几个世纪前就已经与葡萄牙人有接触，不少香山人在香港著名的外商企业中担任买办，如怡和洋行买办唐廷枢、宝顺洋行买办徐润、太古洋行买办郑观应等。相互间有着亲戚关系的刘氏两买办，在香港有着庞大的家族联系，在汇丰的买办间里也有相当数量的亲朋好友。刘渭川在加拿大温哥华受过教育，进入汇丰以前曾在新沙逊洋行（E。D。Sassoon&Co。）任买办。辛亥革命后，为纪念孙中山视察家乡香山，刘伴樵曾捐资兴建中山纪念亭。

　　第五任买办何世荣（任期：1912～1945年）来自香港最显赫的家族--何东家族。何东进入怡和洋行买办间任助理时，年仅18岁，几年后便成为怡和首席买办。接着，其弟何福、何甘棠继任怡和买办。何世荣为何福亲生儿子，后被过继给膝下无子的何东。何世荣原在新沙逊洋行担任买办，靠养父何东提供的30万港元担保金当上了汇丰买办。

　　有着欧亚混血血统的何东家族在香港有着庞杂的买办关系网，何世荣兄弟数人分别在不同的洋行或银行担任买办：老大何世荣是汇丰买办，老三何世耀是有利银行买办，老四何世光（澳门赌王何鸿粲之父）继何世荣之后任新沙逊洋行买办，老五何世亮在怡和洋行任买办，何福另一个儿子何世基为利安洋行（Arnhold&Co。）买办。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占领了香港，香港汇丰银行被迫停业清理，何世荣在日占时期备尝艰困，并一度身陷囹圄，饱受日本人虐待，最后在1945年香港光复后拖着病残之躯去世。何世荣死后，原第二买办唐宗保升为第六任首席买办（任期：1945～1953年）。1953年唐宗保去世后，由第四任买办刘伴樵的外甥李纯华接任（任期：1953～1965年）。

随着中国金融近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在华外资企业的买办制度逐渐变得过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金融业软硬件发生重大变革。战前银行分类账账目用毛笔誊写，在战后改用了钢笔和墨水；战前计算时使用的算盘，战后也变成了计算器。买办制度成立的一个最主要理由--语言障碍也开始消失，会说英语的华人职工不断增加，致使买办在对华贸易中的需要日渐减少，地位日渐下降。

　　1949年以后，汇丰银行中止了在中国大陆的几乎全部业务，除了上海分行外，其他在中国大陆的分支机构全部关闭，而在香港和海外，华人和西方人做生意的方式方法也日渐趋同，买办已无用武之地。1960年，香港汇丰银行的“买办”称呼被“华人经理”一词取代，华人业务与其他国家或地区业务之间已没有多大区别。5年后，汇丰的第一个“华人经理”，也是最后一个买办李纯华退休，买办制度彻底退出汇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