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们正处于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科技高度发达，物质日益丰富，社会不断进步，国际交往日渐加深。但是，与此同时，人类也正开始进入一个风险社会。在发生快速而深刻变化的中国，社会风险在时间、空间和规模上都呈现出新的特点：风险总量不断增加、结构日趋复杂；外部风险和内部风险相互交织，导致局部的风险因素迅速扩散到更广阔的区域，社会风险的诱因更趋全球化；另一方面，社会风险所产生的后果将由更多数量的主体来承担，风险传播的范围更广、影响更深。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多个国家内部的金融体制缺陷和外部的金融冲击相互作用的结果。最近，大家广泛关注的美国次贷危机，已经对全球金融市场造成了不小冲击，其发展态势仍有待观察。中国金融机构，特别是金融监管机构应该对此有足够的预备防范措施。

中国正处在人均GDP由1000美元向3000美元的过渡期，根据国际上的经验，这一时期既是国家发展的黄金机遇期，也是社会矛盾凸现期。当前，中国面临的主要社会风险有：人为因素加剧的自然风险和技术风险，社会结构变迁带来的风险，全球化冲击带来的风险。

国际经验可借鉴

中国的社会风险管理工作起步较晚，水平较低，与社会风险管理的需求相比还存在一些差距。对此，我们可以通过借鉴国际上社会风险管理的先进模式，积极吸收其先进经验，努力提高中国社会风险管理的能力和水平。

观察国外社会风险管理运行机制，美国2001年的9·11事件是个最好的案例。

9·11恐怖袭击共造成近3000人死亡，重伤者在400人以上。此次事件发生后，首先，美国政府立即出面，力求恢复公众信心；其次，马上动员所有力量展开救援工作。与此同时，保险公司，社会组织已参与到整个事件的赔偿和救助过程，整个机制正常运转，从而达到降低灾难损失的效果。兰德公司研究报告显示，9·11恐怖袭击受害者获赔已超过380亿美元。保险公司、政府及慈善机构等支付了上述理赔款项，其中保险公司担付了51%，共计约196亿美元；政府担付了42%，共计约158亿美元；而其余的7%，约27亿美元由各种慈善团体支付。　

在处理9·11事件中，政府在风险管理中承担主要责任，保险公司、民间组织、机构的作用也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保险公司成为风险分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灾后赔偿的主角，各种民间机构是风险分散的有益补充。正是因为有了这一整套风险管理机制，9·11事件对美国经济虽有影响，但很快恢复了正常。在参与赔偿的各家保险公司当中，美国本土公司只是其中一部分，更多的是一些国际性的公司，他们由于再保险的原因参与到了赔偿的再分担当中，使得美国9·11事件的赔偿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了分摊，极大地降低了美国政府的赔偿压力(见图1)。

反观我们2003年在非典危机中的做法，虽然我们最终取得了抗非典的胜利，但是抗非典过程中暴露出来的中国社会风险管理中的问题值得我们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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