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差额真实值偏离于测算值的程度，当顺差实际值小于测算值时，偏离度为负数，则汇改政策效应出现正向偏离，达到减少顺差的预期目的；反之，则汇改政策效应出现逆向偏离，表明贸易顺差“不降反升”。由测算结果可以看出，黑龙江省在汇率改革后的边贸顺差额真实值高于测算值，两者相差2.5亿美元，偏离度指标为7.73%。黑龙江省的边贸顺差与汇

　　率改革的政策效应出现逆向偏离，但偏离的

　　幅度是有限的，人民币升值虽然没有达到减少边贸顺差的政策效应，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边贸顺差的扩大趋势。

　　汇改政策效应出现“逆向偏离”的多因素分析

　　2006年10月，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罗纳德u麦金农（RonaldI。Mckinnon）曾表示：

　　“认为促使人民币升值就可以减少中国贸易

　　顺差的设想是不科学的。相反，中国的贸易出口和通货膨胀却可能在人民币相对美元升值的大背景下呈现扩大趋势”，汇改后中国的对外贸易现状似乎印证了麦金农的观点。从课题组对黑龙江省边贸企业的调查来看，贸易顺差的跨越式增长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汇率政策的调控效应相对于这种作用合力来说无异于“以蚕丝缚牛腿”。

　　（一）中俄边境贸易的基本面向好是顺差产生的基础。一是中俄两国关系密切，不仅上层领导经常会晤，相互交流，而且地方政府间交往频繁，积极谋求多方面、多领域的合作发展。二是中俄两国在商品、技术、劳动力、资源、产业结构诸多方面具有的互补性，为中俄双边贸易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条件。两国经济发展的互补性因地缘优势而不可替代，无论美元汇率出现多大的跌幅，都

　　难以撼动两国边境贸易的扩大趋势。

　　（二）国家特殊政策为开展边境贸易创造了根本性条件。一是为促进贸易便利化，适应旅游购物贸易与收汇的特点，外汇管理局将旅游购物商品出口退出外汇核销管理，这解决了多年困扰黑龙江省边境贸易核销的瓶颈问题，使旅购出口核销难的问题得到彻底解决，有力地促进了黑龙江省对俄边境贸易的发展。二是黑龙江省对边境贸易出口退税及补贴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冲了汇改带来的负面影响。由于出口退税及补贴部分将冲减出口成本或增加利润，且这部分收入一般要比汇改影响所带来的损失高得多，因此汇

　　改对边贸企业直接影响不是很深刻。

　　（三）边境贸易的特殊性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市场对汇率波动的敏感性。黑龙江省边境贸易的特点是，大多边贸企业规模较小，容量有限，资金不足、合同数量不多，俄远东 地区的经济实力及市场容量有限。受此影响，黑龙江省对俄出口大多以劳动密集型和其他科技含量中低档的商品为主，这类商品的最大特点是需求弹性较低，市场稳定性相对较高。在市场稳定的前提下，汇率并不是影响企业进出口盈亏最主要的原因，汇率改革对 多数边贸企业的盈亏影响，尚在企业的承受范围之内。

　　（四）适度规模的贸易主体不断滋生，拉动了黑龙江省边境贸易的快速发展。从事边境贸易的行为主体即各种边境贸易企业、商家、公司等边境贸易进出口商的数量规模不断扩大，直接影响黑龙江省边境贸易经济效益的提高。据统计，汇改前黑龙江省从事边境贸易的企业仅为592家，2007年我省边境地区共有各类外贸企业、边贸公司、自营生产企业1090家，通过自营或委托代理等形式参与对俄边境贸易，有力推动了中俄双边经贸的发展，边境贸易行为主体的数量规模条件对边境贸易总体发展具有较大的拉动作用。

　　优化汇率政策与边贸顺差变化

　　关系应关注的问题

　　（一）应关注汇率政策发挥的地域性，避免汇率波动风险意识被弱化。有相当一部分的边境贸易结算是以“人民币-卢布”的形式进行的，美元汇率在有限的幅度内波动不会对边贸企业进出口产生较大的影响，但决不能因此而忽视汇率波动的风险。一方面，短期内人民币升值预期不会改变，汇率的政策效应将持续发挥其对贸易顺差的调节作用，并最终使企业的换汇成本逼空利润。另一方面，当前汇率政策的取向决定了人民币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窄幅波动，汇率易变性较弱限制了金融衍生品的活跃性，金融衍生产品缺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市场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外汇局应在适用性和长远性的基础上大力推广边境地区银行间本币结算的范围，增加企业抵御汇率风险的能力。

　　（二）应关注汇率政策发挥的综合性，避免通过调控真实汇率来控制边贸顺差的想法。一种普遍的习惯是仅仅从汇率低估的角度来看待贸易顺差，没有认识到汇率低估仅仅是出口成本过低的原因之一，从而忽略了出口部门收入水平被人为压低这个关键因素。也就是说，贸易顺差问题的形成并不仅仅缘于贸易，它是由国内产业结构

　　以及国际经济的总体形势所决定的，是结

　　构问题在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反映，因此单纯通过贸易途径或单纯通过某一项货币政策工具来解决均不具备可行性。优化进出口结构，转变贸易增长方式才是解决问题的首选项。

　　（三）应关注汇率政策发挥的长远性，避免由人民币升值预期而导致出口提速的趋势。J曲线效应理论认为：汇率变动对进出口贸易收支的调节有一个时滞问题，即汇率变化后的一段时期内，贸易收支并不能立即发生预期的变化，而是先表现为一个向相反方向变化的过程，然后汇率变化的正向效果才会逐渐显现出来，因此以边贸顺差变化来评判汇改政策效应好坏的想法是不可取的。现阶段应引导人们树立贸易进出口的变化与汇率水平─而非汇率制度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人民币升值只是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发展到特定时期而出现的短期现象。只有这样才能为中国的对外贸易创造良好的金融市场环境。

　　（四）应关注汇率政策发挥的区域性，避免在国际贸易中传统的优势地位被取代。边境贸易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但绝非就可以高枕无忧，俄远东 地区的日本、韩国商人不在少数。就国际环境来说，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一样，具有相似的产业结构、出口市场和资源困境，这些国家的产业导向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竞争和替代的。目前绝大多数此类国家的货币兑美元都存在升值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一国货币的大幅升值，就存在将出口市场拱手让于他国的风险。央行的汇率政策制定不仅要定位在国内的金融调控上，还要在推动东亚汇率协调和货币合作体制上做文章。东亚国家的货币对美元集体升值是保护各自对外贸易利益的唯一出路，只有共进才能共得，共存才能共赢。

　　（本文作者为中国人民银行哈尔滨市中心支行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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