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美国继续推进其经济政策的时候，如果亚洲继续沉默，亚洲经济体将被“吸血”，增长率极低、通货膨胀居高不下，贸易盈余流向美国。

那么，中国是否能够在这场国际金融竞争中取得最大化的国家利益，则取决于国家金融政策的得当与否。

政府调控手段分析

从以上因果，人民币升值出于国际压力和对抗通胀的需要，已经势在必行，只是升值的幅度与时间不同，其结果大不相同。中国政府已经表明了不以本国经济利益换取国际政治支持的立场，但迫于通胀压力，适当 的升值无可避免。加息，也同样存在双刃剑结果，面临进一步牺牲外贸利润、牺牲企业发展、牺牲国家金融稳定的危险，因此政府应谨慎而行，也有建议考虑存贷不同利率的方式。

货币从紧政策出现伪数据。政府多加考虑的抑制流动性、减轻通胀压力的其他手段 都比较温和，包括3月再次提高准备金率、抑制股市利润、加大房地产投资限制政策力度、下一步增收资源税等等。而这些政策的力度同时考虑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由国际经济回落产生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回落程度、地方政府、商业银行执行政策的两面性等因素。从紧的调控政策一再重提，在上半年的政策层面中，应该无法看到宽松的迹象。但信贷规模控制的结果，一季度的数字已经显示，总规模不降反升，其中原因为商业银行的地方利益、集团利益作祟。不管是何种原因，信贷规模的控制难以减轻高投资带来的价格上涨压力。中银国际程漫江分析表明，一季度外币贷款增速异常强劲。根据央行数据，1季度新增外汇贷款为488亿美元，同比增长56.92%。如果把一季度的外币贷款与本币贷款结合起来看的话，2008年一季度的新增贷款实际上是比去年同期增加了超过2000亿人民币，而不是统计数字貌似的减少了约900亿。

政府可以实行的其他辅助政策有价格补贴、劳动者收入的非货币性补贴、原材料行业的限价补贴、以多种手段提高劳动生产率等。

中国经济的方向已经走到紧要关头。国家政策的稳健与力度，直接关系到中国经济的下一步走向，是持续10%以上的增长，还是骤然紧缩？后者毋庸置疑将会带来更多不良后果。如果货币政策存在巨大风险，下一步就是牺牲一部分经济增速或就业，换取国际金融博弈的胜利与经济、价格的稳定。政府可以如此选择吗？

这又关系到企业和居民的承受能力。增速是否骤然下降，取决于企业利润是否持续，更取决于政府在原材料价格高企的状况下，是否给企业减负。政策方目前还在观望，但在资源产品生产企业的一再要求涨价的呼声下，政府仍以大量补贴来抑制价格上扬，已经部分表明了态度。但让原材料回到其应有的价格，是必须之举，何时放开资源价格或增收资源税，则一要看在劳动生产率何时可以对抵原材料价格上涨的部分压力，二要看何时国际资本接受经济回落并促成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回落。高购进价格与高补贴两相抵消的结果，一是企业利润空间会降，但不会降到难以维持，二是企业利润增速会降，但整个GDP 的增速得以维持。

不必为通胀牺牲必要的增速。居民的问题，主要是失业，国家日前出台的各种劳动政策、住房政策、医保政策、最低工资标准政策，都是重在补贴低收入者，以防范社会动荡。从另一个角度讲，保持一定的失业率甚至可以侧面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中国政府对于当前面临的几难经济局面，很可能采取牺牲一部分就业、容忍更高通胀的态度换取更大的国家利益。如果在无可选择的情况下，就在加息幅度和频次上进行调整，对通胀的态度很可能是在可容忍的范围内(7%～9%)任其发展，在社会经济增长、通胀、与国际资本的博弈的几重困境中，只要通胀和增速能够保持一定差数，那么就可以考虑不必为通胀牺牲必要的增速。

中国经济积累了巨大的资源透支。在中央政府的示意下，各地政府的价格补贴政策纷纷出台，尤其是面向中低收入者的补贴政策，从出台政策的级别，表现了政府试行补贴的意图。虽然，补贴的作用有限，尤其是在农产品和资源性产品领域，其价格不仅与国际形势密切相关，而且由于长期积累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压力、资源性产品调价压力巨大，补贴政策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抑制价格上涨，亦是中央政府的两难所在。但多年来，中国经济积累了巨大的资源透支，也积累了巨大的财政收入，此时，大力补贴，抑制投资的温和政策意图已现，如果市场能够呼应，配合轻度加息、人民币小幅升值，还利于民还利于企，但缩小一部分企业利润增幅，牺牲一部分GDP 的增长，是否能够换取整个中国经济的软着陆，抵制来自于国际上的金融危机输入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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