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的通货膨胀情况充满变数，去年全国经济工作会上提出“两防”之一，就是要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从1978年改革开放算起，中国经历了好几次通货膨胀，综观历次通货膨胀，也许可以更清楚地解析目前所处的宏观时局，更准确地诊断当下通货膨胀的症候。为此我们采访了前人大财经委经济室和调研室副主任，证券法修订起草工作小组组长，现中国人民银行党校副校长、研究员许健博士，请其就当前宏观经济和改革开放以来三次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历史地梳理通货膨胀脉络，理性与科学地清晰判断通胀并把握其趋势，并对当前中国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和反通胀的货币政策导向等一系列问题谈谈自己的观点。

　　《当代金融家》：如果把过去几轮通货膨胀和这次通胀比较，从过去几次通胀的诱因来说，上几次通胀都是计划体制转轨下产生的；而这次通胀发生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不同体制下通胀是否会有不同的动因和表现？

　　许健：有不少学者将改革开放以来的通货膨胀分为四次(1978、1986、1988、1993)，但我认为，1978年那次不算严格意义上的通货膨胀，它是计划经济体制向准市场经济体制转化，价格体系变动的必然反映，两种体制前后没有价格变化衡量的标准。应该从1985年开始算起，1985年的通胀没有彻底治理好，实体经济需求拉升太快，其中一段时间内信贷资金突击投放转化为高投资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调整等因素，导致了通货膨胀。1985年后在1988年又出现新一轮反弹，加之1988年，价格一步到位全面放开，货币信贷投放过多，加速了通货膨胀预期，使价格上涨更厉害了。

　　1993年通胀的起因是全面的投资膨胀，金融混乱，乱拆借、乱集资、金融非中介化等等，导致货币信贷失控，引发了严重的通胀。

　　目前的通货膨胀缘起于2004年，像当年1988年延续1985年通胀一样，CPI从2007年3月突破3%，一直到 11月的 6.9%，我认为价格上涨势头并没有停步的迹象。

　　综观这三次通货膨胀，可以归结为三种模式：财政赤字引起的通货膨胀，金融赤字引起的通货膨胀，以及这次因外汇储备积累带来流动性过剩导致通货膨胀。按这三种模式划分，显然比目前流行的成本推动型、结构性通胀、需求型通胀要更符合历史的逻辑脉络，因为，每次通胀来临，实际上都是由结构性物价上涨开始，蔓延为全面通胀的。而以上讲的成本推进，结构性通胀，需求拉升等等都是一些表象，真正实质原因不外乎以上所说的由于财政赤字、金融赤字以及外汇储备盈余积累过多造成的货币信贷过量投放，导致总需求与总供给失衡，引起货币贬值、物价上涨。

　　1985年到1988年那次通货膨胀是财政赤字引起的通货膨胀，以1985年的物价指数为基点，1986年的物价指数上涨6.0%，1987年的物价指数上涨13.7%，1988年的物价指数上涨34.8%。当时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就是1986年开始加大政府财政支出，不断扩大政府财政赤字，特别是1988年实行财政包干体制，社会需求进一步猛增。与此同时，为了解决政府赤字问题，货币连年超经济发行，当时，财政、信贷界限不清。由于财政是先支后收，财政支大于收，所产生的赤字由中央银行事后认账记入货币发行。各地政府大干快上，财政赤字很快直接转化为信贷投放了，财政约束很差，政府财政透支被银行消化，导致经济需求增长超过实体经济增速，货币供给快速增加，最后演变为严重的通货膨胀。

　　1993年是金融赤字引发信贷扩张导致的通货膨胀，当时金融业一片混乱，信贷失控，拆借资金放大信用规模，全社会资金体外循环形成“金融非中介化”。中央政府1993年开始治理通胀，朱基总理亲自任人民银行行长。1993年6月24日中央、国务院提出宏观调控16条，采取严控货币发行和信贷规模、严格的现金管理、制止违章拆借和乱集资、加强金融纪律等政策措施治理金融，并严格控制投资和房地产，调整汇价。通胀水平很快得到控制，应该说1993年治理通胀是相当成功的。现在，由于改革开放，中国已经不可能以封闭经济独善其身，中国经济2002年下半年以来，对外需求增加较快，投资和消费较通货紧缩时期有较高提升，经济进入自主增长时期。经济增长非常好。但是持续国际收支顺差带来外汇储备积累不断增加，使外汇市场供给持续大于需求，为了保持汇率稳定，中央银行不得不购入外汇，外汇储备不断增加，反映为外汇占款同时增加，外汇占款成为中国人民银行基础货币投放主渠道。现行汇率制度将国际收支与外汇储备捆绑在一起，使货币政策操作只能被动地接受国际收支差额，被动地吸纳外汇，被动地投放基础货币。在美元不断贬值导致世界经济失衡，以及全球流动性过剩等因素下，大量美元通过资本项下和经常项下流入中国，使中国的通胀情况更复杂，症状更特别，诊疗办法应该更高明。

　　因此，可以说计划经济体制下和市场经济体制下，通胀的表现形式不尽相同，其诱因也各异，只是最后实质都是一样的，都是货币信贷投放过多，造成物价不断上涨。

　　《当代金融家》：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说法，就是中国在治理通货膨胀方面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当今经济市场化程度与过去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那些计划经济下治理通胀的经验是否还有用？不同市场环境下，治理通胀的思路和政策逻辑乃至工具选择上会有很大差别么？

　　许健：计划经济下治理通胀的经验仍然在用。比如，控制货币和采取信贷规模管理，压低投资规模，控制基础建设的办法，不是还在使用吗？1993年治理通货膨胀，就采取直接与间接控制相结合办法，从现金到货币信贷，以及使用利率杠杆，其效果不错。

　　另外，1994年采取的人民币汇率并轨的汇率改革，使净出口需求替代投资需求，保证了经济高速增长下物价回落的理想局面，也是当时宏观政策的得力之举。

　　不能否认，历次通胀的诱因不同，治理通胀的思路和工具不能生搬硬套，但在总结经验和教训中，借鉴其精髓不乏是一种捷径。

　　《当代金融家》：过去几次治理通胀都用了行政手段，这次也出台政府调价措施等，特别是最近发改委提出对价格进行更为严格管理，甚至有人提出在物价显著上涨时期恢复使用粮票、油票、肉票供给制度，您如何评价这些措施和想法？

　　许健：过去几次治理通胀，因为计划体制的色彩较浓，多采取直接干预的行政手段，现在也出现了政府限制价格和补贴等政府干预办法，应该谨慎，警惕回到直接调控的老路上。比如，1993～1995年，政府采取行政打压治理通货膨胀，看上去价格下来了，却付出了很大代价，对经济伤害也超出预期。另一方面对通胀预期却是要采取坚决措施制止，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都有了，现在一说涨价，都想在通胀中得便宜，这个是政府不能允许的。

　　最近，国家发改委下发的关于基本生活品提价备案制度，规定从2008年1月1日起，与人民群众生活关系密切的重要商品一次性提高价格5%以上，或十日内连续提高价格累计达8%以上时，应在价格变动之时起24小时内提出备案。广东的同志提出在物价显著上涨时期恢复使用粮票、油票、肉票供给制度，保障低收入人群生活必需品供应，同时也可确保人民基本生活消费需要，保证社会安定团结。这些都是为了控制通胀不向恶化方向发展。

　　对于这次通胀采取的这一系列行政措施，一方面反映了社会上已经出现了一些有关国计民生方面的物质供给乱涨价现象，另一方面也反映通胀预期已经在悄悄起作用。目前价格上涨还主要局限于与农副产品供给有关的生活资料价格上涨，采取价格管制和限价并不能最后解决问题。实际上，涨价是一种供给与需求的均衡过程，因为商品与货币的多少关系反映在价格上，各种商品之间也存在一种内在的比价关系，一旦这种比价关系被打破，就要形成新的比价关系，这就是一轮通胀下来，为什么所有商品价格几乎都要涨一轮的原因。

　　《当代金融家》：在1980年代，曾经比较流行的一个观点是通胀无害论，现在也有人认为，适度通胀是有利的，而且，有人主张通过通胀来解决现在所面对的人民币升值压力，这是一个好的想法么？

　　许健：这种观点很早就有人提出，还是国外的学者提出的。通过通胀来解决现在所面对的人民币升值压力，有些不切实际。治理通胀与解除人民币升值压力是“二必取一”的政策目标，不可兼顾。中国现在的通胀形势可能与2007年初期对物价上涨的判断有关，当时一直说中国并不存在通胀，只是由农副产品价格上涨引起的物价上涨，而且有一种观点也说，中国适度的通胀对经济并没有什么坏处，在这种思路下，价格一直上涨，直到去年经济工作会议提出防止演变成明显通胀和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才明确反通胀的思路。因此适度通胀是行不通的，物价上涨是一种调整行为，是一种趋势，一定要采取相应政策手段。通胀是国内货币过多发行，国内购买力下降；人民币升值是国内货币与国际货币比价变动，是对外购买力问题，两个不能完全扯到一起。当然货币有双重性，即有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内在价值由对内的购买力来衡量，外在价值由国际收支盈余所形成的与国际主要储备货币的比价关系确定。当然这中间有一个内外均衡的问题，当内外均衡出现问题时，政策出现矛盾，我们说这是进入了“米德冲突”，要解决好这个问题，要采取“丁伯根法则”，要从解决根本问题的政策上想对策。一般而言，内外均衡应以对内均衡为主导，这就是在通胀与升值之间为什么应该以解决通胀为首要目标的原因。

《当代金融家》：我们现在面临复杂的内外部环境，次级债危机后，美国陷入困境，美联储不断降息，加大了人民币升值压力；同时国内出现高投资率、较高的通胀率、地产价格泡沫、消费不足等，权衡这些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国外有治理类似通胀的经验吗？

许健：这个问题很复杂。首先第一点是很重要的，就是要树立反通胀的思路，不能采取纵容通胀的办法搞经济。可能这次通胀与前两次通胀原因不大一样，我们所处的经济环境和中国的综合实力也不可同日而语，但通胀对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不可低估的，何况通胀还有“热加速作用”。目前中国通胀形势不可乐观的主要原因是已经开始蔓延到各个领域，出现新的比价关系的调整。第二点，因为中国与美国形成了生产与消费的“新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国的货币政策对中国的货币政策牵制很大，应该以国内均衡为主，采取独立的政策。这存在一个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和汇率制度的“不可能三角”关系；所以当美元降息不断贬值时，中国加息空间变小，而 CPI与物价倒挂变为“负利率”不利于治理通胀。在数量型与价格型政策手段 的选择方面，偏向于数量型政策手段。而且更要注意的是，当中国通胀持续恶化时，将不得不大幅度提高利率。采取什么政策都要注意搞好在本币不兑换条件下的外汇管理和汇率改革。第三点，这次通胀是由于外汇积累太多产生的通胀，从其作用机制看，应该从源头上解决问题才是治本之策，同时关注治理过程的需求问题，不要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令人高兴的是，近来，通过政策调控中国贸易顺差高增长状况有了一定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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