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正面临战略决策的十字路口：是以走向传统制造业群为主的“蓝领经济”，维持世界产业链条的“车间生产”低端地位，还是走向先进产业主导传统产业群的“白领经济”，走向人均收入与产业发展并进的指数与信息经济时代？选择后者，意味着中国产业的发展将和世界过去15年来产业的新一轮结构变迁相契合。而这需要中国大力发展现代“银行-证券-期货-保险-指数类金融衍品”产业群，争取掌握大宗商品定价权。

优势产业和经济稳定器

自1980年代以来，最富创新性的金融领域就是期货行业。股指期货、股指期权、个股期货、个股期权以及建立在这类类证券基础上的衍生 产品，带动了10多年来一个方兴未艾、生机勃 勃的新兴产业领域的产生及发展。

传统期货行业的大宗农产品和工业原材料产品集合扩张，包含了合约、指数和数字类产品。期货产业随之脱壳成翼，从传统范围突破，渗透到现代服务业类产业的各个领域。期货产业的现代化，使得“银行-证券-期货-保险-指数类金融衍品”产业相互成群-泛金融产业出现了。

期货市场的传统功能是发现价格和规避风险。但1980年代以后，期货市场跳出农业、能源、钢铁、有色金属等传统产业，迅速向货币市场、有价证券市场和各类合约市场延伸。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例是，早年的货币期货（远期货币合约）、股票指数期货（标准普尔500指数期货）在1980年代后期形成产业规模，金融服务行业在拓展存贷业务、汇兑结算、支票记账和市场操作等传统服务之外，推出了以前完全不存在的金融产品-合约类和指数类产品。金融服务行业不再只是帮助客户降低交易成本、间接为国民经济创造价值，而是直接向市场提供自己的产品，直接为国民经济提供其他部门不可替代的新增国民经济份额。这就是金融衍生品的产业功能。

韩国股票指数期货的推出很具有说明性。1999年，韩国证券交易所的股指期货产品形成市场规模，交易量迅速扩大。股指期货交易催生了为指数交易进行保险的产品需求，衍生出股票市场上的二级金融产品-股指期权，KOSPI200期权。

2001年，韩国KOSPI200期权交易量成为世界上单一交易所最大宗的指数 产品。股指期货、股指期权和 2002年以后相继出现的单个股票期权，使得韩国金融产业迈上了现代期货行业。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由于股指期货和期权产品的成功为韩国股票交易所带来巨额收益，韩国期货交易所甚至通过总统借立法力量，强行将期货类金融产品于2004年纳入到期货交易所交易，引起不小的政党利益之争，间接证明金融类期货为经济带来的巨大经济收益。在此之前，韩国外汇存量很少超过500亿美元。韩国金融产业在产品创新领域升级后，外汇结存很快超过1000亿美元。韩国金融期货行业向高端产业链条迈进，以吸引国际资金带来制度上的收益。

金融指数 产品的成功，表明任何有价证券都可以衍生出指数产品来。事实上，随着货币期货、金融指数期货和期权期货的推出，保险领域、住宅和汽车等行业的保险和再保险合约、分期贷款合约以及这些行业的利率等，都发展出与期货和期权相似的指数类产品。期货产业似乎成为一个和国民经济其他行业都有关联的渗透性行业。金融行业的生产出现了高端和低端的差别：高端是产品，低端是服务；恰好和制造业的情况相反-低端是制造产品，高端提供服务。传统产业和现代产业的这种融合趋势，预示了198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变革是以期货业现代化为引导性力量的。

    期货产业现代化以后，期货和准期货操作活动渗透到经济活动的各个部门。一个部门的期货类产品越多，该部门的产品链条越长，部门市场构造越深邃。从宏观经济结构来看，期货产业和宏观经济的关系不再限制在原材料、农产品、能源和金属等有限的几个产业部门，而是从这几个部门出发，扩展到各部门产业链条的高端部位，使得整个经济产业结构出现信息化和数字化特征。

期货行业和 宏观经济的密切关联，使得二者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了因果乘数关系。期货产业的波动带动宏观经济的巨量运动。反之，宏观经济的波动又会带动期货产业互动。这种关系可以被用来设计宏观经济稳定器。通过期货产业的适度波将全部内容加总起来，中国生产的工业品在世界上当占据一个惊人的比例，保守估计中国生产了约世界1/4的制造业产品。

但是，2005年中国生 产的产品总价值经过调整后为18.32万亿元，折合2.32万亿美元，约占当年世界产值42.32万亿美元的5.5%。实物经济产品巨大的生产份额与严重偏低的整体经济价值份额明显不相称。

和大工业时代的车间经济不同，与指数 和信息经济时代的实物经济相匹配的服务业不是劳务型“银、证、期、保”类行业，而是“银、证、期、保”类及衍生品产业。这两个产业形态的重要差别反映在经济部门各产业价值的百分比结构上。2005年中国GDP中，农业产值占7%，工业产值占57%，服务业产值占43%。2003年美国GDP中，农业产值占2%，工业产值占18%，服务业产值占80%。中美服务业之间37个百分点的巨额差别，不是来自前者在单位经济中百货、饭店等传统零售业结构上的偏轻，而是来自“银、证、期、保”类及衍生品等现代泛金融产品与制造业的百分比结构倒挂。

伴随改革开放，多年来制造业长足发展，中国已经形成了第一、第二产业偏重，第三产业偏轻的布局。银行、证券、期货和保险等现代泛金融产业并没有同比例发展，产业结构上现代“银、证、期、保”类产业的偏轻，在中国城市带经济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这已经成为中国产业结构的硬伤：现货市场规模巨大，期货和证券指数类产品及其衍生品类市场狭小。

这种局面给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带来的价值伤害十分明显。2005年，美国以占其产品总价值20%的实物性产品，实现了12.29万亿美元的经济价值；中国以占其产品总价值50%的实物性产品，实现了18.2万亿人民币的经济价值。美国经济价值总量与实物部门产值之比是 1：0.2，中国则是 1：0.5。我们将经济价值总量与实物部门产值之比理解为一个经济体的价值实现能力，那么美国的价值实现能力是中国的2.5倍。如果考虑到人民币被低估的因素，则美国经济的实现能力还要更高。作为世界的生产车间，中国的产业结构如同一个标准的蓝领，“丰产但不丰收”。一个高速成长但不够稳定、在价值实现中面临障碍的经济体，急需要产业结构的新成长模式。

泛金融产业比重过轻，还给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稳定运行带来风险。传统大工业的车间式产业有着相对完善的分工体系。煤、油、气代替了人力和畜力，形成燃料动力和与燃料动力匹配的重化工和重制造产业；机械生产替代了手工和作坊加工工艺，形成了轻纺、制造和日用以及配套的运输、交通和基础设施产业；城市聚集代替了乡间的田园，形成了城市服务业以及与其配套的各种第三类产业。

如此大规模的商业聚集和产业集群，使得整体经济中的投资部门、需求部门、外贸部门等任何一个的失衡或过热，都会因积聚和集群效应而放大。现货市场上任何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偏离，由于其供给和需求的刚性特征，得不到来自于期货和指数类证券产品市场上等比例量的反周期性反馈。经济在产业结构意义上的自稳定器不存在，现货市场上的任何内生性扩张-比如固定资产投资增加过快-得不到市场本身调整性力量的矫正，往往把调整的过程推向行政拉闸，造成现货市场供给能力的损失和需求能力的扭曲和替代，导致实际生产过程遭到破坏，结果是成长速度快，业绩效益低。

决定商品定价权归属

当前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分工中所扮演的角色，就是所谓的“世界车间”。中国作为“世界加工中心”，已经在事实上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但是中国的企业和居民从中得到了什么好处？贸易上的“高进低出”现状，意味着这个加工中心是赔本的，是“穷国补贴富国”。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缺乏商品定价权。而商品定价权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它决定了国际经贸关系的分配格局。也就是说，定价权的背后是巨大的经济利益。

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张明认为：当前国际初级产品的定价权主要分布于两个领域。有着成熟期货品种和发达期货市场的初级产品，其价格基本上由最著名的期货交易所的标准期货合同价格决定，例如CBOT（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大豆合约、NYMEX（美国纽约商业交易所）的石油合约，以及LME（伦敦金属交易所）的铜合约。

对于尚未受到广泛认可的期货品种和期货市场的初级产品而言，其价格基本上由市场上的主要卖方和主要买方每年谈判达成。以铁矿石为例，铁矿石的亚洲基准价格每年都由日本最大的钢铁企业新日本钢铁公司和全球三大铁矿石供应商，在4月1日之前进行价格谈判后达成。

在第一个领域内，中国国内不但缺乏一个成熟的、大规模的商品期货市场，而且缺乏成熟的、经验丰富的机构投资者。此外，中国政府还对国内企业充分利用国外商品期货市场进行套期保值和投资，施加了严格的限制（迄今为止只有26家企业获准进行境外期货交易），因此，中国的进口需求往往被国外机构投资者充分利用。例如，在预测到中国企业将大量购买某初级产品的前提下，有些投资者就会在国际市场上提前拉升该产品的期货价格。

在第二个领域内，虽然中国在铁矿石的进口份额上已经取代日本的地位，但是中国企业迄今为止尚未从日本企业手中得到亚洲铁矿石谈判的主导权。其原因在于：其一，定价权的形成具有历史惯性，路径依赖决定了中国只能逐渐挑战日本在价格谈判上的主导权；其二，中国国内钢铁业集中度不高，难以选出令人信服的代表、难以形成集体行动；其三，日本企业在主要的铁矿石供应商中都拥有股份，因此日本企业在铁矿石价格上涨中的损失可以从供应商的红利中得到补偿，在价格谈判时具有更大的灵活性。

市场定价权决定了国际经贸利益的分配格局，进而有可能决定一个走开放型经济道路国家的最终发展结果。日本、德国确立全球精密制造优势，意大利北部成为全球顶级服装品牌设计与制造基地，都是成功的例子。

发达经济国家内部产业结构的变革，预示着传统意义上产品部门和服务部门的分野日渐模糊：服务产业链条的低端提供服务，高端提供衍生及合同产品。在这些行业中，国内泛金融产业、尤其是期货行业所面临的抑制性制度环境，使得它们停留在传统服务业的低端区位，很难向高端区位（产业性功能）迈进。而恰恰只有一个国别经济内部实现金融产业高端区位化，才具有在市场上制定标准和获取巨额收益的优势性地位，才能在国别竞争中取得“定价”权力。因此，大力发展泛金融产业已经刻不容缓。

以25%的速度恢复性增长

近20年来，拥有现代化期货产业的发达经济体在制度环境上为期货行业由传统性服务行业向产品开发高端链条迈进作了大量改进工作。改革的重点不是简单的立法的完善和延伸，而是朝着市场构造深化、建立产品开发机制以及追求具备自己经济特色的国际金融中心而努力。

反观中国近些年来关于期货业的政策导向，基本上没有国际期货产业正处在结构大变革完成前夜的认知。国内期货产业发展几经波折。1995年以前，期货市场刚刚建立，由于没有得到适当的引导，一度进入无序的发展当中。1995年以后，期货市场开始走向低迷。2000年以后，期货市场又重新面临新的发展机遇：交易逐渐活跃。目前，我国的泛金融产业市场正处在恢复性增长阶段，预计未来5年时间里，以期货交易额作为衡量指标，平均年增长速度应该不低于25%，到2010年至少达到30万亿元。

但总体上，中国期货市场份额比例很小，期货市场功能没有得到正常发挥，相关法规基本上是把期货业限制在1980年代以前传统期货业的活动空间。期货公司向机构和个人提供传统期货交易场所和技术咨询，收取一定比例的手续服务费，这是低端链条上的“手工作坊”经营方式。

中国期货法律规范从整体上还没有任何内容显露出促进期货业的产品研发，成为国际期货业中心似乎还不在其视野内。这样的制度环境使得中国处在国际期货产业链条的传统一端。直至今天，除了有限的几种农产品、工业原料等传统交易品种之外，中国几乎没有任何现代意义上的指数期货和衍生品期货。由于没有一个在国际上占据稳定交易份额的市场体系存在，中国期货交易在国际市场上的作为乏善可陈，缺乏举足轻重的大国影响力。这是一个有国际生产车间、无国际化交易市场的违反经济价值区位布局基本原则的典型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