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白路

国有银行在引资、改制和上市后，资本充足率提升、不良贷款率下降，短期内这两项指标不再对信贷规模构成约束，由此引发2006年上半年信贷规模的大幅上升，增加了流动性。如果管理体制改革跟不上，低效率贷款扩张将会对未来的金融安全构成重要威胁。而中期来看，对信贷总规模最有约束的指标，是存款准备金率。

　　资本充足率和不良贷款率：约束指标近期失效

　　流动性是当前金融领域最值得关注的问题之一。在流动性过剩的各个环节中，商业银行在其中起到加速作用，因为信贷贷款的释放能够加速货币流动，并通过乘数效应相应增加存款和贷款数量，从而间接增加M2的数量。

　　在一国金融体系中，影响商业银行货币流动速度、信贷规模和乘数效应大小的主要约束指标有3个：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和不良贷款率。

　　以上3个指标中，作为调控一国商业银行货币流通速度的重要指标，存款准备金率是中央银行调控信贷整体规模的重要约束条件，而巴塞尔协议的重要约束条件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和商业银行风险防范重要指标不良贷款率，是给定的外生条件。

　　自1990年代末期，监管部门开始考虑将资本充足率和不良贷款率指标作为商业银行监管的重要指标。由于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无法达到这项标准，因此在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以前，对其信贷规模起到制约作用的就是作为“短板”的这两项指标。国家的多项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措施都围绕改善这两项指标进行，以此提高商业银行资产质量，从而提高其信贷能力。

　　在2006年1月《商业银行风险监管核心指标（试行）》颁布前，监管部门对国有商业银行的监管中，不良资产指标没有严格执行，因此单纯从不良贷款率指标的改变来推断信贷能力的扩张程度较为困难。

　　随着2005年以来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不断推进，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的这两项指标均达到和超过监管规定要求，至少在改革后的2～3年中，资本充足率和不良贷款率基本不对信贷规模扩张构成约束。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能力有了大幅提升，加上上市和战略投资者的引入，信贷扩张的动力加强。

　　首先看不良贷款率，按照中国《商业银行风险监管核心指标》规定，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不应高于5%。工行、建行、中行在进行改革、不良资产剥离后，不良贷款率在2006年已达标。而没有进行改革的农业银行，不良贷款率高达26.17%，贷存比接近70%（农业银行2005年年报），信贷扩张能力因此受到抑制。

　　再看资本充足率指标，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使资本充足率大幅提升，一跃超过巴塞尔协议8%的要求。对商业银行自身而言，在给定存款准备金率、利差水平和央票发行规模的前提下，商业银行核心资本充足率每增加1%，相应就会扩大12.5%的信贷规模。因此当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提高后，理论上释放出来的信贷扩张冲动是巨大的。以工行为例，2006年，经汇金公司注入150亿美元资产并上市融资后，其核心资本充足率迅速上升超过10%。虽然改革前的工行资本充足率指标没有公布，但从资本充足率提高的程度分析，工行核心资本充足率提高了约7%，从理论上说将带来70%～80%以上的信贷规模增长。

　　当然，由于监管部门在2005年以前并没有严格按照巴塞尔协议进行监管，所以无法按照上述方法来计算实际新增信贷规模。但是，从2004～2006年商业银行信贷规模变化情况可以看出，在不良贷款率、资本充足率指标达标后，尤其在短期的1～2年中，商业银行的信贷扩张能力显著提高，信贷规模相应出现快速扩张。

　　由于国内商业银行仍以信贷为主营业务，在资本充足率的约束下，急剧增加的存款不可能被大量投放到信贷市场，商业银行为了提高收益，只能投放到银行间市场，购买国债和央行票据等债券产品。2005年，工行存款增加了6242亿元，农行增加了5712亿元，建行增加了5100亿元。与之相应，这3家银行的贷款分别增加了2050亿元、2225亿元和2217亿元，贷款增速远远低于存款增速。整个银行业的贷存差已经接近10万亿元，其中工、农、中、建四大银行的贷存比分别是56%、69%、59%和62%。银行的放贷冲动空前强烈，加上人民币升值预期带来持续资金涌入，这一切都导致流向银行间市场的资金急剧增加，整个银行业面临着资金流动性过剩的困境，造成银行间市场的利率水平急剧下降。

　　在国有银行改革后，这个情况发生了变化。银行放贷冲动的迅速转变为现实，这种情况在2006年上半年特别明显。央行确定的2006年新增贷款计划为2.5万亿元，其中工行新增2500亿元，农行新增3000亿元，建行新增2900亿元。但是，一季度全国银行业贷款新增就达到12830亿元，其中工行新增144亿元，农行新增1640亿元，中行新增739亿元，建行新增2487亿元，四大银行贷款新增合计为6010亿元，大大超过了原定计划进度。二季度，全国银行业贷款量更达到2.15万亿元，占全年贷款量的86%。

    与2006年上半年国有银行贷款猛增形成强烈对比的是，2005年全年，四大银行贷款仅仅增加了7621亿元，同比2004年少增2601亿元。笔者粗略估算，2006年上半年新增贷款中，至少有30%～40%的新增贷款为国有银行资本充足率提高和不良资产剥离的因素所推动，数量达到6000～8000亿元左右。由于监管部门在2006年下半年加强了银行的宏观调控力度，使得全年的新增贷款量控制在3万亿元左右。

改革与开放：防范风险之道

　　中国国有商业银行资产质量的改变，是通过资产剥离、资金注入来完成的，资产剥离的成本最终通过全社会来承担，也就是全社会承担了国有商业银行不良经营的损失，而具体的方式可能是通过隐性的通货膨胀来实现。通过全社会负担的改革方式，将最终影响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国有银行改革后，在仍然严重依赖于净利息收入的盈利模式下，过高的资本充足率可能导致两个结果：一是经营、盈利的压力很大；二是资本的利用效率不高，存在资本浪费。特别是其在海外、国内上市后，公众、国际机构投资者都寄希望于合理回报。越多的资本，就需要越多的利润回报。由此对于上市银行的ROA（总资产回报率）和ROE（净资产回报率）形成较大压力，这也是推动国有商业银行快速放贷的重要制度原因。然而，国有商业银行整个内部管理体制、激励机制还缺乏根本性改革，赢利模式的改变也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迅速进行信贷扩张短期可能会带来较好的效益，而长期由于信贷规模过大形成的生产能力过剩将为未来的金融风险埋下隐忧。

　　今后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如果继续以外汇资金注入、不良资产剥离和上市融资模式进行，还将在中短期中显著推动中国信贷资产规模扩大，但这会使得央行的金融调控政策在短期内效力减弱。如果2007年农业银行完成7000～8000亿元的资产注入和巨量的不良贷款剥离（2005年约为7400亿元），在未来一两年中仅农业银行因为不良贷款剥离增加的信贷规模能力就会达到3000～5000亿元。

中国银行改革的总体方向是市场化，应该通过金融市场开放（向内和向外开放并举）、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管理体制、完全实行企业化管理运营的方式，提高中国国有银行的内生竞争能力。如果国有银行在注资、上市后，相应改革没有跟上，只满足于目前数字上的成绩，资本扩张所形成的低效率贷款扩张将会对未来的金融安全形成重要的影响，还可能还会重蹈中国国有银行过去改革中“不良资产剥离——资产质量提高——扩大贷款规模——不良贷款增加——资产质量降低”的老路。

　　存款准备金率：中期调控工具

　　对于货币监管部门而言，目前中国的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有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和央行票据等。央行2007年3月17日宣布，自18日起上调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但是，近几次加息都是存贷款同步或者贷款利率上调幅度大于存款利率，在国有银行处于相对垄断地位的前提下，存贷差的扩大一定程度上会带来贷款收入的增加，进一步促进信贷规模的扩张。

　　发行央票也能回收流动性，但是央票发行规模累积过大，票据到期进行回收时，会增添央行的压力。因此，能够对国有商业银行信贷规模进行调控，进而对中国信贷总体规模进行到调控和约束的指标，主要是存款准备金率。中期3～5年内，调控信贷规模扩张、收缩流动性，主要将通过频繁调整存款准备金率指标来完成。

目前商业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超额存款准备金率在3.0%～4.0%左右，存款准备金率上调50个基点对借贷能力的影响有限。但是可以断定，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央行还将不断调高存款准备金率，作为持续收缩信贷规模的重要手段，并根据宏观经济整体冷热情况，辅之以利率调节手段，作为控制宏观经济过热、总量调控信贷规模的重要方式。而以资产充足率、不良贷款率等风险指标监管商业银行运营的银监会，在控制信贷规模方面的手段极为有限，将更多地采取“窗口指导”等行政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