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中国经济在经历了3年宏观调控之后，终于战胜通胀压力，实现了“软着陆”。亲眼目睹了高通胀而心惊肉跳的中国百姓，虽然感受到了经济恢复平稳，却没有意识到这在经济史上是一次成功的软着陆，更没有认识到此次软着陆对中国的宏观调控将产生什么样的划时代影响。此时，《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论软着陆》的文章。这篇仅5000字的文章，深入浅出地让很多中国人了解到，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相比，不仅有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而且还有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宏观调控成功的秘诀在于“两手都要硬”。

　　1993年中国经济最重要的事件，莫过于在总书记江泽民的领导下，朱基副总理大刀阔斧地应对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和金融秩序混乱。199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的最重大成果之一，也莫过于第一次基本借力经济手段战胜了通胀之虎。此次软着陆之成功，连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都惊叹：“朱基应当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宏观调控历史，成功的宏观调控是通过加快改革走出来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魏加宁前不久在接受采访时说，“1993年加强宏观调控到1996年成功实现软着陆，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第一次综合运用了经济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并以经济手段为主（十六条措施中大多与金融相关）；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在1994年以后及时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改革措施，这些改革包括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国有银行体制改革、财政分税制改革等”。

　　峰起之时

　　1996年中国经济在强有力的宏观调控下终于实现了“软着陆”。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依据两点来判断此调控为成功之作：一是经济增长率逐步平稳地回落到适度区间，物价上涨率亦回落到适度水平；二是在显著降低物价涨幅的同时，又保持了经济的适度快速增长。

　　在刘国光看来，经济增长率的适度区间和物价上涨率的适度水平，在不同的具体经济背景下，可以有不同的数量标准。从当时（1997年前后）的国情出发，经济增长率实际运行的适度区间（不是指计划目标）可以把握在8％～10％之间，物价上涨率的适度水平可把握在6％以下。

　　而从1993年下半年以后所实施的宏观调控来看，经济增长率已经由1992年峰顶时的14.2％，一年年逐步平稳回落到1996年的9.7％左右，每年平均回落约1个百分点；物价上涨率（商品零售价格）由1994年的21.7％，回落到1996年的6％左右，共回落了15.7个百分点。再从1991年～1996年这一完整经济周期来，经济增长率的峰谷落差仅为4.5个百分点。因此刘国光判断说，这是建国以来回落幅度最小的一次经济波动。

　　建国以后最高的通货膨胀率，实施调控后出现的经济波动却最小，这对于1985年“巴山轮会议”才初识宏观调控的中国来说，的确算得上是一个奇迹。在刘国光看来，这得益于4个动作：及时削峰，适度从紧，适时微调，抓住主线。

　　将“及时削峰”放在成功要素首位，主要是相对于以往的中国经济管理模式而言。脱胎于计划经济的中国，由于缺乏市场化的间接调控手段，一般在通货膨胀初起时先是没反应，后是没办法，几乎是任凭物价一路大起。实际上，宏观调控首要且最重要的是必须避免通货膨胀“大起”。没有“大起”就不会有“大落”，就不会出现大的灾难性经济波动。换句话说，在治理通货膨胀时“，削峰”是核心。

　　1993年初，中国经济已经有了过热迹象。与1980年代的通货膨胀相比，此次助推通胀的重要因素是“房地产热”、“开发区热”，加上大量的乱集资、乱拆借、乱设金融机构，连金融秩序都出现严重的混乱局面。此时，新的市场规则尚未建立，围绕房地产开发和金融创新中的各种暴利驱动却已经躁动起来，使得中国经济在快速升温的同时也带着大量风险隐患，其集中表现是：社会总供求严重失衡，投资规模失控，通货膨胀压力加大，宏观经济环境不稳。资料显示，1993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3.5％，乡及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20.1％，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61.8％，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上涨13.2％，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14.7％，M1增长21.5％，M2增长26.5％，外贸出现35.4亿美元的逆差。

　　此时的通货膨胀率已高达14.7％，逼近1988年底的峰值纪录18.8％。经济手段为主，行政手段为辅经过多年低谷之后，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刺激下，从1992年第2季度开始，中国经济迅速升温。为此，1992年10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的魏加宁在一份上送的内部报告中提出：为预防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建议通过提高利率等经济手段进行“早期微调”。该报告得到了发展中心内部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徐雪寒等的高度评价。

　　到1993年上半年，经济过热苗头已经显现，通货膨胀开始抬头，金融秩序出现混乱，中央政府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世界银行的专家也于5月份向中国政府发出了警告“：这些现象如不及时制止，当经济增长率放慢时，可能演变为一场金融风暴。”

　　4月1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了经济情况通报会。会上江泽民苦口婆心地告诫说，“只要我们思想上认识到了，工作上努力了，就有可能及早解决经济发展中处于萌芽状态的问题。虽然小的波动不可避免，但大的起伏是可以避免的。中央提出防止经济过热，就是为了提醒大家注意稳妥，避免大的起伏，避免大的损失，把经济发展的好势头保持下去。”

　　尽管如此，当时大部分地方“长官”都或多或少向中央屏蔽了地方动态，也向地方屏蔽了中央的声音，这让人民银行倍感信贷投放已经接近失控，而这正是面临通胀下手“削峰”时的大忌。于是，一系列配套政策措施迅速出台。

　　6月2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决定，免去李贵鲜兼任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职务。任命朱基副总理兼任人民银行行长。两天后的6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便下发了《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即1993年中央六号文件。此文件针对宏观调控颁布了16条措施，此后一直在坊间被称作“16条”。更由于这些措施强硬，媒体称其为“铁血16条”。据说该文件是朱基上任行长伊始熬了几夜改出来的。

　　“16条”颁布之前有一个插曲。5月19日，江泽民给国务院领导同志写信，强调指出，对于经济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要抓紧时机解决，否则，解决问题的时机就会稍纵即逝。倘若问题积累，势必酿成大祸。为落实江泽民的指示，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了《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

　　“16条”用十分严厉的措辞，将当时经济运行中的问题归结为六大矛盾：一是货币过量投放，金融秩序混乱；二是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都出现膨胀的趋势；三是财政困难状况加剧；四是由于工业增长速度越来越快，基础设 施和基础工业的“瓶颈”制约进一步强化；五是出口增长乏力，进口增长过快，国家外汇结存下降较多；六是物价上涨越来越快，通货膨胀呈现加速之势。

　　总体形势显然已经异常严峻，有关方面甚至已经预计到，如不尽快采取措施加以控制，不仅会引起大的经济波动，还会影响社会安定。“16条”中，提出了一系列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措施。主要包括以下7个方面：

　　■坚持执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根据经济运行的情况，进行适时、适度的微调。

　　■支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有市场、有效益的生产建设和出口。

　　■在制定和执行宏观经济政策中，综合运用计划、财政、金融的功能，重点是金融手段。

　　■从整顿金融秩序入手，采取“堵邪门、开正门”的措施，规范融资渠道，调整资金投向；加强金融立法，完善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实行政策性金融与经营性金融分离，以及有计划地放开金融等措施。

　　■注意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在适度控制需求的同时，强调增加有效供给。包括重点加强农业，集中资金保农产品收购，稳定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增加农业投入，特别是两次较大幅度地提高粮食收购价格，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继续支持产品有销路、有效益企业的流动资金和重点建设资金需要，改善投资和生产结构。

　　■在控制投资总规模时，继续支持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 施建设。

　　当时的报纸在评论“16条”时称“，16条中有13条都是经济手段，只有3条是行政手段，因此，本次宏观调控与过去行政收权式的治

　　理整顿有本质区别。”尽管如此，当时的一些行政手段在“削峰”时，还是起到了最关键作用。

　　治标

　　标本兼治是此次宏观调控的又一大特点。

　　在治标方面，1993年的“削峰”之狠，在全球经济学界都成为佳话。但与1979年和 1986年相比，1993年的宏观调控力度虽大，但却以经济手段为主，基本上没有采取激烈的行政手段和全面的紧缩政策。

　　10年后再细读“16条”，能体味出这是一次标本兼治且特别注重治本的一次宏观调控，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首先，以改革为主基调。“16条”中特别强调了此次宏观调控的指导思想是，“要注意稳妥，避免损失，特别要避免大的损失，把加快发展的注意力集中到深化改革、转换机制、优化结构、提高效益上来”。

　　其次，以经济手段为主。文件还申明了此次宏观调控的宗旨有两点：一是主要运用经济办法，但也要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和组织措施。二是希望通过加强宏观调控，既能有效解决当前经济问题，又有利于继续增强微观经济活力和市场机制作用的充分发挥。

　　由于此次调控仍需辅以行政手段，所以文件特意对此做了这样一番解释：“对那些主要是由于行政行为导致经济秩序混乱的问题，也要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加以解决。特别是在当前经济运行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行政手段更不可缺少。”

　　这些行政手段更多地是用来加强信贷控制。“16条”中起码有3条涉及到此。

　　文件第二条规定，“人民银行要停止对非银行金融机构发放贷款，已经发放的贷款要限期收回。”“今年（1993年）内暂停银行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资金拆出，严禁非金融机构参与资金拆借。………不得变相搞计划外的贷款和投资。”并规定各级各类银行要在规定限期内完成全面清理拆借的工作。第五条中规定，“强化中央银行对全社会信贷总规模的宏观控制，各家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要严格按照人民银行总行下达的年度信贷计划执行，未经批准不得突破，并按季监控，按月考核。第七条中规定，”贷款规模的调剂权集中到人民银行总行，取消人民银行省级分行百分之七的贷款规模调剂权。"

　　有分析认为，尽管“16条”对信贷规模的限制近乎到了”严防死守“的地步，但总体来说还是有针对性地进行调控。而在经济学家看来，”削峰“之所以没有削出”大低谷“，主要因为在及时削峰的同时，此后 3年中都紧紧抓住了软着陆这条主线，穿插进了适度从紧和适时微调的手段。刘国光曾经在《论软着陆》一文中对此有过经典阐述。

　　所谓适度从紧，即不是全面紧缩。而适度也包含两层意义：一是总量上适度。要从紧控制货币与信贷总规模、财政支出总规模、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在有效抑制通货膨胀的前提下，还要保证经济的适度增长。二是结构上松紧适度。对于低水平重复建设部分、对于单纯外延型扩张和低效益甚至无效益的部分、对于”泡沫经济“部分，一定要从紧；而对于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对于有利于调整和优化结构，加强农业、交通通讯、能源以及重要原材料等”瓶颈“部门的发展，增强有效供给的部分，对于有效益、有市场、有利于培育和扶持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内含型发展的部分，则给予支持。所谓适时微调，即为了确保”软着陆“成功，在适度从紧的总原则下，需要根据各年度内经济运行的具体状况，审时度势地进行微调和预调，以缓解”降温“中的实际困难，防止出现过度滑坡。比如，适时调整信贷结构；再比如，适时停办保值储蓄，适时降低利率。后来的事实证明，紧缩的货币政策只是彻底断掉了房地产泡沫的资金来源，并使沿海过热过多的资金返流到了农业和西部的基础性生产之中，避免了在宏观调控期内可能出现的经济大起大落。这种做法，当时被普遍认为既降低了通货膨胀，又保持了经济的必要增长。就连世界银行驻中国的代表们也称赞”16条“的初步成果令人鼓舞。

　　治本

　　早在1993年政府从“削峰”入手治理宏观调控之初，国内一些经济学家就开始向中南海吹风说，“现在关键的问题不是热与不热，而是改与不改”。在他们看来，“只有彻底改革中国的财政、税收、金融、投资、价格体制，中央政府才有可能真正拥有市场经济下的宏观调控手段，中国经济也才有可能走出计划体制下的治乱循环”。

　　“长治久安靠的是制度建设”，此观点在当时便得到了江泽民、李鹏和朱基的一致认同。于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一幕在1994年前后出现了。

　　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也被看作是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的经济纲领。这一划时代的经济纲领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作为了今后的发展目标。

　　然而，一边是政治春风强劲，另一边却依然是经济之秋。货币理论大师弗里德曼曾有句名言，大意是通货膨胀好像喝醉酒，喝的时候非常痛快，治理的时候却非常痛苦。这个痛苦在1994年让中国感受得如此真切。

　　由于1993年的治理措施是以经济手段而非行政手段为主，效果上有着”时滞“，因此到了1994年，通货膨胀率非但没有出现1986年那次宏观调控后直线下降的喜人情景，反而出现了快速攀升。1994年的通货膨胀率达到史无前例的21.7％。尽管如此，中国的最高层领导人在改革问题上依然表现出令人称道的淡定从容。最终，1994年被当作”改革年“写入了史册。

　　1994年起，党中央和国务院在金融、外汇、财税、价格、外贸等方面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被媒体称为朱基”改革新政“的系列改革包括：财税制度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投资体制改革、企业制度改革、住房制度改革、物价体制改革。具体说来，主要是实行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分离；专业银行向商业化、企业化发展；进行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实现汇率并轨，确立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启动分税制改革，国税与地税分开；石油和粮食等基础行业价格放开。

　　而这些改革措施的许多基本思路和原始方案，竟然是在1980年代末中国经济陷入低谷、改革处于低潮时，由吴敬琏先生带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内外各方面专家深入研究和精心设计出来。

　　由于这一连串改革步步直逼计划经济体制的死穴，因此在很多人看来，朱基又在捅”马蜂窝“。其中最大的堡垒之一是分税制改革。分税制，就是把税源分成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3种，目的是改变财政”分灶吃饭“的旧体制，把以往地方拿大头、中央拿小头的财政格局颠倒过来。为什么要改财税体制？因为自从1980年代为推动经济改革而放权让利10多年后，中央瘦而部分地方肥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以致于到了中央政府难以主导新经济体制建设的地步。

　　1994年中央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已经从1978的31.2％下降到14％。结果，一边是能源、交通、通信等需要中央政府全局统筹的基础设施项目没钱上马，经济发展越来越受到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制约；另一边则是各地诸侯在较充足的财源资助下，将分割市场做得风生水起，不仅出现大量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更加大了富省与穷省之间的经济水平差距，中央政府经常只能是作壁上观，无力调剂，甚至在治理通胀时都心有余而力不足。

　　有分析说，加强中央政府财力也许是朱基最重要的经济思路，因此，当分税制改革在地方上遭遇强阻力时，朱基便亲自一个省一个省地去”谈判“，”全谈下来后，我自己掉了5斤肉。“朱基说。经过讨价还价，分税制从1994年以前的财政收入中央政府拿3成，地方政府拿7成，变成了中央政府名义上可以得到60％～70％，但中央仍须从自己的收入中提取若干返还地方。分税制使中央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95年的谷底一路上升。有媒体评论说，“这使得在朱基的副总理和总理任期内，中央政府办了大量长期以来应办想办但没钱办的事情。还在他任副总理时，中国经济的瓶颈制约就得到很大缓解，经济发展的平台也初步搭成。”

　　1993年启动的这一轮宏观调控，最终在1996年以”经济软着陆“而告终。到1997年，在适度控制需求，努力增加供给的综合调控措施下，中国经济增长率仍然达到了8.8％，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涨幅已经由1994年的21.7％直线回落到0.8％，出现了高增长与低通胀并存的良好态势。

　　1998年3月，带领中国经济第一次依靠经济手段走出通货膨胀阴影，并成功实现“软着陆”的朱基，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任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