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韩松 于江

韩国著名的股东民主领袖张夏成，今年3月29日在上海出席了“中国公司治理政策对话会”，期间接受了本刊记者专访。出身韩国望族的张夏成教授，其家族与韩国政界和豪门企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人作为商学院院长更有着谦谦君子之儒雅风范，因此很难想象，他就是韩国股市的切·格瓦拉-积极倡导股东积极主义，发起并主导了不仅震惊韩国政坛、甚至开始冲击全球公司治理的小股东运动。据悉，张夏成痴迷于追求新奇、热衷无穷的巴洛克音乐。就像巴洛克音乐成功将宗教音乐世俗化了一样，张夏成正致力于将历来以大股东为核心的“股市宗教”平民化。

如果将张夏成比作股市的切·格瓦拉，似乎很贴切。张夏成与格瓦拉同为富家子弟，本人都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不仅都有着“金饭碗”职业，还不约而同各自加入到本国为平民争取政治与经济权力的圣战之中。

然而，与格瓦拉钻进野林领导游击战相比，张夏成领导的小股东运动却来不得半点游击习气，而是需要更严谨的专业素质。因为他们的主战场在法院，对手则是拥有庞大律师团的豪门企业大股东。但在10年前张夏成开始带队上路时，却给媒体和对手以极大的错觉。

一条放错版面的新闻

　　“坦率地说，1996年刚开始想到为小股东维权时，并不知道该怎么做，甚至不敢肯定我所做的能否在社会上制造一些噪音，更不要说大获成功了。”张夏成回忆道。他至今还记得，“第一篇关于我和我们活动的报道，并不是登在报纸的财经版，而是出现在八卦版上。”

　　1996年的一天，韩国首都首尔最繁华的街头，突然出现一队莫名其妙的人马，他们高举一个大牌子，上面写着“我们要找韩国第一银行的股东”。那就是张夏成率领着他的团队，尝试为股东维权的第一次行动。

　　满大街吆喝着找股东，这种方式未免也太冒失了，但他们也是被逼无奈。要替股东维权，就必须能够参加韩国第一银行的股东大会，为此，这些本是局外人且哪怕1股股份都没有的学者和律师，必须先拿到足够的股东授权。然而，他们却不知道如何才能找到那么多股东，只好走此“下策”。“11年前在韩国，这是一个全新事物，没有人知道我们所做的究竟意味着什么。而对我个人来说，那是要与大财阀们短兵相接，我本人也承担了很多风险。”张夏成说。

　　其实，连他自己当时都认为走不了多远，因为没过多久他就发现，潜在需求大把，但实际需求不足，小股东们自己还没有强烈的维权意识。然而，形势很快就急转直下。“主要因为此后的1997年韩国遭遇经济危机，很多韩国人损失惨重，尤其是小股东，这也为我们创造了机遇。”在1997年经济危机之后，韩国很多中小企业被一扫而空，甚至有13家大企业也垮掉了，其中包括大宇集团。在其后的韩国经济重组过程中，出现了大财阀经过兼并变得实力更强、小企业则更弱的两极分化，连带着小股东及少数股东与财阀大股东之间的矛盾日益升级。

　　从这个角度说，张夏成组织的小股东维权运动正逢其时。但是，只要看看张夏成与之对垒的大财阀名单，如韩国第一银行、三星电子、鲜京电信、现代重工以及大宇集团等等，就可想而知，伴随机遇接踵而至的是更多阻力。有报道称，在与财阀一场场不对称的斗争中，张夏成多次被恐吓。

　　据张回忆，在一次股东大会上，他曾经被突然冲到眼前的人抬起来，随手就被扔出了门外。有时，当他在股东大会上讲话时，人数是他们团队几十倍、上百倍的公司员工持股人，会故意制造噪音，使他和团队完全无法与会场沟通。

　　谈到这类激烈对冲的话题，张夏成表情淡定，这或许是酷爱书法修来的。“当几个人去挑战整个社会的既得利益阶层、挑战一个体制，而不仅仅是挑战一个既得利益集团的时候，我和我的队友们不过是一些无名小卒。也正因为如此，那些财阀们才误以为能够完全左右我们。这很自然，任何国家都是如此。”

　　实际上对张夏成来说，这是难上加难。因为张的家族在韩国属名门望族，姐姐和叔叔都是韩国政府的部长，很多亲戚也是国会议员。因此，在他同财阀作斗争时，就像是在自家后院点火。“几乎每一个财阀的家族都有我的朋友，他们都会跑来质问我。但是，必须要做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同时，他也承认自己很幸运，“因为从经济角度来讲，我不必为钱去做这些事情，而且还能坚持做下去。”

　　很难想象，一个从不涉足生意的教授，会为了与自己不相干人的利益，不顾个人安危，抛弃友情亲情，兼职去摸近乎在全球都被视为“股市皇帝”的大股东尾巴。谈到什么是驱动力，张夏成说“：我是一个教授，做这一切不为了赚钱，而是因为我看到，韩国很多大公司都是由家族所控制，这本来没什么，只要他们不去伤害那些小人物就好。但实际上，他们经常会以小股东或少数股东的利益为代价来谋取一己私利。此外，很多新兴市场国家具有巨大的成长潜力，但是某些领导人却非常腐败，成为国家发展的绊脚石，韩国当时也是如此。这种种不公平，我认为都需要通过股东维权，去营造一个经济上的公正。”

或许因为“平民起义”多是“乌合之众”的代名词，因此韩国大财阀们起初基本没把小股东运动放在眼里。这让10年之后张夏成回首往事时有了如下感慨：“那些大公司们犯了一个错误，以为我们不过是另外一家非政府组织，可能会闹出一点响动来，但很快就会烟消云散。但实际上，我们都是经过良好训练的专业人士。他们对我们判断有误，这倒给了我们很多优势。”

弱者更要走大道

　　实际上，在张夏成他们冒冒失失满街找股东仅1年之后，韩国大财阀便很快反应过来，最初被当作八卦新闻的小股东“闹事”，原来是韩国资本市场上一个挺重大的事件；因为主战场后来并不在街头，也不在吵闹的股东大会上，而是定格在庄严肃穆的法院。

　　1997年6月，韩国经济类首屈一指的非政府组织“参与民主式人民团结组织”（People's Solidarity of Participatory Democracy，PSPD）联手韩国第一银行的少数股东（这些股东的股份加在一起仅占韩国第一银行总股份的0.5%），首次对韩国第一银行提起了派生诉讼。而PSPD与财阀们对峙最长的一桩诉讼，要算是诉三星电子一案。1998年10月，PSPD提起派生诉讼，寻求损害赔偿300亿韩元，将包括三星集团董事长、11位董事在内的主要高管都告上法庭。此案持续了7年。

　　作为一个非官方背景的、专为弱势群体打抱不平的民间组织，PSPD有能力打如此旷日持久的官司，的确让韩国资本市场和政界刮目相看。当时张夏成任PSPD经济参与委员会（PEC）主席。此后，尽管在张夏成征集投票权时，拥有大量股份的机构投资者，如共同基金、养老金、保险公司、银行等等，根本就不想卷入在他们看来的“是非漩涡”，不肯授权，但很多个人开始纷纷请张夏成代为行权。“其实，最大的授权来自于外国投资者，他们有时会给我大宗代理授权。有一次我去参加三星的股东大会，我所拥有的股份代理授权已接近10%，使我实际上成为三星的最大股东，尽管我个人并不拥有三星的股份。”

　　张夏成之所以能获得如此殊荣，靠的是他身后有一个20人的专家团队，其中有律师、注册公共会计师以及大学教授。这些人都是志愿者，也是一群富有献身精神且志同道合的专业人士。谈到这里，张夏成第三次提到自己非常幸运。当然，作为一个倡导股东积极主义的先驱，张夏成之所以在国际上多次获得较高荣誉，并不是靠运气。除了一些精英身上共有的勤奋和锲而不舍外，张夏成虽然是弱势群体的维权代言人，但成功靠的是依法打正规的阵地战。

　　“正因为是弱势一方，斗争时要想取胜，遵循法律程序才是根本。因为不管你的立场有多么正确，你的观点多么有说服力，但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观点，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在法庭手上，在司法系统手上，或者是在监管机构手上。当然，走法律程序经常会让人精疲力竭，那也一定要走。伤心失望是没有用的，因为司法程序是整体社会体系的重要部分。”同是替弱势群体维权，张夏成与格瓦拉绝不可同日而语。不仅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更重要的是理念不同：一个做“绿林好汉”，拿起枪杆子打烂旧世界；另一个却坚信经济秩序有公平规则，高举法律武器向制度开火。

　　虽然法律维权的确是条康庄大道，但小股东要想与大公司做法律抗争，走到底却要支付高昂成本。在美国能做的事，在韩国却比登天还难。美国有一种集团诉讼的法律制度，对律师和其他专业人士来说，有着把大公司告上法庭的金钱激励机制；而韩国直到今年4月，才会有一个集团诉讼的法案正式生效。此前，即使PSPD表示全额买单，韩国最好最大的律师事务所也对告倒大公司积极性全无。“我现在才感到，这些大律师事务所不见得比一个富有献身精神的小律师更出色。献身精神才是至关重要的。”这不是张夏成的一厢情愿，而是铁的事实。

　　9年前当PSPD初告三星时，张夏成团队里只有一位初出茅庐的小律师，而三星方面的律师来自韩国最大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尽管当时没人看好PSPD的结局，但最终PSPD出人意料地赢了。“我们虽然只有一个律师，但他是全身心地投入其中。我向来相信，只有年轻一代比老一代更出色，社会才会进步。所以不要只想着去找那些年高德劭的成功律师，完全可以寄希望于那些为了社会公益、为了弱势群体利益心甘情愿去努力突破的年轻律师。”又要有公益情结，又要食人间烟火让自己生存下来，如今这对张夏成的律师们来说已经不再是两难问题。他们大多是兼职的志愿者，一些人在韩国已经成为处理此类案件的翘楚，有着不错的经济效益。

清除市场化死角

　　在3月29日的中国公司治理政策对话会上，与会人员提到了一个名词，即股东民主。实际上，在韩国结束军政府统治之后，股东积极主义在韩国的民主建设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正是在此过程中张夏成发现，原本最市场化的证券市场，竟是为大股东们所垄断，小股东权益在很大程度上成了资本市场的“民主死角”。

　　在股份制公司里，每1股都有1票的投票权，在张夏成看来，股份公司的这种特性也就包含了民主成分。而且，当你得到股基的分红或行使投票权时，只能行使与你的所有权份额相应的这样一种权利。“但是，也有一些权利是平等赋予所有股东的，不论你拥有的股份是多还是少。”张夏成说。

　　“例如，如果你的钱被管理层非法侵占了，不论你只有1股还是有100万股，你都丧失了一部分本应该属于自己的东西。此时，即便你只有1股，同样有权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如果这个原则不成立，就好比有个窃贼偷了你的财物，而法律却说：只有有钱人才可以向警察报案。显然这个逻辑大错特错。”在张夏成看来，股东民主的实质同样在于平等保护所有股份持有人的权益。

　　目前在韩国，股东民主建设搞得风生水起，体现为股东积极主义运动已经变得越来越有影响。这个运动的推动者就是“参与民主式人民团结组织”（PSPD）。该组织在韩国已经成为经济类首屈一指的非政府组织。“去年我们从PSPD这个组织中分了出来，成立了一个纯粹独立的股东积极主义组织，名字叫做SER，意思就是推进经济改革的一个团结组织。实际上，我们现在关注的不仅仅是股东权益问题，而是很多经济改革问题。”

　　据悉，SER近来的活动的确已经超越股东维权，开始积极游说韩国国会，敦促尽快通过新的金融监管法律。像全球所有国家的金融市场一样，韩国金融市场也面临金融混业的巨大挑战，迫切需要全面统一的金融法规来监管金融行业中的各类机构。而SER作为一个股东积极主义组织，自然不会忘记自己的维权义务，已经向政府强烈表达了如下特别关注：

　　■统一金融法规中应该有什么样的规定来保护小股东权益。

　　■关于寿险公司首次公开上市的一些意见。在韩国，寿险公司不是一个纯粹的股份有限公司，多少有点像互惠制组织。而在互惠制的体制下，保单持有人的资金与股份持有人的资金并没有分开。所以SER就此强烈要求，如果这类寿险公司首次公开上市，所得到的收益中有一部分应该归保单持有人所有，而不是全部归股份持有人所有。

■关于公平交易委员会在竞争垄断方面的一些规定。显然，在股东民主方面已成绩卓著的张夏成，又有了更宏伟的目标。

踩着巴洛克的旋律

　　In the Golden Burbles of Baroque Rhythm

　　本刊记者/韩松 于江

集金融学教授、商学院院长、非政府组织的积极推动者三重角色于一身的张夏成，还是个书法爱好者，更有着很高的音乐造诣。他自称喜欢到中国来淘些线装古籍，也经常悬腕挥毫练练颜体楷书；而平时最让他赏心悦耳的，则是欧洲十七八世纪的巴洛克音乐。从张夏成近10年的步态看，就像是踩着巴洛克的旋律——不那么中规中矩，却决不偏离主流社会的高雅。

商学院不只教生意经

与当今的摇滚和重金属音乐比起来，巴洛克够传统够古典了；但在17～18世纪期间，巴洛克音乐的时尚程度，恐怕绝不亚于摇滚乐在当今代乐坛的地位。甚至有音乐评论称，“巴洛克意味着运动，追求新奇，热衷于无穷，那种富于戏剧性的夸张，是各种艺术形式的大胆融合。”这似乎也是张夏成本人的真实写照。

　　“作为商学院院长，我在高丽大学商学院成立了一个很小的室内乐团，每个学期都表演两到三次。”张夏成告诉记者。给商学院学生补古典音乐课，这并不仅仅是为了丰富他们的课余生活、陶冶艺术情操。其实在张夏成看来，商学院是生意人的摇篮，而生意也是一种艺术。“做生意与搞艺术有类似之处。一个生意人如果没有良好的修养和气质，不具备触类旁通的知识结构，就不会在生意上非常成功，因为你没有能力设计好通向成功的路径。”

　　张夏成还表示，他非常尊敬巴菲特和盖茨，因为他们既知道如何赚钱，更懂得如何花钱。在他看来，最优异的商人无论是赚钱的能力还是花钱的本事，都已经接近于艺术的境界。因此，他办的商学院决不只教生意经，还特别注重文化熏陶，尤其是要让学生全面了解外国文化，将他们的文化境界提升到更开放的视野。

　　在张夏成的三重角色中，他花费时间和精力最多的就是做院长。在他看来，亚洲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商学院，MBA课程正在走进误区。他们通过与一些美国和欧洲的商学院合作，借人家的品牌推出一些合作项目，“如果合作项目能够为本国产生出优秀的学术研究成果，那是应该提倡的。但是，现在有些学院与国外合作，仅限于推出MBA项目收取学费，我感到非常失望，这对于亚洲的未来没有好处。”

　　为了将高丽大学商学院建成像香港大学或香港科技大学那样的亚洲顶级大学之一，张夏成称，他正参与策划一个亚洲MBA计划。这个计划由高丽大学商学院、复旦大学商学院和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三家共同合作，共同组成一个MBA项目。他特别强调说，“我们不是同麻省理工、哈佛，或者亚洲以外的商学院结成某种联盟。将来此项目的学生会轮流在亚洲三个国家的校园里学习。这样会营造出一个非常独特的环境和一个亚洲关系网络。”比如，学生可在首尔、上海、新加坡各住6个月，再用6个月在自己的本国学习。

　　另据张夏成透露，此MBA计划不仅仅向亚洲学生开放，对于那些想要建立很好的亚洲关系网络，想更多了解亚洲的美国或者欧洲学生也将全面开放。“这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教育项目，而是三个国家的项目，由三所学校共同发文凭，而且有共同的校友网络。”张夏成说。

据悉，此项目有望在2008年9月正式推出。其实，张夏成的亚洲情结由来已久。

放弃羊肠小路

　　张夏成的思维非常“巴洛克”化，即很难让他墨守成规。如果说他刚进金融领域时也曾梦想做一个纯粹学者的话，现在他已经基本放弃了这条挤满亚洲金融学者的“羊肠小路”。

“在我事业的早期，也曾经在一些国际顶尖学术杂志和期刊上发表论文。后来之所以放弃了一些，是因为我发现，自己在这方面并不很擅长，因为我取得的成就远不如我期望的那么多。”尽管直到今天，他还在继续从事学术研究，也继续在发表论文，但是他坚持认为，金融领域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中是最富实践性的学科。“因此在这些学科当中，如果你只是做学术研究，只发表论文，对你所归属的那个社会并没有重大意义。”

张夏成之所以对做纯学者不屑，还因为曾痛感亚洲小国学者与欧美强国学者的机会不对等。“作为亚洲的学者，不仅要做很多研究，然后操心把它发表出来，而且还得发到美国顶级学术期刊，才能真正得到学界的关注。遗憾的是，美国的学术期刊不会经常发表一些关于韩国的论文。”张夏成回忆道。这就意味着，作为一位来自亚洲小国的学者，为了能够在美国顶级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就要将自己的研究题目锁定在美国市场，或者是鸟瞰全亚洲市场。“我曾经在美国的金融期刊上发表过一篇论文，研究的是纽约股票交易所，而不是我更有兴趣的韩国股票交易所。”

　　然而不久他就发现，很多欧美学者在美国顶级期刊上发表的论文，竟都是关于亚洲市场的研究，其中也包括韩国市场。这种被人抄了老家的尴尬，让当年刚刚从美国回到韩国的张夏成非常沮丧。“我当时在想，该如何去保持自己学术事业的平衡？是应该继续关注美国？还是应该关注韩国？”其实这不光是对张夏成，对整个亚洲学者都是难以回避的挑战。

　　直到今天，张夏成虽然已经是一位成功的商学院院长，他最关注的仍然是亚洲很多商学院教授的学术平台所在，而不仅仅是学术水平本身。“有些亚洲的商学院和教授，要么就是在国际舞台上没有任何影子，完全不参与到国际舞台上来；要么就是走到另一个极端，索性根本忽视自己本国市场的存在。”最让他如鲠在喉的是，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很多很多论文都是由欧洲和美国学者做的，而不是亚洲学者的成果。”他说从那以后，他不仅对韩国，甚至对亚洲商学院的未来都感到无比担心。

　　在张夏成身上，集中了当代小国精英所常有的各种特征：出身上流社会，海外留学归来，可以用英语思维但满脑子是民族复兴，更青睐制度和体制改革而不走纯学术或纯技术路线。尽管张夏成没有从政，但从他现在在国际上取得的声誉来看，他实际上有着一种边缘政治情结，因为他对现代政治的根基——法律体系——有着一般学者所没有的深刻理解。从这点上来说，或许也来自于家族遗传，而这个遗传还与中国有关。

　　“事实上我的家族同上海颇有渊源，甚至可以说我家族的根在上海。20世纪早期的日本殖民统治期间，一批韩国的爱国志士流亡到中国，他们在上海成立了一个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我祖父就是这个流亡政府的一名内阁成员。今天这个政府的旧址还在，就在新天地附近原法租界内。我祖父在上海住了很长一段时间，这对我来说意味着很多。而我祖父的一位兄弟在北京读大学，后来加入了韩国独立军，曾在中国的东北与日军作战。”这或许就是张夏成身上固有的行动主义情愫。

　　与很多学者相比，张夏成的个性更富有实践色彩；而他10年来百折不挠地坚持为小股东维权的历程也证明，与其说他是个学者，不说他是一个行动主义的改革者。如今，在新成立的股东积极主义组织SER中，他的角色也是战略决策而不是组织日常运营。

　　他说非常享受现在互联网给SER工作带来的种种通讯便利，很多工作都是通过电子邮件进行的，只是每两个星期才有一次见面会议。组织中的成员，至今仍有很多是志愿者，而他自己，如今绝大部分时间也是放在了商学院的工作上。

这种高效且相对松散的组织形态，可能是互联网时代所特有的。而张夏成也因此成为这个时代特有的行动主义学者。将他与以往的学者型改革者相比，就像巴洛克音乐于文艺复兴时代——热衷于无穷的变革，却能与主流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