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业务方针上，胡唐二人提出”整旧营新、推广储蓄、发行独立“的思路。1933年4月，唐寿民以通告形式告诫全行职员：”本行既为发展实业银行，尤当勉尽投资实业之责任。嗣后放款，应注重对物信用，避免对人信用，务期扶助国内生产事业，以免趋于分利之途。“此后他再次发出告同人书，提出银行应该在商业实业上求出路。他批评说：”专从内部讨取便宜，不向外界发展，喜与官府往还，为无关业务之酬酢，不在商业实业上谋接近、求出路，更有依赖一部分库债券投资，以为便尽营业能事，于工商业押款、汇款，完全忽略，凡此种种皆与目前银行业之作风，极不适宜，亦望各行加以省察，迅谋转变。“

此外，胡唐二人非常看重发行对交通银行的重要性。唐曾说”：发行位于业务之次，亦本行生命线之一。“但唐也告诫同人发行要慎重，不得滥发。他说”：经发本钞，非有真实用途，切勿滥发，即有用户来领，亦须密加考察，免被利用，勒交准备，是为不恕。亦应遵守约定，按时拨付，以重内部信守。“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日趋紧张的中日关系也促使交通银行通盘考虑全国布局。因此唐寿民提出了开发西北与发展闽粤的想法。1934年唐寿民亲自带队赴西北实地考察，认为西北精华所萃，物产富饶，其中棉花质量更冠于全国。

于是交通银行决定沿陇海铁路向西推展业务，先后派员调查，选定洛阳、陕州、灵宝、潼关、朝邑、渭南、西安、咸阳、泾阳等地，开设分支机构，进行棉业投资，主要从事棉花押汇、棉票买汇以及打包厂收条押款等业务，这些业务的开展逐渐活跃了西北金融。对于发展闽粤，主要是为侨汇考虑。众所周知，闽粤为著名侨乡，历年侨汇额巨大，是银行必争之业务。早期从事侨汇的主要是侨批局，后来银行业加入竞争。交通银行早期对闽粤关注较少，主要是基于当时闽粤政局不稳的考虑，但此时唐认为”近年来西南政局已告安定，各项建设，并皆进步。闽粤再设机关，不容再缓。“因此，交通银行在此后数年间在厦门、漳州、泉州、福州、广州、香港、汕头、马尾、涵江等地设立分支行处，营业上取得了不错的进展。

除了将目光投向西北闽粤外，唐寿民提出交通银行还应该注重农产投资。这在当时难能可贵，对于扶助农业经济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交通银行的农产投资在1932年大约仅有330万元，1936年底则激增到4871万元。另外，对于辅助国货工业、促进交通建设，唐都对交通银行提出了要求。1932年交通银行的工商业放款总额约为641万元，1936年底这一数字增加到6922万元，增加了十倍左右，成绩可谓突出。在促进交通建设方面，交通银行也有长足进步。

1932年在交通方面的投资额大约为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