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当时大家认为中国官商交困的情形，梁士诒则不以为然。他认为中国地大物博，”并非无钱，特金钱虚置，不在市面上流通耳。“因此他激励交行职员坚韧奋勇，”吸收窖藏之金，并设法使我国人存于外国银行之款，逐渐存于我行。“谈到具体吸存事宜，梁士诒有一段至今读来仍值得嘉许的话。他说”外国人重礼法，中国人重感情，事事能以感情相联络者，在中国每易成功。我行今日既以吸收存款为宗旨，而吸收存款之方法，虽大半在于信用问题，然感情之作用亦居其半。外国人重广告，中国人讲声势，广告有形，声势无形，然无论其为有形无形，苟可以增加本行之声势名誉者，皆于社会心理发生极大之效果。以上两事，皆与本行营业有极切之关系，深望诸君极善运用之，使不来者来，而来者常来。来一次则于我行总有多少利益。虽以一次论，获利甚微，然以多次论，则为数甚巨也。集腋成裘，有腋斯有裘亦。“从中可见，对于提高银行服务质量，梁士诒还是颇为用心。交通银行的存款额在梁士诒主理时期也有了较大提升。1912年交通银行存款总额为2160万元，1914年增加到6553万元。此后交通银行发展平缓，1916年梁士诒去职。到1925年梁士诒再次主理交通银行时存款总额仍为6564万元，但到1928年突飞猛进到12983万元。梁士诒对交通银行存款业务上的指导思路从这些数字中得到了直观的体现。

除尽力吸收存款外，梁士诒极力推动交通银行应该从事的另一业务是汇兑。众所周知，近代中国货币制度紊乱，金银纸币同时流通，且成色不一，名目繁杂，升水贴水不是常人所能明了，因此”非由银行为之汇兑不可“。其实更为重要的是，银行之所以积极从事汇兑，梁士诒自己也知晓，原因在于”可以操纵其间“。因此他说”我行称此好机，不可不于汇兑事业谋所以推广之道。“梁士诒对汇兑业务的重视，自然也反映在交通银行的收入中。从交通银行历年汇水收入来看，梁士诒主理的1913年至1916年恰恰是该行汇水收入最为丰厚的四年，少则100万元，多则230多万元。

在近代中国，金融与政治关系结合相当深厚，交通银行虽然有商股六成，但仍受制于邮传部及后来的交通部、财政部。因此搞好与政府职能部门的关系，也是梁士诒十分看重的一环。他曾明告各分支行负责人道：”本行对于政府及各官署须时常联络，如有往来，不必专于利息求生活，须于汇兑上取其利益。“此外，梁士诒还极力为交通银行争取盐款经营事宜，并力促交通银行兼营储蓄银行事业。凡此种种都对交通银行此时的发展打下了他的鲜明印记。

袁世凯倒台后，梁士诒作为鼓吹帝制的祸首，被继任大总统黎元洪通缉，1916年7月，梁闻风逃往海外。交通银行总理暂由任凤苞代理。1917年1月，交通银行股东总会推选曹汝霖为新任总理。曹汝霖，字润田，上海人。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和东京法政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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