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韩松

【代序】
　　美国亚利桑那州诺加利斯（Nogales,Arizona），美国－墨西哥边境口岸。一辆大客车在警车护送下在国境线停下来。车门打开，走出几十号人，一个个挈妇将雏，呼朋引伴，大声说笑，仿佛刚刚结束了一次愉快的郊外远足。
　　那是被遣返回国的墨西哥非法移民，每天都有好几车。而就在不久前的不远处，一大队“非法进入”美国的墨西哥移民被无良“蛇头”遗弃在沙漠中，因脱水暴毙。一切只是为了看似近在咫尺的“美国梦”：哪怕只有个卖墨西哥煎饼的小摊，起码产权毫无争议地属于自己。
　　墨西哥的诞生只比美国晚30多年。当美国还是个仅有13个州的松散联邦，且各州为着诸如州权还是联邦权、蓄奴还是废奴之类的问题吵得不可开交时，墨西哥已是个疆域辽阔、资源丰富的“大国”。今天的美国西南部，包括加利福尼亚、德克萨斯、亚利桑那、新墨西哥等几个州，当时都是墨西哥领土。墨西哥还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和一支令美国人望而生畏的职业常备军，她的银币甚至成为当时中国流行的通货之一。
　　而今天，墨西哥向美国输出的最大宗商品，除了石油，大概就是她的人民。勤劳、乐天的墨西哥移民—不论合法或非法—是支持美国繁荣的无名英雄。为什么墨西哥人不惜拿自己的生命作赌注而穿越沙漠，去为美国人摘橙子、洗盘子、剪草坪、打扫学生宿舍，从事种种美国人宁可吃福利救济也不愿“屈尊俯就”的劳作，而不是反过来？
　　按照经典经济学理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不是应该给墨西哥带来发展和繁荣吗？而这也正是困扰当时墨西哥总统福克斯（Vincente Fox）的一个难题。除了呼吁美国政府对墨西哥非法移民网开一面外，福克斯总统也在请教另一个人，他的名字是赫尔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秘鲁著名经济学家。
　　被《财富》杂志称为1990年代影响世界与人类的50位领袖与思想家之一的德•索托，也被《福布斯》杂志称为重塑人类社会未来的15位创新者之一。他曾任秘鲁中央银行行长，并高调入围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
　　作为当代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德•索托创办并领导了自由与民主学会（Institute of Liberty an Freedom），学会在发展经济学领域建树颇多，广有影响。他的拥趸包括经济学宗师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科斯（Ronald Coase），以及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世界银行前行长沃尔芬森。
　　德•索托有两部蜚声世界的著作—《另一条道路》（The Other Path：The Economic Answer to Terrorism）和《资本的秘密》（The Mystery of Capital : Why Capitalism Trium phs in the West and Fails Everywhere Else?）。他在书中将严谨的实证研究、雄辩的论述与对第三世界劳苦大众的悲悯情怀结合在了一起，试图为解决第三世界的贫困问题找到一个终极答案，被《纽约时报》称为“多年来穷国领导人所听到的最好的经济福音”。其实，答案再简单不过：承认穷人的财产权，以此促进市场经济与资本形成。

“钟罩”：排斥穷人的产权制度
Bell Jar : A Property System That Excludes the Poor

　　“穷人有住房，但没有房契；有庄稼，但没有地契；有生意，但没有公司章程。”
　　　　　　　　　　　——赫尔南多•德•索托《资本的秘密》

　　1980年代，一个名为“光辉道路”（ShiningPath）的左派游击队在秘鲁全国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武装斗争。在出身精英阶层、自幼生活并工作在瑞士的德•索托看来，像“光辉道路”这样一个宣扬暴力、为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竟不惜诉诸恐怖活动的组织，居然能在秘鲁的下层民众中享有广泛支持和同情，近乎是个谜。
　　但很快他找到了答案，尽管有点惊世骇俗，却也在情理之中：秘鲁的下层民众希望能够对自己的财产拥有明确的产权，从而放手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改进自己的生活。“光辉道路”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在农村向农民发放地契，在城市则给小工商业者提供帮助。
　　为了弄清楚“光辉道路”在帮助穷人时秘鲁政府在做什么，德•索托亲力亲为，做了一个小小的却有着重大意义的实验。

　　“非正式经济部落”

　　在美国华盛顿特区和秘鲁首都利马，德•索托试着同时向两地政府提交了注册一家小企业的申请，比如一个只有两台缝纫机的小裁缝店。结果他发现，假设两家企业一天各花6小时同当地政府部门打交道，两国的效率却有天壤之别。在美国，不到一天即可办好开业所需的一切法律手续；而在秘鲁，这一过程则需要289天，并要花费1231美元。绝大多数秘鲁人根本负担不起这样的成本，于是他们的经济活动只好转入“地下”，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非正式经济部落”。
　　个“非正式经济部落”的规模究竟有多大？1981年～1984年间，德•索托和同仁走遍秘鲁的贫民窟，同形形色色的底层民众聊他们的生计与家计，得出的结论让人大跌眼镜：当时，秘鲁全国90%的小型和微型工业企业、85%的城市交通、60%的渔船和60%的食品杂货销售，全部在“地下经济”内，没有被政府记录在案，更没有正式的产权保障。
　　秘鲁的情形如此，那么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又如何？德•索托和他的同事花费了近5年时间调查各发展中国家的情形，结果更为惊人。
　　当时第三世界穷人拥有的资产高达9.3万亿美元，相当于1945年以来世界银行向第三世界国家发放的全部贷款的40倍，或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所提供全部援助的50～60倍！显然，要解决第三世界的贫困问题，穷人本身不是问题，而是答案。由于缺乏明确的产权，穷人的资产—或者用更时髦的术语“既得利益”—只能是“死亡资本”（dead capital），无法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资本。
　　这个道理不言而喻：没有明确的产权表述，陌生的交易双方之间就无法建立信用，合同履约也没有保障；没有明确的产权表述，穷人就无法用自己的资产担保来获得信贷，难以创业或扩大再生产；没有明确的产权表述，穷人甚至不敢轻易离开自己的家去从事商业活动或接受教育—天知道在你离开的一瞬间，你的小作坊是否会被查封，你的小屋会不会被开发商的推土机夷为平地？没有明确的产权表述，穷人的“企业家精神”就只能局限在贫民窟里，经营着自家的“地下经济”，得过且过，还得向官僚、警察或是黑帮缴纳“保护费”。
　　德•索托本人对此有更为形象的表述：第三世界的穷人“有住房，但没有房契；有庄稼，但没有地契；有生意，但没有公司章程”。这就是为何“这些国家明明已经引入了从曲别针到核反应堆的西方所有发明，却依然无法创造出充足的资本”的原因。

绝大多数秘鲁人把经济活动转入地下，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非正式经济部落”

　　法律“种族隔离”

　　此时在世界的另一极，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早已解决了穷人的产权问题。但是早到让他们“好了伤疤忘了疼”，以至于在为发展中国家开处方的时候，发达国家竟然对产权问题视而不见。
　　在回顾发达国家产权制度历史时，德•索托发现，19世纪美国西部大开发时，西部定居者也难以为自己事实上已占有的土地、矿山等获得明确的产权证明。好在经过100多年的制度建设，一整套完整的、惠及大众的产权认证与保护体系已经在美国建立起来，并为社会大众所尊重，为法官所遵循。而在战后初期的日本，作为日本事实上的“太上皇”，麦克阿瑟将军至今为人称道的一项“德政”，就是让日本农民在历史上第一次对自己耕种的土地拥有 了明确、完整的产权。
　　实际上，并非第三世界的穷人不想为其财产寻求法律承认与保障，而是因为政府的官僚主义和种种法规障碍，使得穷人根本无法登记其产权。
　　那段时间，德•索托雇了一个法学院学生，一条一条地数秘鲁政府颁布的关于经济与商业的种种法规条例。结果发现，有一年秘鲁政府竟然颁布了28000条法规条例，构建了一座穷人根本无法通过的“法律迷宫”。比如在利马，穷人要取得自己住房的产权，需要经历728道手续！难怪在拉丁美洲，有那么多人拼了命也要移民美国或其他发达国家，而且移民后，他们的生活至少在经济上普遍好转。
　　在众多第三世界国家，精英阶层享受着西方式产权制度的种种好处，却拒绝将这种好处同穷人分享。德•索托将这种情形比喻为“玻璃钟罩”（bell jar）：“精英”们生活在罩子里，穷人在外面，隔着玻璃，不得其门而入。这种法律待遇上的“种族隔离”显然是不公正的，而且也导致社会生活中全面的“种族隔离”—穷人痛恨现行制度，也迁怒于富人；富人在穷人愤恨的目光中只好“深沟高垒”，躲在围墙后面。日久天长，戒备森严的“高尚社区”俨然成了被贫民窟汪洋大海所包围的“财富孤岛”。
　　什么才是解决第三世界贫困问题的关键所在？在对贫民窟和地下经济有了深入了解后，德•索托得出的结论是：通过改革与制度建设，在法律上承认穷人的“既得利益”，将穷人实际拥有的财产—土地、住房、小生意—纳入产权体系中，让穷人手中的“死资本”真正“活”起来。

巴厘岛的犬吠：
狗的智慧与制度设计
Dog Barks in Bali : Canine Wisdom and Human Institutional Design

　　“在巴厘岛漫步稻田中，我不知道各家的田界在哪里，但狗知道。每次我从一家的田地走到另一家的田地，各家的狗都会叫起来。”
　　　　　　　　　　　　　　　　　　　　　　——德•索托

　　在建立有关保障穷人产权的理论体系的同时，德•索托也力图将此理论付诸实践。
　　在秘鲁政府的支持下，1990年代，他创办的自由与民主学会设计了一整套方案，旨在帮助秘鲁的穷人更为简便、更有效率地为其土地获得地契，或为其小生意获得执照。此前，秘鲁的穷人要获得宅基地地契，需要同14个政府部门打交道，现在则只需一个政府部门即可。而注册企业的成本也下降了将近9倍，降到174美元。1990年～1995年间，在利马市区，政府共颁发了30万份地契；到1998年，这些土地的价值翻了一番。
　　自1990年代初以来，德•索托及其自由与民主学会先后为萨尔瓦多、海地、埃及、墨西哥、菲律宾、加纳、洪都拉斯等国政府提供帮助和建议，简化这些国家的产权体系，让更多穷人合法地拥有自己的产业，从而释放穷人手中隐藏的“死资本”。在他看来，要解决第三世界的发展与贫困问题， “我们不应只着眼于宏观政策方面的东西，诸如稳定的货币、财政盈亏平衡以及民营化等。市场经济的核心在于产权体系。”

　　论战

　　德•索托的立场也招致了不少批评，这些批评包括：
　　■过分强调产权制度的重要性，但要解决第三世界的贫困问题，还需要全方位的改革；
　　■在第三世界建立完善的、惠及全民的产权法律体系并非易事，且无助于帮助那些最贫困的人，如没有任何土地或其他资产的佃农；
　　■实证研究表明，在某些地区，如哥伦比亚首都波哥达，向穷人颁发地契，既没有带来更健康的住房市场，也没有导致更好的信贷供给；
　　■最严厉的指责则是，德•索托只是编造了一个“民粹资本主义”（popular capitalism）的迷梦，仿佛只要一纸地契在手，第三世界的穷人就能在一夜之间变成“资本家”。其危险在于，穷国的政策制定者们可能会受到误导，以为只要承认了穷人的财产权，就不用做得更多，余下的交给市场经济即可。一位批评家评论道：“德•索托并没有揭开‘资本的秘密’，相反，他正在制造一个基于民粹主义美梦的关于资本主义的神话，这很危险。”
　　针对这些批评，德•索托回应道：
　　“我没有说其他改革没有必要。我只是说，产权体系是一个首要的改革目标。显而易见，产权法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在我看来，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没有产权法，一个国家永远也不可能以一种可持续的方式完成其他改革。”

　　布道

　　尽管存在种种批评，但德•索托的观点依然在学界和政界得到广泛支持。除了观点本身，这也许要归功于他讲故事的能力，归功于他近乎是“布道”的不懈努力。
　　或许是来自他外交官家庭的遗传—他的父亲曾任位于日内瓦的国际劳工组织(ILO)官员，而他的兄弟阿尔瓦罗（AlvarodeSoto）则官至联合国副秘书长。在德•索托推销理念时，他总是能够通过一些小故事引起听众理智与情感上的共鸣。他讲过的最著名的故事也许是“巴厘岛的犬吠”。当他在印尼巴厘岛度假时，印尼政府邀请他到雅加达为内阁成员演讲，谈谈他对在印尼建立产权制度的看法。演讲中，有人提到，为穷人建立明确、简便的产权制 度固然好，但如何才能搞清楚谁拥有什么呢？
　　德•索托答道：“在巴厘岛漫步稻田中时，我不知道各家的田界在哪里，但狗知道。每次我从一家的田地走到另一家的地头，各家的狗都会叫起来。这些狗并不懂得法律，但它们很清楚哪些是自己主人所控制的资财。”
　　引伸一下，建立一套惠及穷人的产权法体系也好，抑或其他改革举措也罢，政策制定者们最好先去听听穷人柴门里的犬吠声，了解现实生活中穷人们实际利益所在—包括既得利益和利益诉求，以及穷人们自发制定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