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舍尔:中国经济增速未来仍将快于其他国家

稿源:当代金融家 | 作者:费舍尔 日期:2016-02-17 16:02:18

尽管目前新兴亚洲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但本地区的增速今后仍将显著超过全球经济增长,是对全球增长贡献最重要的地区。

▲ 斯坦利·费舍尔 美联储副主席

 
新兴亚洲经济体需要转型,即转向更多依靠国内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的增长模式。尽管目前新兴亚洲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但本地区的增速今后仍将显著超过全球经济增长,是对全球增长贡献最重要的地区。

 

在经历长时间经济快速增长之后,亚洲新兴经济体似乎已经进入转型阶段。过去几十年中,亚洲新兴经济体一直是全球增长最快、最富活力的市场。在本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的30年里,依靠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这些经济体的平均年增长率达到7.5%。经济高速增长也支撑了该地区人均收入显著提升(见附表1)。

 

 

新兴亚洲经济体的发展遵循了一条彼此类似的路径,这一路径由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最先探索:首先是融入全球经济,随后则是一段时间出口导向的快速经济增长;随着经济发展和收入提高,经济增长速度逐渐放慢。在一个被比喻为大雁飞行模式的过程中,日本的经济发展造成更多劳动密集型生产从日本转移到“亚洲四小虎”,即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这些经济体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经历了快速经济增长。在“四小虎”发展以后,低附加值的生产又进一步转移到东盟国家,主要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以及后来的中国。中国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起飞,并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结束前一直保持快速增长。这一过程中的每一阶段,当较发达、全球化程度较高的经济体增速放缓时,相对欠发达、全球化程度较低经济体则开始增长加速,这样就保持了整个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

 

当前中国可能开始出现经济增速放缓的现象,就像东亚经济增长模式中其他经济体所经历的情况,但同时又没有足够规模的经济体(印度是一个显著的例外。关于印度的情况,本文会在后面探讨)可以弥补增长下降的缺口,因此,整个地区的经济增速正在下滑。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地区经济展望所展示的,随着中国经济增速下降,新兴亚洲的经济增速在2015年和2016年都将下降,并且在2020年以前,增速下降的趋势恐难改变。

 

本文将首先探讨亚洲新兴经济体增长放缓背后的若干因素,特别重要的是人口因素;其后将探讨亚洲经济增长放缓的全球影响,以及对大宗商品市场的效应;随后我将审视印度重启该地区经济活力的前景,最后,我将分享对于当前及未来亚洲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的若干思考。

 

 新兴亚洲经济增长放缓的原因

 

关于亚洲经济增长,首先要说明的是6%以上的增长速度并不慢,只是比以前低,但仍令人叹为观止。以下四个因素影响亚洲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

 

其一,新兴亚洲会继续受到世界其他地区(包括发达经济体)需求增长缓慢的负面影响。

 

其二,随着经济不断发展,经济体的增长速度一般会放缓,这一现象此前诸多国家都经历过。

 

其三,受全球一体化和生产分工体系推动的本地区快速贸易增长可能已经到了一个高原期。

 

其四,若干新兴亚洲国家的人口结构趋势可能会影响未来几年的经济增长。

 

就第一个因素而言,与老生常谈的所谓新兴市场经济体增长与发达经济体“脱钩”情况相反,实际上在新兴亚洲的经济增长中,发达经济体的需求持续发挥着重要作用。众所周知,近年来,发达经济体进口需求一直不旺。美国、日本和欧元区的实际商品进口在过去3年里年均增长速度只有3.5%,是本次金融危机前20年平均增速的一半。

 

就第二个因素而言,理论和实际经验都充分说明,随着一国不断发展,经济增长速度一般会放缓。在一个资本匮乏的发展中国家,初期投资的增加一般会有高回报,而随着资本积累,投资回报率会下降。同理,一国在融入全球经济的初期,受从发达经济体引入了技术和管理的推动,生产率一般会快速提高。而随着时间推移,此种“追赶”模式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会淡出。另外,随着收入和消费的增加,会出现对服务需求的相对快速增长趋势。本地资源向服务生产转移,通常导致劳动生产率增长放缓,从而进一步加剧趋势增长放缓。

 

随着经济发展,上述影响增长速度的因素似乎已经在中国显现:在经过若干年较高投资后,资本回报率开始趋于平稳,投资占GDP的比重在2011年达到50%的峰值后已经开始小幅下降。根据刘易斯模型,中国可能正在到达由小农经济转化的劳动力供给成为经济增长制约因素的阶段。此外,尽管从全球标准来看仍然较高,但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速一直在下降。

 

劳动生产率增速下降的原因至少部分源于服务业消费的快速增长。中国近期GDP数据最值得关注的方面就是服务业的快速发展,目前服务业已经占GDP增加值的一半,而2008年该值仅略大于40%。

 

第三个因素是贸易。全球一体化和贸易增长是亚洲经济成功的关键因素,近年来全球贸易的下滑很可能影响到新兴亚洲的增长前景。

 

在本次金融危机期间,全球贸易崩溃。在危机最严重阶段过去后,贸易出现了反弹。但与此前的下跌相比,反弹是有限的,自2012年以来贸易量的增加仅与全球产出增长率保持同步。与前20年相比,这种降幅非常大——20年前贸易量增长速度是全球产出的2倍。危机的后遗症,特别是在诸多经济体中,是贸易商品密集型投资的持续不振,一直在影响着全球贸易疲弱,而亚洲区域内贸易增速放缓也是其中因素之一。

 

截至21世纪第一个十年结束,亚洲区域内名义贸易额的年均增长速度大约是15%,但过去几年已明显趋缓,部分地反映了本地区内生产分工的增长速度下降。

 

亚洲区域内贸易重新出现快速增长的前景并不乐观。亚洲生产分工的增长与本地区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密切相关,中国融入全球经济是这一生产体系的中心,并极大地促进了该体系的发展。随着中国和本地区其他经济体从外部需求转向国内需求,本地区的贸易增长不太可能恢复到以前的快速增长水平。

 

这些分工体系的扩张同出口引领的增长模式密切相关,而后者又往往有赖于对出口部门的优惠待遇,就此角度而言,亚洲新兴经济体更均衡的增长可能促成生产在各国之间更好地配置。如果因此导致了贸易增速放缓,这也并非坏事。但学术界共识是,贸易会提高效率,并促进技术创新的广泛传播,而贸易增速放缓会降低这两方面的效应。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亚洲贸易增长一直受到各种区域内和更大范围贸易协议的推动,包括东盟十国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许多双边贸易协议。

 

最后,人口结构可能是降低本地区经济增速的另一个因素,尤其是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泰国和中国内地,尽管中国最近放宽了生育政策。如附表2所示,中国内地和泰国的人口年龄中位数是37岁,与美国的情况大体相同。中国香港、韩国和新加坡的年龄中位数更高,都超过了40岁。预计到2030年,中国、泰国和其他比较发达的新兴亚洲经济体65岁以上人口比例会大幅度提高,尽管仍低于德国和日本的情况,但将出现类似美国的情况。然而,本地区其他经济体的人口结构问题并不突出,尤其是印度和多数东盟国家,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这些国家的中位数低于30岁。就像许多发达国家劳动力增长缓慢会降低经济增长一样,人口结构相对老龄化的新兴亚洲经济体也会出现趋势增长率下降的局面。

 

 

总之,上述是可能降低新兴亚洲经济体增长速度的因素,但总体情况并不令人悲观。相反,从很大程度上讲,增长速度放缓是新兴亚洲经济体的自然转型,是其令人惊叹的经济成功的一个结果。

 

正如此前有观点认为,保持本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要求转型,即转向更多依靠国内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的增长范式。此种转型,或曰“再平衡”,在中国——目前新兴亚洲经济体出口导向模式的核心——最为明显,也形成了广泛共识。这些经济体,主要是中国,但也包括其他通过中国出口的经济体,需要向国内需求转型,这一趋势很大程度反映了这些经济体体量和重要性已经相当巨大,很难继续依靠过去的出口引领模式来实现增长。

 

就经济增长而言,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尽管速度递减,但本地区的增速今后若干年仍将显著超过全球经济增长,是全球增长贡献最重要的地区。

 

 亚洲经济转型的外溢影响:大宗商品价格

 

 

一段时间以来,新兴亚洲一直在大宗商品市场扮演者超出其体量的重要角色,特别是中国,因其重投资增长模式,在过去20年里一直占据大宗商品新增需求的显著部分。自2000年以来,中国占全球新增石油需求大约40%,占新增钢材需求80%,再如铜,全球所有新增需求都来自中国,而同期内中国以外国家的需求量总体上是减少的。

 

在过去十年的大多数时间中,新兴亚洲的需求增长推动了大宗商品价格剧烈上涨,至少暂时性地逆转了此前二十年大宗商品价格和大宗商品生产国贸易条件看似不可逆转的下降。较高价格极大地促进过去十年大宗商品生产国的繁荣,并支持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以及包括澳大利亚和美国在内的若干发达国家的大宗商品部门。

 

自2014年年中以来,大宗商品价格出现大幅度下降,其中石油价格下跌近60%,各类金属价格指数下降约1/3,拖累了许多大宗商品生产国的经济增长。尽管近年来大宗商品产量快速增长反映了生产国对前几年价格上涨的响应,也必然会对价格下跌有影响,但中国和新兴亚洲需求的减缓是其中的重要因素。

 

未来大宗商品价格的变化固然并不确定,但新兴亚洲投资率的下降,预示着大宗商品需求的增长率会持续下降。价格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在低水平,金属似乎尤其如此,比如在建设和投资中大量使用的金属钢和铜。但对石油而言,从投资主导转向消费主导增长模式的外溢影响目前还不太确定。中国的人均石油消费目前仍远低于发达经济体,与中国较低的汽车保有率一致。人均石油消费一般会随着财富增加而增加,因此随着中国人均收入进一步增加,未来可能对石油市场产生强有力支撑。

 

总体来说,整个世界会因新兴亚洲转向消费主导的增长而受益。在成功地转向更均衡的增长模式后,新兴亚洲会从本地区和全球其他国家进口更多种类的商品和服务。新兴亚洲的转型是否使一国受益,很可能取决于该国经济的弹性,即适应亚洲需求转变的能力,要从大宗商品和零部件组装后再出口,转向生产能满足亚洲最终需求的商品和服务的模式。

 

总之,新兴亚洲经济体较低增长速度的转型会对全球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其中一个影响是贸易增长不可能恢复到前几十年的增长速度,大宗商品价格持续攀升的局面似乎已经结束。

 

 印度能否重新推动新兴亚洲的增长

 

 

发展前景中一个不确定因素是印度是否能成为亚洲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从原则上讲,印度有很大潜力重启亚洲经济增长引擎。一方面原因是印度还没有融入全球生产分工体系。例如,机械和电子产品具有很强的生产分工特点,占其他新兴亚洲经济体出口额的大约一半,但仅占印度出口的15%。印度吸引的外国投资占GDP的比重只相当于中国的一半,而且2014年印度的人均GDP只有1600美元,仍然显著低于新兴亚洲的平均水平。

 

尽管推动中国和其他新兴亚洲经济体发展的出口导向增长模式已经很成熟,而且也出现增长率放缓的情形,但印度仍然处于这一发展轨迹的早期阶段。进一步的资本投入和潜在生产率的提高会使印度在若干年内保持较快经济增长。印度是一个人口结构年轻的国家,赡养率比较低,劳动力人口会继续增加。据联合国预测,印度将在十年内超过中国成为人口最多的国家。

 

在20世纪60~70年代,印度的经济增长率是3%~4%,随后几十年里平均增长率接近6%,21世纪开始后增长率进一步提高。2015年印度的增长率预计为7.5%,是大型经济体中最快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15~2020年其经济增长率还会提高。印度经济体增长的支撑因素是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改进,包括货币政策实施框架的完善,以及司法和监管改革等。

 

尽管如此,为了实现全部增长潜力,印度还需要克服许多障碍。印度经济持续受到基础设施不足的阻碍,这只能通过投资率的提高来缓解。而这一过程需要放宽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还需要继续进行各种艰难的改革,未来依然任重道远。

 

 结语

 

 

在全球经济发展史上,过去60~70年里亚洲经济体的表现,尤其是中国、日本和韩国,即使不是独一无二的,也是全球经济史中值得大书特书的一段。

 

从短期角度来看,一些主要中央银行可能会逐步退出零利率政策。现在的问题是亚洲新兴市场经济体和整个世界是否已经做好准备应对此类决策,从而使可能发生资本流动和市场调整不致造成重大宏观经济后果。虽然我们一直在分析新数据,最终决定还没有作出,但我们已经尽全力避免在决定出台时使市场和政府感到意外,以至于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和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告诉联储不妨“放手去做”(“just do it”)。

 

看得再长远些,我们需要解答的一个问题是,全球经济发展是否可以继续实行出口导向的增长战略(这一战略曾造就亚洲经济奇迹),抑或大衰退和本次全球金融危机标志着现代全球经济发展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开端。无论是哪一条路,印度经济的未来都非常值得关注,不仅对占世界人口18%的印度国民,而且对其余82%的全球人口概莫能外。

 

在结构性层面上,有三个近期因素目前很难评估:亚洲基础设施银行的建立;人民币可能加入特别提款权;可能签署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而中国可能不是创始成员国。这些都是潜在重要问题。这些问题的答案也就是下述基本问题:世界经济中心是否会继续像近几十年一样转向亚洲,尤其是中国和印度。这种转变是两个世纪以前全球经济秩序的一种回归。

 

中国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很可能继续保持快于世界其他经济体的增长速度,占全球产出的比例会进一步提高。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将进一步上升,也会在全球经济和国际经济机构中发挥愈加重要的作用。

 

(本文由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康以同摘译自美联储副主席费舍尔2015年11月19日在美国加州旧金山市“全球经济分化的政策挑战——亚洲经济政策会议”(Policy Challenges in a Diverging Global Economy: 2015 Asia Economic Policy Conference,会议由美国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主办)上的演讲。演讲英文标题为“Emerging Asia in Transition”,英文全文可参见美联储网站(http://www.federalreserve.gov/newsevents/speech/fischer20151119a.htm)。斯坦利·费舍尔,著名经济学家,新凯尔斯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奠基人之一,著有《宏观经济学》,是流行于世的经济学教科书,其门下弟子包括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欧央行行长德拉吉、经济学家曼昆等。曾历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花旗集团副主席等。2005年5月~2012年6月担任以色列央行行长。2014年1月10日,被提名为美联储副主席,是年5月正式就任。本文原标题为《转型中的新兴亚洲经济体》,刊载于《当代金融家》201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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